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名臣颜之推，自南朝而进入北朝的儒学名士，他在临死之前就告诫自己的后人，“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要求子孙后代务必学习、继承和推广儒学。也就从这一时期始，凡仕宦之族，缙绅之家，无不互相仿效，督课子孙，授以儒业，北方鲜卑魏国随即形成了一股儒雅重文之风，其风气之盛竟然不让于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
帝国建立之前，关陇地区因为有周武帝灭佛，佛道两家受到毁灭性打击，儒学复习步伐较快，而山东地区佛教兴盛，江左却是儒道佛三教并存。帝国建立之初，先帝首兴佛道，不过考虑到中央集权的需要，考虑到中土一统的需要，考虑到周武帝灭佛的一系列深层次原因比如中央财政、汉虏同化、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儒学来解决，所以必须重视和推崇儒学，必须加快儒学复兴的步伐。
在这一大前提下，先帝以三教并重为原则，加快了儒学的复兴，而儒学复兴的主要政策就是崇儒和兴儒并行。所谓崇儒就是搜集整理儒家的**典籍，推进儒学的南北合流，并大力搜罗儒学人才，重礼聘请，高官厚禄，集大儒名士于京都。所谓兴儒就是在京都和各地州县设置学校，以设学施教做为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
然而，自魏晋以来，儒学已经衰落数百年，积弊已久，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复兴？而儒学的复兴，名义上是政治需求，实际上就是帝国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手段，这里面牵扯到帝国中央和世家权贵、儒家和佛道两教、门阀士族与普罗大众等等各势力、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所以，儒学复兴之路异常艰难。
首先就是南北儒学的融合问题。中土分裂为南北两朝，儒学也分裂为南北两派。南派重在简约，得中土儒学之英华，而北派重在深芜，穷中土儒学之枝叶。南派以江左世家中的侨姓王、谢、袁、萧和东南吴姓朱、张、顾、陆为代表，北派则以山东五大一流世家王、崔、卢、李、郑为代表。也就是说，关陇无儒学，但儒学的融合首先是中土三大世家权贵集团在利益上的妥协，现在主持儒学融合的关陇贵族集团竟然被排除在了儒学融合之外，其利益损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想像到儒学融合之艰难。
其次就是儒学几百年的衰落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读书无用”，书读得越多，学问研究得越深，距离仕途也就越远，不但在生活上窘迫，在政治上更是没有地位。
几百年来的中土是门阀士族政治，门阀士族控制着南北两朝大小王国的兴衰和更替，门阀士族控制着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的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门第，是郡望堂号。比如你是学识渊博的大儒，但你出身寒门，那你“修身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就轮不到你了，你天生就没有那个资格。反之，你是不学无术的纨绔，但你是中土第一高门崔氏子弟，那你就拥有了“治国平天下”的资格，至于能否入主台阁或者主宰中枢，那当然也要看本事。
既然如此，世家权贵的子弟们还需要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吗？既然如此，寒门出身的莘莘学子们通宵达旦经年累月地钻研学问又有什么意义？
几百年前是“学而优则仕”，儒学就是学子们的“金饭碗”，所以儒学不断发展，现在是“学而优则贱”，儒学等同于“贫困”，儒学还如何发展？如何复兴？
开皇初年，先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但因为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而这一问题竟然始终得不到解决。之后，朝廷干脆取消了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既牵扯到儒学南北派系谁融合谁的问题，也牵扯到三大世家权贵集团子弟谁占据官场席位最多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利益之争。
先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尤其崇佛。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先帝以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为借口，下诏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七十。但就在同一天，先帝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的助佛排儒，于是儒家复兴的脚步再次停顿。
今上继位后，锐意改革，重置学校，重兴儒业，设明经，以科取士，但在世家权贵保守派势力的阻挠下，成效甚微，至今没有任何办法来迅速改变儒生士子的身份地位，这导致中央和儒家士子之间的矛盾越来激烈。山东叛乱迭起，规模越来越大，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了山东儒家士子们的支持，很多人干脆投身其中，为叛军出谋划策，试图借助暴力手段改变自身的困窘处境。
在河北这块地方，高鸡泊和豆子岗的叛军队伍里就很多儒家士子，有些人甚至就是叛军的领导者，而这些寒门出生的儒家士子大多出自冀城刘氏之门。
傅端毅和薛德音的这番解释，给西北人透漏了几个明确的讯息。
关陇人对山东人的遏制是全方面的，为了阻止山东人借助儒学的复兴而东山再起，关陇人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就连帝国的儒学复兴大计都在他们的操控下变得面目全非，不但无助于帝国儒学的发展，反而推动了儒学的倒退。
刘焯、刘炫应该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大儒，应该是帝国儒学复兴大计的领军人物，然而，他们最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了三大世家权贵集团角逐厮杀的“武器”。由此可见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仇恨，在黄河流域统一三十多年后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
冀城刘氏的很多门生子弟都参加了叛军，由此可以推测出，河北叛军的背后有着很深厚的世家背景，而河北目前的这种局面，放到关陇人和山东人激烈厮杀的大背景下，完全可以推衍出河北人切断永济渠粮道的决心。形势对西北人来说非常不利。
这份地图可以确信是真的，苏定方的帮助也是有诚意的，但苏定方之所以伸手相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北人基本上没有生存的希望，所以他来赌一把，看看能否发生奇迹。当然，也有可能是得自游元的授意，以确保把西北人推上战场。
就在伽蓝、傅端毅和西行等人低声交谈的时候，薛德音忽然想到了什么，走到苏定方面前问道，“可知刘炫先生现在何处？”
薛德音的这句话引起了众人的注意，随即停止交谈，侧耳倾听。
“听说先生在平原。”苏定方倒是没有隐瞒，知无不言，“贼帅刘黑闼是刘氏旁支，说起来也算是先生的后辈。”
大儒刘炫在贼帅刘黑闼帐内。刘黑闼是冀城刘氏子弟。伽蓝暗自感叹，怪不得刘黑闼在窦建德死后还能拉一帮人再举大旗横扫河北，原来他是冀城刘氏子弟，而刘氏的门生子弟当然愿意为他卖命，与关陇人血拼到底。
“可知衡水孔颖达？”薛德音又问道。
衡水孔氏也是信都郡的世家之一，苏定方自是知道，当即点头，“孔先生是刘老先生最为得意的弟子，名扬海内，无人不知。”
“可知他现在何处？”
苏定方迟疑了片刻，说道，“听说他在黎阳。”
“黎阳？”薛德音惊讶地问道，“此言当真？”
苏定方急忙摇手，“道听途说，不足为凭。”
薛德音沉思不语，目露忧郁之色。
伽蓝皱皱眉，隐约猜到了薛德音的心中之忧。孔颖达是河北名儒，是山东大儒刘焯的弟子，现在却在黎阳，与杨玄感在一起，可见河北人正在帮助杨玄感举旗造反。
第一百二十章歃血结义
“孔颖达？”
西行沉吟稍许，与神情凝重的江成之、卢龙等人互相看看，欲言又止。
刘炫是山东鸿儒，门生子弟遍及大河南北，却因为遭到关陇人的打击，穷困潦倒，不得不寄身于叛贼帐下维持生计。这是山东人的耻辱，更会激起山东人的愤怒，而这种耻辱和愤怒会驱使山东人向关陇人发起疯狂报复。
孔颖达是山东大儒，鸿儒刘焯的弟子，他在山东儒生中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假如这样一个人帮助杨玄感造反，对杨玄感的助力之大可想而知。
这个消息可谓雪上加霜。这边河北叛军群起而动，虎视眈眈，那边杨玄感厉兵秣马，伺机而动。这两个危机的背后都有山东世家的身影，而令人绝望的是，明明知道推动危机爆发的幕后推手是谁，却找不到任何击败他的办法。
“衡水孔氏也是河北望族？”
西行抱着一丝侥幸问道。假如衡水孔氏不过是个三四流世家，那么孔颖达即便是大儒，但因为缺乏尊崇的身份地位，其影响力有限，仅局限于山东儒生之中，而山东儒生大都为寒门子弟，如此孔颖达就很难给杨玄感以决定性的助力了。
“衡水孔氏是信都郡望。”薛德音答道。
如果山东五大世家是一流世家，那么河北望族比如任县游氏、冀城刘氏就是二流世家，而像信都孔氏这样的地方郡望就只能名列三四流世家了，一般来说其影响力主要局限在本州郡之内。
“儒学北派以山东为主，山东儒学以河北为主，而河北儒学之所以能代表儒家北派的最高成就，是因为人才辈出。”薛德音继续说道，“山东大儒，前有河北人熊安生、刘轨思、郭懋当、刘智海，中有李德林、刘焯、刘炫、房晖远，今有孔颖达、盖文达、李玄道、李守素。孔颖达和盖文达都是出自信都衡水望族，都是刘焯弟子。李玄道和李守素则是出自赵郡李氏，赵郡李氏乃天下一等高门。”
这样一解释，河北大儒在山东地区的影响力就很清楚了。
所谓“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不过是相对而言。千百年来，读书都是有钱人的特权，没有钱是读不起书的。历史上的先贤，诸子百家，哪一个不是家道殷实的士族阶层？有史载，某某大贤或少贫，或少孤。这个少贫、少孤可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现代的贫穷和孤苦，那就大错特错了。少贫，可以理解为家道中落，但士族的地位还在，温饱还是能解决，家里还是有房有田，只要努力奋斗，还是能出人头地。少孤，最惨者莫过父母双亡，但家族还在，血脉亲人还在，一样可以得到照顾。不过在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士族眼里，这已经很“悲惨”了，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学有所成甚至出人头地，那就很了不起了。
中土的经学一直被世家望族所控制，读书和做官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世家又称之为簪缨经学之家。但自古以来，大凡学问做得好的，不仅仅需要天赋，更需要时间，需要持之以恒的研究，术业有专攻嘛。所以世家望族为了代代传承，一般都是人尽其才，做官的做官，做学问的做学问，簪缨要传承，经学更要传承。你有做官的天赋，那家族就全力以赴帮助你入主台阁。你擅长做学问，那家族就竭尽所助你成为一代大家。做宰相，做将军，做鸿儒，对世家望族的传承和兴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若三者皆具，必定权势倾天，若三者具其一，那也足以荣耀天下了。
人的欲望永无止境。做了大将军的想做宰相，做了宰相的还想成为一代大儒，而一代大儒则想“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大凡文人都认为自己有济世之才，可惜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写历史的文人大都如此，于是在史书中便就有了一代代大儒的“郁愤”。有成就的大儒要教授学生，要著书立说，而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怎么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如意？再说了，假如大儒、宰相和大将军同兼一身，他能同时最好三件事吗？恐怕到了那个时候，第一个失去的就是大儒这个最尊崇的身份，而著书立说流传后世也就成了“梦想”。
大儒出自世家豪望。一个大儒的出现，不但需要经学典籍，需要老师的授业解惑，更需要充足的时间，需要取之不尽的财富。读书的前题是有饭吃有衣穿，一个普通平民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农忙的时候要下地耕种，农闲的时候要服徭役为帝国挖渠修路做苦力，试问，哪来的钱财和时间去读书？再说了，就算具备了这些读书的最基本条件，请问**典籍在哪？授业的老师又在哪？都被世家豪望所控制。而世家豪望传书授业的最基本条件是，你必须是士族，必须是贵族子弟，哪怕你是最低等的贵族都行。这是等级制度的规则，而遵守规则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基本要求。
孔颖达是衡水望族子弟，是河北世家贵族，是山东大儒，就算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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