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上海的日本人以商人居多，他们来中国是为了赚钱，眼下虽然条件艰苦，但相信用不了多久，中国人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
正在他感慨世道艰难的时候，有两位客人走了进来，一位日本女人带着小孩子。
双方鞠躬问候，谈了谈眼下的处境，感叹一番。
日本人在公共租界没有问题，他们有自己的巡捕，能够保证虹口区的安全。
截止1923年7月，公共租界有警务人员3056人，其中警官9人，西方人252人、日本人41人、华人1652人。
两人闲聊了一会，女人才想起孩子，回头去找，却发现自己的孩子正抱着一本书在津津有味的看着。
她走过去近看，发现这是一本图画书，画的是一位小和尚。
“这本书小孩子很喜欢看，讲的是一休大师幼年时的故事。”内山丸造在一旁介绍道。
看到这本书，他不由得想起半个月前的事情。
正当他为了书店的生意不好而发愁的时候，有位中国人找到他，请他代售书籍。
内山丸造颇为好奇，他看了看对方拿来的书籍，一本小说，一本漫画，都是日文书籍。
可奇怪的是书籍的出版社不是日本出版社，而是上海法租界的一家中国人创办的出版社。
内山丸造没有怀疑这两本书有问题，只要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都是经过租界当局审查过的，否则不准出版。
这可不是租界刚建立的时候，那时候在西方“新闻自由”原则的影响下，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对出版物管理较为松懈。
但在“苏报案”等事件发生后，两租界当局都加强了对界内出版机构和出版物的管理。
这里所说的“苏报案”是指发生在1903年的事情。
当时因为《苏报》刊载了许多激烈宣传革命的文章，包括邹荣的《革命军》和章泰炎的《驳康由为论革命书》，引起清政府的极大不满，便联合租界当局，实施了秘密抓捕。
1903年7月7日，《苏报》被封，逮捕了章泰炎，邹荣激于义愤，自动投案。
1904年5月，章泰炎、邹荣分别被租界法庭判处监禁3年和2年徒刑，并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办报纸宣传革命和出版革命书籍。
不过相对于北洋政府对报纸和书籍的审查制度，租界当局还是较为宽松的。
这也是为什么上海的报纸和出版社都集中在租界内的原因，只要不触犯租界当局的利益，“新闻自由”的原则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所以，在租界内的报纸可以大骂北洋政府，可以抨击时政。
相比较而言，林子轩出版两本日文书籍就不算什么大事了，他没有直接和内山丸造接触，而是派万象书局下面的人出面。
内山丸造翻了翻图书的内容，一本是讲述日本古代一位高僧的漫画书籍。
一休禅师在日本相当出名，他于1394年1月1日生于京都。
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是他的才华，而是他的身世，他是日本天皇的私生子。
一休的父亲是后小松天皇，母亲出自世家藤原氏，世间相传其母为藤原照子。
照子出仕天皇，为天皇所宠爱，但她却日日怀着小剑，图谋刺杀天皇，被发觉后，照子乃逃出宫廷，潜往嵯峨野，于元旦生下了一休宗纯。
内山丸造很熟悉这段日本野史，不过他发现这本《聪明的一休》完全颠覆了他对于一休禅师的看法。
这本漫画通过一休幼年时期的故事讲述人生的道理，寓教于乐，很有趣味性。
他觉得这种图画书一定能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至于另外一本叫做《雪国》的小说，他并不看好。
内山丸造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少年时就开始出来做工，对这种文艺性的书籍兴趣不大，但反正他只是代售而已，卖不出去也不损失什么。
就这样，这两本书籍放在了内山书店里。
日本女人看到孩子喜欢这本《聪明的一休》，就买了下来。
“这里还有一本小说，写的很好。”内山丸造趁机推销起《雪国》，保证道，“两本一起买，可以半价。”
果然，女人无法拒绝打折的东西，那位日本女人买下了《雪国》。
回到家里，孩子继续看漫画，女人无所事事，便拿起小说看了起来。
这一看就停不下来，这种唯美而哀伤的文艺小说对女人来说就是大杀器。
《雪国》的故事很简单，写的是东京一位名叫岛村的舞蹈艺术研究家，三次前往雪国的温泉旅馆，与当地一位名叫驹子的艺妓、一位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
然而，正是在这种简单的故事中，作者对这三位主人公的心理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对雪国的环境不厌其烦的描述。
在这些景物描写中，浸透着主人公的主观情绪流露出淡淡的哀愁。
正是这通篇的哀愁让整个故事与众不同，让读者受到感染，并深深的沉浸其中。
《雪国》的篇幅不长，日本女人看的很慢，当她看完之后，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心里堵得慌，想要流泪，却又流不出。
就是那种哀伤，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不是心如刀绞的苦痛，而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完全没有着落。
她甚至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往昔徒然空消逝。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她才从这种情绪中恢复过来，想要放下小说，却又有些放不下。
第一百七十三章 在牯岭
按照林子轩的想法，《雪国》这类小说看过之后会让人有轻生的念头。
那是一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厌倦，小说中的忧伤和悲哀甚至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
后来有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就认为《雪国》是川端康城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消极抵抗。
对于那场战争，川端康城是不赞同的，但也无法反抗，只能采取消极逃避，通过主观感觉来曲折反映现实世界中不协调的关系和矛盾现象，把现实抽象化，追求一种超脱。
于是，小说中在东京百无聊赖的岛村才会到雪国去寻找慰藉。
然而，悲剧是弥漫在整个时代的，他根本无从逃避，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法摆脱“死亡”的哀伤。
在这方面，《雪国》和郁达浮的《沉沦》有相通之处。
两者都是直接对“死亡”进行描写，通过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表现整个时代的悲哀，在黑暗时代中用“死亡”谱写各自悲凉的人生。
当然，两者还是有不小的区别。
郁达浮的文字中充满了痛苦和恐惧，川端康城的文字则唯美而平静。
川端康城没有抒发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反而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把哀伤在细碎的情节中展现出来，让人觉得宁静安详。
读者看《沉沦》的时候，会感受到主人公强烈的情绪。
而看《雪国》的时候，就会是那种淡淡的哀伤，这种哀伤不强烈，但更为持久，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林子轩不知道郁达浮翻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反正他写出来的时候感觉不大好。
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他来到了庐山的牯岭，准备渡过一个漫长的假期。
牯岭位于江西九江境内，是庐山景区的中心，是一座美丽、别致的、公园式的小山城。
这里别墅林立，教堂也不少。
这个避暑胜地本来就是由外国教会的传教士建立起来的。
1895年至1920年间，以李德力为首的基督教势力兴盛起来，庐山上仅教堂就有13座，教会派别16个。
每年夏季，基督教传教士云集庐山，常达数百人。
这些教会组织或举办讨论会，或开办培训班，或商议教会事宜，或传输宗教信义，或创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将宗教的触角延伸到庐山的每一个角落。
整座牯岭上有五百多栋别墅，其中属于中国人的有一百栋左右，这些别墅都属于中国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
赛珍珠的父亲作为传教士，出手的比较早。
1897年1月14日，赛兆祥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皮，盖了一栋小小的石头别墅，有着敞开式的外走廊和欧式老虎窗，朴素而淡雅。
别墅虽然不大，但足够他们住了。
林子轩并没有像其他富商一样带着很多仆人，甚至还带着自己的厨子。
他只带了一名下人和一名保镖，保镖是冯敬尧的手下，用来保护冯程程。
现在的中国虽然不是到处战乱，但路上并不平静，难免会碰到一些意外情况，带着保镖心里会安稳一些。
至于下人，则是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
冯程程这种大小姐自小过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虽然在女校学习了家政课，但厨艺如何，还不得而知，就算她敢做，林子轩未必有品尝的勇气。
何况到了庐山，来这里避暑的社会名流不少，彼此可能没有见过，但总有耳闻。
或许会有各种聚会，有下人打理会轻松很多，没有主人家亲自上阵的道理。
其实，林子轩想和冯程程过一段没有人打搅的安静生活，他本身不喜欢交际，只想白天一起出去散散步，欣赏风景，晚上看看书，悠然自得。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布克和他有共同语言，而且付诸实施。
来到别墅后，布克就带着一箱子书籍进了房间，继续他的研究去了，只有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才会出来。
这是典型的学者做派，赛珍珠习以为常了。
这里的每一栋别墅都相隔较远，不会彼此打搅，牯岭的夜晚非常安静，完全没有城市里的噪杂和纷乱。
晚上大家坐在院子里看着漫天星光，品着红酒，随意的闲聊着，倒是一段惬意的时光。
赛珍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别墅旁边就有一座基督教的“圣公会”教堂，也是她父亲以前经常布道的地方。
冯程程曾在基督教女校和基督教大学上学，同样信奉基督教。
林子轩虽然不信，但也入乡随俗，装作相信的模样，时常会到教堂做礼拜。
在牯岭生活不可能不和教会打交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牯岭，这里俨然成了一场宗教盛会。
赛珍珠偶尔会在别墅里招待一些相熟的传教士。
她就是传教士家庭出身，所以这种传教的精神深入到她的骨子里，她在写作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或者说她是用小说来传播信仰和精神。
她的小说中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教情结。
不可否认，在现在的中国，随着外国列强的日益强大，基督教的传播愈发的兴盛，他们用西方的宗教渗透进中国的文化之中。
1928年4月，胡拾游览庐山的时候曾说过：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在北平的文坛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家事。
同时也是一件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就算到了后世，也没有人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3年7月19日上午，鲁讯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中，周作仁亲手交给他一封绝交信。
“鲁讯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仁。”
从此，兄弟绝交，不复往来。
这可以说是民国文坛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后世对这封信更是百般解读，众说纷纭。
第一百七十四章 如何创作小说
作为新文学领域的两员主将，鲁讯和周作仁在倡导和发展新文学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点谁都无法否认。
鲁讯固然是新文学的旗手，周作仁也不遑多让，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
他在鲁讯身旁摇旗呐喊，出力甚多。
至少在新文学发展的前期，他的文学主张对于扫清旧文学有着积极的作用。
两人的决裂若说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说法太过于夸张。
新文学毕竟不是一家一姓的产物，而是整个社会无数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这其中有些人的贡献大一些，有些人则贡献的较少。
准确的说，这次兄弟两人的绝交对新文学的确产生了影响，但影响不大，关键是对他们两人日后的发展有了重大的影响。
从此以后，两兄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无论是在人生的道路还是在文学的道路上都是渐行渐远。
数年后，这种情形愈发的明显。
鲁讯开始接触苏联文学，追求进步，逐渐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周作仁则陆续的写一些清谈的小品文，只谈人生和哲理，远离政治。
他追求的是知识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