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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子盖“爆发”了；睚眦欲裂；连声咆哮；最后指着郑元寿、李浑和韩世谔厉声质问；“圣主信任你们；对你们寄予厚望；但你们如何报答圣主的？就这样报答吗？以伊阙的丢失；以东都危机的恶化；来报答圣主；来兑现对圣主的承诺；来表达对圣主的忠诚？”
李浑、郑元寿和韩世谔没想到樊子盖如此“冲动”；关键时刻不但严词拒绝军方的合作“邀请”；还猛抽军方的脸；巴掌打得“啪啪”响；直接翻脸了。三人脸色铁青；怒视着暴跳如雷的樊子盖；一个个恨不得拿刀砍了他。这个老家伙不识大体；不顾大局；一无是处；圣主到底看上他什么了；竟委其以重任。
韩世谔掉头就走。都撕破脸了；还有什么好谈的？东都危机骤然恶化就是源自伊阙失陷；而越王和樊子盖一气之下；不但不愿与军方共担责任；还拒绝与军方携手合作；尤其严重的是；樊子盖这个老家伙还反过来威胁军方；以东都的安危来胁迫军方“低头”；但军方不会“低头”；更不会对越王和樊子盖俯首听命；虽然军方会因此更加被动；不过军方并没有陷入绝境；军方还有逆转危局的办法；那就是马上夺回伊阙；所以韩世谔二话不说；掉头就走；飞一般离开东都赶赴伊阙去了。
看到樊子盖、李浑和郑元寿三人怒发冲冠、剑拔弩张的样子；崔赜暗自叹息；樊子盖这个改革派的中坚人物是“四面楚歌”；面对危局有心无力；李浑这个关陇人则居心叵测；背后下“黑手”；蓄意恶化东都危局；而郑元寿这个山东豪门因为地域关系；与河洛贵族、颖汝贵族利益纠葛太深；他在兵变爆发后会持何种立场；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崔赜忍不住有一种心力交瘁；甚至是绝望之感。
越王杨侗看到崔赜冲着自己连使眼色；心领神会；当即把情绪失控的樊子盖拉进了偏堂；让他先冷静一下；同时也给崔赜一个劝和军方的机会；毕竟危机当前；军政双方撕破脸对着于于事无补；对双方都不利；所以樊子盖这个“红脸”唱完后；就轮到崔赜这个“白脸”上场了；想方设法也要利用伊阙失陷这件事逼着军方让步妥协；军方可以“不低头”不听命；但必须合作；合则两利嘛。
崔赜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废话后；就和颜悦色地问李浑；u公若南下豫州；京畿以东由谁卫戍？
李浑没有回答；而是望向了郑元寿。
在京畿卫戍上；李浑这位右骁卫将军主要负责东、南方向；而右候卫将军郑元寿主要负责西、北方向；另外还有荥阳、河阳、柏谷和偃师四大都尉；这六个京畿卫戍统帅彼此没有隶属关系；不过防区却交叉重叠；之所以这样设置；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明面上的说法就是互相牵制监控；以防镇将拥兵作乱。
现在李浑要出京戡乱；要离开自己的防区；那么崔赜的疑问；当然最好由郑元寿来回答。
崔赜的心骤然悬了起来；眼里不由自主地掠过一丝慌乱。目前留镇东都的卫府最高长官就是李浑和郑元寿；所以军方的这个决策肯定出自两人之手；而两人一个是关陇人；一个是山东人；李浑这位关陇籍的将军在京畿东南方向防御山东人；而山东籍的郑元寿在京畿的西北方向防御关陇人；这种情形下；两人达成妥协；李浑出京戡乱；郑元寿全权负责京畿卫戍；这说明什么？如果李浑是有意推波助澜；有意恶化东都局势；给杨玄感黎阳举兵创造机会；那么郑元寿是不是在有意配合杨玄感黎阳举兵？换句话说；郑元寿极有可能是杨玄感的同党；是兵变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
崔赜被自己的推测震惊了；几欲窒息；冷汗唰地出来了；好在正值盛夏；天气炎热；衣服汗湿了也正常；没人在
郑元寿表情严肃；眼神冷漠地望着崔赜；沉默稍许；反问道；“你说由谁卫戍最为合适？”
崔赜立即从郑元寿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郑元寿显然不愿意代替李浑卫戍京畿东部；不想自找麻烦；那么联想到双方之前的争论；李浑和郑元寿的妥协之策便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把刚刚组建的京畿地方军部署在京畿东部；但他们的提议被樊子盖否决了；“如意算盘”落空了。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李浑要去夺回伊阙；要南下剿贼；他要带走一部分卫戍军；而郑元寿又不愿意代替李浑镇戍京畿东部；两人联手“算计”越王和樊子盖；最后结果肯定只有一个；如果越王和樊子盖不愿意把刚刚组建的京畿地方军交给军方；那么就必须主动承担起京畿东部的卫戍重任；二选一；必须选择一个；这也算是军方让步了。
崔赜的呼吸渐渐粗重。这是阴谋；肯定是阴谋；因为杨玄感一旦在黎阳举兵；南下攻打东都；不论是走水路；还是走陆路；都要取道京畿的东部；也就是沿洛水西进；从洛口、黑石、偃师一线杀到东都；而以刚刚组建的这支京畿地方军的实力；根本阻御不了杨玄感的攻击；那么将来追究责任的时候；主动承担其京畿东部卫戍重任的越王、樊子盖就“百口莫辩”了。明明知道被人算计了；但你睁着眼睛跳进了“坑”里；你不死谁死？
崔赜没有选择；他只能睁着眼睛跳进“坑”里。相比把京畿地方军交给军方；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倒不如自己舍命一搏；或许就能创造奇迹；毕竟自己手上还有白发李风云这个足以逆转东都危局的“暗棋”。
“在某看来；河南赞务裴弘策最为合适。”崔赜给出了答案；做出了妥协。
李浑“阴云密布”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阳光”；而郑元寿的眼神也变了；有些欣喜；也有些玩味。
气氛马上转好；考虑到形势紧张；时间有限；双方随即在一些具体细节上稍加磋商后便达成了一致。崔赜当堂拟写了奏章；李浑和郑元寿审阅后立即盖上了印鉴；越王和樊子盖也接受了事实；也审阅同意盖上印鉴；然后封印；十万火急送往辽东行宫。
两位将军离开后；樊子盖再也按捺不住；质问崔赜；“你既然知道这背后肯定有阴谋；为何还要妥协？如今计将何出？”
“某去拜见安昌公。”崔赜叹道；“现在能拯救东都的；只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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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零八章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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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子盖并不认同崔赜的办法；更不敢把拯救东都的希望寄托在以鲜卑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身上。
这一政治集团在大一统改革中立场保守；与圣主和改革派冲突不断；大业三年的榆林事件中；鲜卑勋贵贺若弼、宇文弼就与高颍一起被杀；其后八姓勋贵日渐衰落；以元氏为首的鲜卑豪门无奈之下；只能在政治上采取骑墙策略；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既不敢与风头强劲的改革派针锋相对；也不敢与保守势力携手结盟；而改革派则对他们保持着高度戒备；保守势力则竭力拉拢。去年的政治风暴中；鲜卑勋贵于仲文倒了；刘士龙亦被斩杀；虏姓老贵族再遭重创；这使得汉虏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再度升级；虏姓老贵族与圣主和改革派之间的冲突也达到了顶点。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樊子盖有理由认定；以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的立场和手段；在今日东都危局下；他们必定冷眼旁观；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甚至落井下石；指望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圣主和改革派；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京畿卫戍；还有荥阳、河阳、偃师和柏谷四大都尉。”樊子盖不好直接否决崔赜；只能旁敲侧击的予以提醒；“而这四大都尉中；荥阳都尉和河阳都尉都会倾尽全力支持越王；但你为何视而不见？”
荥阳都尉崔宝德是博陵崔氏的少壮中坚；理所当然支持越王；而河阳都尉与博陵崔氏的关系同样密切。
今日河阳都尉身份显赫；乃秦王杨浩；一位货真价实的亲王。
杨浩是前秦王杨俊之子；他的母亲就是前秦王妃崔氏；而这位崔氏就是大权贵崔弘度、崔弘升、崔弘寿诸兄弟的妹妹。先帝朝皇统大战；秦王杨俊的背后支持者就是以博陵崔氏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结果杨俊败了；死了；据查是被妒妇崔氏毒死的；于是崔氏被废；并处以死刑；其子杨浩连坐；取消世子资格；不能继嗣袭爵；而时为河南王妃的崔钰受到连累亦被废黜；崔弘度兄弟更是饱受打击；博陵崔氏一度陷入风雨飘零之中。圣主登基称帝后；因政治需要；不得不结盟山东贵族集团；于是博陵崔氏东山再起；重入朝堂；而杨浩也因此得以恢复世子身份；继承了秦王爵位；并步入仕途；他的起点非常高；不是在中央府署就是在十二卫府任职；平步青云；第一次东征之前被圣主委以重任；出任京畿四大都尉府中最为重要的河阳都尉。
河阳在大河以北；隔大河与邙山相望；距离东都不足百里；是京畿北部第一道防御线；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而圣主将这一举足轻重的位置托付于年轻的秦王杨浩；可见圣主对他其还是寄予了厚望。
在樊子盖看来；圣主之所以把杨浩安排在河阳都尉的位置上；一方面是利用他背后博陵崔氏和山东人的力量；确保京畿北部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利用他尊崇的亲王身份；在东都陷入危局；而年幼的越王杨侗又难以驾驭局势之际；由他这位秦王；还有荥阳的郇王杨庆；还有弘农的蔡王杨智积；一起出面合力辅佐；虽然这些亲王们都不愿介入新一轮皇统之争；都不愿在形势尚未明朗前主动“站队”；但事关国祚安危和皇族根本利益；关键时刻也只能硬着头皮“挺身而出”；毕竟政治上的不作为和政治博弈中的摇摆所导致的后果完全不一样；一旦东都政局出现了不利于二次东征；甚至直接导致二次东征功亏一篑；那么在接下来的政治清算中；这些“不作为”的亲王必定首当其冲。
目前东都形势很不好；京畿局面也“风雨欲来”；越王杨侗有些“招架不住”了；需要亲王们的帮助；但荥阳那边的郇王杨庆被通济渠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而弘农方向的蔡王杨智积则对西京保持着高度戒备；不敢有丝毫懈怠；这两位亲王自顾不暇；根本顾及不到东都；最后只剩下秦王杨浩尚有余力帮助越王。
河阳都尉府位于河内郡；秦王杨浩这位河阳都尉有权调度河内诸鹰扬和地方武装；而河内的世家豪望们与河北豪门关系非常密切；即便是看在博陵崔氏的面子上；也会尽心尽力支持秦王杨浩。
樊子盖据此认定；只要崔赜与东都的崔氏家族成员达成共识；做出决策；让越王杨侗向秦王杨浩“求助”；则杨浩必能调一部分河内军队进入京畿东部防区；如此一来还用得着向元文都“低声下气”；向鲜卑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做出妥协和让步？
樊子盖的不满；也是越王杨侗心中的疑惑；他也不知道崔赜为什么会把缓解东都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太府卿元文都身上。现在东都缺的不是钱；而是军队；是绝对忠诚于圣主并愿意为越王杨侗冲锋陷阵的军队；但以元文都之力；显然无法为越王杨侗从卫府中拉来一支俯首听命的军队。
虽然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始终是越王杨侗的支持者；是越王杨侗的“左膀右臂”；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政治力量；然而自去年内史令元寿病逝；于仲文和刘士龙又在政治风暴中死去；紧跟着一大批虏姓将领又被逐出军队后；虏姓老贵族集团在军政两界的实力遭到了沉重打击；短期内难以恢复。实际上实力的恢复不过是时间问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经此打击后；他们对汉姓贵族集团；对圣主和改革派充满了仇恨；双方之间的信任几乎崩溃；这才是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恢复的。
面对樊子盖的疑问和杨侗的疑惑；崔赜不得不做出解释。
目前危局下；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秦王杨浩虽然可以独当一面；但实力十分有限；对拯救东都危局基本上没什么帮助；相比起来；虏姓老贵族集团的实力就非常庞大了；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底蕴深厚；在河洛地区苦心经营了两百余年；历史上他们曾遭受了无数次打击；甚至都有亡国的打击；但最终他们都挺过来了；至今还活得很滋润；所以去年的政治风暴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毛毛雨而已；伤不了筋动不了骨；只是造成的政治后果很严重；直接损害了鲜卑老贵族与汉姓贵族之间的信任；一旦形势对汉姓贵族不利；元氏和八姓勋贵必然“推波助澜”；必然蓄意恶化东都危机；比如帮助激进保守力量发动兵变以摧毁东都政局；比如帮助日益猖獗的叛贼中断大运河以摧毁二次东征；以此来报复汉姓贵族；报复圣主和改革派对他们的打击。
这是可以预见的结果；这也是东都危机难以拯救的原因所在；为此必须“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