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百姓的安危于不顾，贪婪而无耻地公开“抢劫”百姓。
山东各地官府的主要属官当然是山东人，这些山东籍的官吏和各地的世家豪望当然抱成一团，如此一来，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异常强大，导致各地官府的主要官员诸如太守、郡丞、县令甚至包括地方军的官长都尉、副都尉都不得不主动妥协，而这些主要官员大部分来自关陇，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大家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为谋私利而侵害帝国利益。
义仓的粟帛就这样被瓜分了。当水灾旱灾接踵而来的时候，如果义仓是空的，当然无法赈济，退一步说，就算义仓是满的，但在权贵官僚的眼里，那已经不是黎民百姓为了防灾自救而自掏腰包年复一年储备起来的粟帛，已经变成了他们私有财富，既然是他们私有财富，岂肯送给黎民百姓？岂肯拿去救一群蝼蚁的性命？
这是私，从山东人的“公”来说，他们与关陇人之间有亡国之恨，有灭族之仇，而关陇人对他们实施的长久的遏制和打击政策，让他们失去了很多的权力和财富，山东的世家望族正在急骤衰落。为此，他们要反抗，要斗争，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制度，而逼着黎民百姓去造反，甚至充当“马前卒”，亲自赤膊上阵，带着“灾民”去造反，正是他们一直等待的、蓄谋已久的一次改变命运的绝佳机遇，恰好此刻皇帝带着帝国大军远征辽东，而皇帝的新政触犯了世家权贵的利益导致皇帝与关陇权贵矛盾异常激烈并在第一次东征中彻底爆发，此刻国内国外朝野上下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此刻不造反更待何时？
此刻，关陇权贵呢？关陇权贵与皇帝，与以皇帝为首的改革派已经“撕破脸”了，在国外远征战场上与皇帝对着干，在国内平叛战场上不但不出力反而推波助澜，有意把形势推向危险的边缘，以便他们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杨玄感的叛乱蓄谋已久，为了这一天，为了推翻皇帝和改革派权贵，首要前提就是国内国外局势要乱，越乱越好。
山东人高兴坏了。山东的世家权贵、地方郡县官僚与那些赤膊上阵的山东豪望、任侠们里应外合，默契配合，而关陇人冷眼旁观根本不作为，于是在山东黎民百姓的哀嚎中，在山东苍生的累累白骨中，这些血腥而无耻的“虎狼”们开始了饕餮大餐，他们不仅要吃无辜生灵，还要吞噬帝国，吞噬整个中土。
游元是山东世家，是文翰泰斗，是宦海老臣，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山东贵族，他谋取的是山东贵族的利益，为了这个利益，他根本不在乎黎民百姓的生死，他只在乎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利益。
本来他袖手旁观，乐见其成，但关键时刻，皇帝把他“扔”到了山东平叛战场，迫使他不得不加入到这场血腥的搏杀中。
礼部尚书杨玄感坐镇黎阳督运粮草，但他面对的是抱成一团的山东人，从山东世家、官僚到贼帅，都不会让他把粮草辎重顺利送到辽东战场。假如在远征大战最为关键时刻，切断粮道，让帝国和皇帝再败一次，那杨玄感就是替罪羊，而杨玄感的势力现在是关陇贵族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势力，也是皇帝的对手，那么可以想见，皇帝一定会借此机会把杨玄感和他的势力彻底击溃。关陇人遭到重创，帝国赖以成立的权贵根基在一次次的打击下轰然坍塌，帝国这座大厦还能坚持多久？假如帝国分崩离析了，山东人就有机会重建帝国；假如帝国坚持下来了，山东人也能代替关陇权贵成为帝国根基，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取最大一块利益。
杨玄感怎么办？关陇人怎么办？
山东人的目的很简单，把他逼上绝路，逼着他造反，逼着关陇人自相残杀最终分崩离析。
然而就在这时候，皇帝把游元一脚提到了黎阳，把这个纯正的山东本土权贵的领袖级人物放到了这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上。
游元难以抉择。对他来说，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很显然，支持皇帝，选择站在皇帝一边。
他是山东大世家大权贵，而山东的地方豪望、寒门官僚和黎民百姓都是他夺取权力和财富的工具，该用的时候用，该抛弃的时候抛弃，所以，就像裴世矩所暗示的，他若想在当前形势下捞取最大功勋，那就是帮助皇帝赢得东征的胜利，同时帮助皇帝击败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贵族保守势力，而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就必须牺牲山东叛军。
山东叛军的使命结束了，游元决定大开杀戒了。
游元拿什么去屠杀山东叛军？他是山东人，在形势没有彻底明朗之前，在危机时刻存在的情况下，游元不能赤膊上阵，他必须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所以，他需要一把杀人的刀，这时候，裴世矩送给了他一把刀，一把锋利的杀人刀。
“将军可有良策？”
游元脸上冷色更重，眼神愈发傲慢，即便是征询问计，也给人一种居高临下之感。
伽蓝把双手放在卷宗上，眼里蓦然涌出滔天杀气，“杀”
游元皱眉，眉头上那三道深深皱褶犹如沟壑。
“水路安全了，但黎阳未必安全。”
游元两眼如炬，紧紧盯着伽蓝的眼睛，仿若要看穿他的心灵。这是一句很直白的试探。皇帝一到临朔宫就关注伽蓝和他的西北马军团，两天内传出数道命令和口谕，最终把他派遣去了黎阳，这背后蕴藏的深意对于游元来说应该是一目了然，但真的如他所猜测吗？皇帝派伽蓝去黎阳就是为了发出在远征胜利后打击杨玄感的信号吗？皇帝派遣自己去黎阳，就是为了让自己出面扭转河北局势，确保粮道安全，并充当皇帝打击杨玄感的急先锋吗？
山东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的缘由，山东人的那点龌龊心思，皇帝当然清楚，他又不是傻子，他身边的大臣更是目光如炬，此刻皇帝为了远征的胜利，毅然以伽蓝为信号向山东人伸出了善意之手，那意思很清楚，你把粮道给我，保证我远征的胜利，我就帮助你们打倒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势力，然后改变你们山东人目前饱受遏制和打击的艰难处境。
遏制和打击山东人的不是我这个皇帝，而是主掌帝国朝政的关陇贵族集团。你们山东人试图利用山东黎民百姓的造反来胁迫我打击关陇贵族，我满足你们的要求，但前提是，你们必须保证我远征的胜利，否则，你游元就要承担远征失败的责任，以你游元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就要给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陪葬，你们统统都得死，你们都死了，我的新政实施起来就更轻松更有保障，帝国也将在新政的引领下迅速走向强大。
游元无法揣测到皇帝的心思，他担心自己上当中计，最终带着山东人与关陇人打得两败俱伤，但裴世矩可以揣测到皇帝的心思，所以他必须知道裴世矩的真实想法，知道皇帝的底线在哪。
“黎阳是个战场。”伽蓝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地说道，“因为杨玄感要举兵叛乱。”
游元心神骤跳，一双眼睛骤然眯起，以掩饰他此刻的震惊。
杨玄感要叛乱？这怎么可能？皇帝和裴世矩如果知道杨玄感要叛乱，还会让他坐镇黎阳督运粮草？
“证据？”
伽蓝站了起来，大步走到船舱门口，拉开门，把站在舱外的薛德音拉了进来。
薛德音掀起帷帽，冲着游元深施一礼。
“是你？”游元发出一声匪夷所思的惊呼，“竟然是你？”
第一百零五章这不好笑
弦月徜徉在稀疏的星空之中，淡漠的眼神俯视着脚下苍莽大地。
大地沐浴在黑暗之中，唯有一道蜿蜒曲折的细长火珠横亘其上，璀璨夺目。这串火珠就是大运河，两岸河堤上每隔三十里就有一座驿站，高悬于驿站之上的大红灯笼照耀着河水，光彩粼粼。
在大运河北段，在桑干水和巨马河交汇之处，有一座小山丘。山丘之巅，一人挺拔如松，长发飞舞，目光炯炯地望着河面上的朦胧灯火。
那里有南来北往的船只，因为帝国发动了远征，它们必须日夜运输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船夫们没日没夜的忙碌着，他们或许也想枕着波涛沉浸在睡梦中思念那离开已久的家，思念那守候在家中的亲人，但这不过是一种奢望而已。
那里还有驿站，有津口，有地方郡县为了保证水道畅通而临时征发的民夫，这些人同样为了战争而忙碌着，两岸密密麻麻一直延伸到黑暗深处的灯火里就有他们筋疲力尽的身影。
为了远征的胜利，从江南到河北，从水道到陆路，数以千万的黎民百姓已经连续数年投入到这场距离中土非常遥远的战争中。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皇帝和帝国的中枢大臣们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但中土的苍生们为了帝国的荣耀，依旧无怨无悔地付出了他们的血与汗，然而，悲哀的是，他们的血汗被出卖了，他们心中崇拜的荣耀被帝国的权贵们践踏了。他们正在给自己挖掘坟墓，也在给帝国挖掘坟墓，而埋葬他们和帝国的正是那帮权贵。
那挺拔的身影昂起头，望着夜空，深深感觉到一股来自苍穹的重压。这里的天与西北的天不一样，这里的天很低很压抑，这里的天也没有西北的天那么蓝那么深邃那么高远那么清澈，更没有那种放飞心灵的自由，没有那种与天同存的豪迈。
我想家了，想妈妈，想突伦川，想那湛蓝的天，想那金色的胡杨。
一只手缓缓伸出，抚摸着雪獒长长的颈毛。神骏矫健的紫骅骝凝视着黑暗深处，眼中露出迷惘之色，或许，它也想家了。疤脸驼慢慢地走在草地上，一双眼睛茫然地望着夜空，高大的背影显得异常的孤独和寂寞。这里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沙漠，我要回家。
笛音响起，如泣如诉，如泉水空寂，如秋风萧瑟。
龙卫统的军营就扎在山丘下。
将士们已经修憩，帐篷里传出阵阵安逸鼾声。唯有正中一座帐篷却是灯火明亮，一个略显疲惫的深沉之音娓娓而响。
一张地图高悬帐中。薛德音站在地图前，向一群军官详细介绍京都政局、山东地形和大河两岸的严峻形势。
关西和关东是以函谷关为界，广义上的山东就是关东。帝国京都是西京长安，但自今上继位，考虑到江南财赋对整个帝国发展的重要性，遂在洛阳营建东都，实际上，帝国今日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东都。
随着京都位置的东移，关西和关东在帝国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这直接影响到了帝国国策，影响到了帝国三大权贵集团的利益，继而影响到了帝国的国政。今日帝国三大权贵集团的“厮杀”与此有直接关系。
京都位置的东移，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大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中原河北河南和狭义上的山东地区，其直接表现就是关陇权贵在遏制和打击山东权贵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掠夺和瓜分山东地区的权力和财富。这当然遭到了山东权贵集团的疯狂“阻击”。
山东地区的权贵以王崔卢李郑五大簪缨经学世家为主，这五大世家在中土传承了八百余年，是老门阀，是老权贵。关陇权贵包括郡姓和虏姓，而郡姓里除了河东裴氏和弘农杨氏外，余者都是关陇本土新兴权贵，大部分都是在拓跋氏魏国分裂之后兴起，距今不足百年，但因为帝国承继了西魏和北周，以关陇为根基统一中土，所以他们这些新兴权贵掌控了当今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大部分。
掌握权力和财富的新兴贵族属于“暴发户”，与传承八百余年的中土大世家的深厚底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帝国在先帝时代，是“暴发户”压倒了传统贵族，而“暴发户”和传统贵族对统一后的中土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暴发户”像草原上的狼，掠夺成性，贪婪而凶残，不知满足，它们的执政理念适合于分裂和争霸时期；传统贵族则像牧羊人，其目标不是吃羊，而是养羊，把羊养肥了，年复一年的剪羊毛，如此羊可以生存，而羊毛则是牧羊人取之不竭的财富。这一执政理念适合于中土统一时期。
先帝在其后期，其执政理念已经转向传统贵族，并开始遏制关陇贵族，废太子杨勇就是其中一个表现。今上继位后，加快了这一步伐，实际上今上之所以能继位，还是得益于他完全继承了先帝的执政理念。这一步伐的加快就表现在积极的律法制度的改革上，以江左和山东两大权贵集团的联手来抗衡关陇权贵集团，结果迅速激化了三大权贵集团之间的矛盾。
今上继位，帝国加快改革步伐，禁锢宗室和打击太子余党，诛杀高颎、贺若弼、薛道衡等朝中旧臣，西征东征，山东地区的叛乱此起彼伏，这就都是在过去八年里所发生的一连串政治事件，而这些政治事件都是相关联的，其关联因素就是帝国的执政理念的改变，而执政理念的核心就是中土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掌握再分配权的就是帝国统治阶层，就是三大权贵集团，而三大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