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福建写《两地书》,我没他那样的福分。瞿秋白在福建写《多余的话》,落得掘尸毁坟,在他动手写的时候,可能已经意识到是多余的了,意识到而不改,也是文人积习太深的缘故。话得说回来,一个人临死的时候,还不允许倾诉自己的一腔哀怨实在也太霸道了,我同情他,所以写两封多余的信吧。继而吟诗作赋——
春寒夜雨向阳楼,一别悠悠又过秋。
咫尺天涯人不见,玉泉河畔月西流望帘钩,小西楼,送君别意悠悠,论夭折,竟为愁,此景此情,梦里谁留!一篇文字堪羞,盈得中霄泪满流,人生百年尔,若个为俦,纵天荒地老,此意难休。
这些文字真是又蠢又俗又笨!
有些事并非凡人都能”染指”,不论佟大雷多么自以为是,诗词这样的洁物,实则与佟大雷毫不着边。他最精彩的文字还是那些打油。
好比一日游灵隐,万头攒动,索然而返,灵隐壁上有斗大四字:咫尺西天。倒启发了他的灵感。为求吴为一笑:打油一首——
咫尺西天处,香烟腾云雾。
男女膜拜者,颇多大脚裤。不论填词作赋还是本人,佟大雷只合打油。想起胡秉宸当年正是一句秦少游缴了她的械,吴为心中更是不耐烦,怎么人人都玩起了模仿秀!
想不到佟大雷这样纠缠,只好给部里几位领导包括佟大雷在内写了一封公开信,算是一个警告。佟大雷回信道:
“作为朋友,即便写一封信给我,总不会引起我的神经发作。然而竟是如此惜墨如金,某某某、某某某并某某的一封官书,实在人情之外,就是一位公主也未免过分一点。”
从此“安史之乱”方才平复,吴为以为佟大雷的爱情攻势从此也就平息下来。
她对佟大雷过剩的精力,认识得太不足了。
如果“永动说”不能在物理学上成立,那些对“永动说”执迷不悟的科学狂人,最终可以在佟大雷这里得到极大的心理弥补。
胡秉宸那里也是每天一封信。吴为对着那些信说:“不,我不给你回信。”果然没有一字回复。
她在山坡上爬来爬去,天边的云就低了许多,也像从来没有胡秉宸那个人似的按时起床、睡觉、工作,写点什么……渐渐觉得日子和她都像云一样平滑了。有时也想到自己的自私,为了逃避这个爱,把母亲和女儿扔在北京,难道她们不想念她、不需要她的照顾吗?
可是胡秉宸突然来信,说肠子上长了什么东西;已经住进医院等等,那平滑的云或是山坡马上完蛋。
她连夜赶到县城,拿着手电筒在阡陌小路上疾步赶路,除了远处的狗吠,只有那束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的包围中渺小无力地颤动着。
县邮电局的木板门,敲起来响彻整个寂静的山村小镇,可是工作人员像在石头里冬眠。她咬着牙、闷着头不停地敲,直至敲开一扇木板窗。一个头发直竖的脑袋从里面钻出,“什么事?”
“打电报。”
“这里没有电报业务。”头发直竖的脑袋又缩回石头里去。
此时吴为变得十分聪明,她想到了县委会。果然有灯光,有人值班,安静地过着一个山区的夜晚。她拿出工作证,信口雌黄地使用着“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招摇撞骗的伎俩:“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请示……”
中年人对她的证件肃然起敬,那么容易地就相信了她,“没问题,没问题。”甚至高兴有机会帮助她,同时也有能够使用权力的慷慨。
吴为好一阵惭愧,欺骗这样一个对中央部门怀着如此敬意的人实在可耻。
她真想对他说“我其实……我不过急着要用电话”,却变成了“我可以付电话费”。
“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这就让接线员给你接电话。”
他走到院子里,大声吆喝着:“小王,小王!”这一吆喝肯定把全院子的人都得吵醒,可只有一间屋子的灯亮了,也许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牛吆喝。叫做小王的,摇着一个二十世纪初的电话机,把她要的电话号码传递给遥远的一部电话机,她要靠着这样复杂艰难的链接、运载,把她的焦虑从这个小小的山区,传达到胡秉宸那里。
这古老的山镇、古老的电话机和古老的生活,让她突然有了瞬间的反省,比之它,万物的虚浮不过是很不清晰的一个闪念。
电话终于接通,有山有水的距离在线路中声声漫漫,忽断忽续,“喂……”当她听见胡秉宸的声音时,似乎又要昏倒下去,瞥了一眼一旁的小王和中年干部,挣扎说道,“我接到了您的信,”并不是为了隐瞒,而是不愿亵渎小王和中年干部协助她的真诚,“我想请示一下,我是否……是否留在这里继续工作,还是立刻返回?”胡秉宸的声音听上去很虚弱,确有重病缠身的样子。
听出吴为的焦虑,胡秉宸更加利用起来,他当然要她立即返回。
他没有说医生已经确诊,肠子上那块东西不过是块息肉。吴为也没有问是不是癌,——既然她没有问,不说也不为过,只用更为虚弱的声音说了一个“喂”。
要是他用更虚弱的声音说一个“喂”,也没有什么不对。夜间,他正睡得迷迷糊糊,脑子不够清醒或是嗓子发干等等,“我觉得你的工作不一定非得在那里完成,这里毕竟是变革的中心……我想你不如回来,不要失去感受这样一种氛围的机会。”他在电话里只能说这样的官话,好在这样的官话说起来得心应手。她在电话里也是吞吞吐吐,显然一旁有人。
吴为却理解为他的情况不妙,说:“好,我马上回来。”
马不停蹄赶回北京,放下行李就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胡秉宸上来就是一句:“亲亲,你可回来了。”吴为赶快转过身去,用背对着守电话的人。能把吴为千里迢迢扯回来的,是胡秉宸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而不是这声“亲亲,你可回来了”。
“喂,你怎么不说话?喂——喂——”他以为她生了气或是电话线断了。
“等一会儿——”她像刚刚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声带干得要裂了。
到了现在胡秉宸还不肯告诉吴为,实际上他什么病也没有。
“我……可以去看看你吗?”
“不行。”
“为什么?”
“我怎么和别人说?”
对,他怎么和别人说?他们的关系是见不得天日的。她有什么资格关心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关系?除了那一个短暂的、来不及体味就瘫软过去的接吻?难道他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她回来,就是为了对她说一声“亲亲,你可回来了”?而她居然为这个见鬼的理由,千山万水地跑了回来!
胡秉宸却享受着这种日子。日子过得颠三倒四,早上一睁开眼睛,满眼都是吴为;晚上一闭上眼睛,满眼也是吴为。连湖面上随水流动的落叶,在他的眼睛里也变做画笔渐次的排列,显出像情绪化的吴为那样难以捉摸的色带。
吴为也不得不陪他陷入这样的日子。
为避人耳目,他们到远郊去。因为总是坐着轿车出出进进,胡秉宸没有大衣,他那件薄旧的小棉衣,在初冬深秋旷野的冷风里单薄得像是没有穿衣;头上也没有帽子,两只耳轮被冷风吹得又红又紫。吴为伸出手去替他焐着,“噢,噢,你的耳朵怎么冻得这么红?冷不冷?冷不冷?”
“冷。”他说。“唉,你长了多么硬的一对耳朵。长这种耳朵的人,多半儿不受他人的影响,而是固执己见。”
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己见,只有吴为。而在这之前,正像吴为说的那样,谁也别想影响他、左右他,谁也别想在他耳朵旁边吹风,软风硬风都不行。
吴为的手掌宽宽厚厚,手上流出的是朴拙的疼爱。眼神像一头鹿妈妈,驯顺,善良,关切,疼惜,就差那么一点让男人一下子燃烧起来的火星。
这样焐过他的耳朵,还不进入约定俗成的场景,而是说:“我们买一个口罩吧,这样可能暖和一些。”他们进了一间小百货店。胡秉宸任吴为唠唠叨叨说些可以不用心去听的话,什么也不想,一味体味着被她牵着走来走去的感觉。哪个女人可以让他这样心甘情愿地服从?有时听任白帆摆布,只是因为懒得与她多费口舌;而听任吴为摆布,却是赏心乐事。
然后她把口罩给胡秉宸戴上。先将口罩带子套在他的颈上,食指和拇指牵着带子两头绕过他的两耳,弄得胡秉宸其痒难熬,后来又在他下巴上打了个结,“怎么样?紧不紧广再拽拽带子,“松不松?”
“松。”
吴为又用力拽了拽带子,“到底是紧还是松?”
胡秉宸的心被一种不熟悉的力量轻轻攥住,幸福?快乐?喜悦?甜蜜?舒适?……无以言说,便对吴为说:“白帆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更不要指望她为我焐一焐冻僵的耳朵。”
然后就是播放那个冗长的、早已拷贝过的老版本——
“我和白帆一九四一年同居,没有结婚手续。那时我刚从延安到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接触的女党员只有她一人,彼此对性格、经历事先也没有充分的了解。同居后不久,就发现很难相处,当时没有条件生活在一起,大约每周见面一次,即便如此,她也经常为一些琐碎的事动手打我。有一次用燃着的香烟按在我的臂上,还多次用杯中开水泼到我的脸上。我还年轻,对夫妻生活完全没有经验,我非常吃惊,很难想像…个年轻的女人会这样对待男人。但是限于地下环境又怕影响工作,不好声张……事后我才了解到这可能与遗传基因有关,她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性情暴戾的人,也是如此虐待她的母亲。
“解放初期,我们的关系已破裂到准备离婚的地步,但那时大家忙于工作,加之工作不在一个地区,也没有机会办理这件事。直到一九五五年审干,有人来调查白帆同另一个男人的关系,才知道她一九四六年就同那个人有了关系,所以一九四七年她生的那个儿子是不是我的儿子还是个疑问。
我们多次争论过这个问题,她说按月份应该算是我的。她说的也许有道理,因为那个时期她和我们这两个男人花插着睡,我不能证明不是我的,也不能肯定是我的,争论下来总是没有结果。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社会对这类问题带有极大的偏见,几千年来不知多少妇女死于这样的偏见。我作为二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合理的态度,特别它势必影响这个孩于的一生,以后还会影响他和妻子的关系,还有他孩子今后的生活,所以当时除她所属的组织和我之外,我从来没对别人提过这件事……”
吴为好羡慕白帆啊,比起韩木林对待绿帽子的态度,胡秉宸真可以说是高风亮节,白帆真是摊上了一个好丈夫!
她却不想一想,与她有过同样前科的白帆,不但不理亏还敢这样对待胡秉宸,是不是有点不合逻辑?
以胡秉宸这样一个男人,又为什么甘于忍受这样的虐待?
如果她能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个版本漏洞百出,胡秉宸如若不是有什么败行劣迹,白帆怎敢这样对待他!
什么样的败行劣迹,才能让一个挚爱丈夫的女人疯狂若此,并下得这样的毒手?
可惜吴为什么也没想,只是一味羡慕白帆的福气。
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白马王子却在“灯火阑珊处”!
于是吴为赶忙把自己类同的历史,对胡秉宸说个明白。尽管她知道胡秉宸早就从人们的议论或人事部门得知她的前科,但毕竟与本人的坦诚交代有所不同,至少说明她信奉“童叟无欺”那一类信条,更是履行一个正式手续,让胡秉宸在“可忍”或“孰不可忍”之间有个选择。
胡秉宸选择的是“可忍”。
吴为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在鬼都不知、完全可以蒙混过关的情况下,为了良心的安宁,将私生子的隐情向前夫韩木林做了交代,韩木林选择的也是“可忍”,结果是“孰不可忍”。
但韩木林怎能和白马王子相提并论?吴为根本不明白,男人一旦不再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她们已往的风流账,永远是他们的杀手铜。
可不,如此…个高风亮节的胡秉宸,在婚后不久的一次口角里就变了一副嘴脸:“你知道人家说你什么?说你是个烂女人,都说我和你这种拆烂污的女人结婚是上了你的当。可我怎么就鬼迷心窍地和你结了婚?”——不费吹灰之力,一枪就把欢蹦乱跳的吴为毙呆了。
这一枪与韩木林二十多年前对她的制裁相比,韩木林可就算得光明磊落。
旧时代的男人根本不必为自己的情变设计二个遁身之术。丢掉一个女人或是再讨一个女人回家,理所当然,就像当年顾秋水当着叶莲子的面和阿苏做爱。
顾秋水行伍出身,难免沾染兵痞之习,为所欲为,不在乎舆论。胡秉宸却不然,他横竖要人锐好,且喜水过无痕。当然就要设计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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