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
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
在这一排行榜中，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边城》名列第二。
第一百二十章 踢皮球
七月底，日本人樱木俊一起诉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案件终于开庭了。
这段时间，樱木俊一一直没有闲着，他知道法国人不理睬日本人，就拉拢英国人一起向法国人施加压力。
这些在上海的各国列强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在对付华人上一向保持着统一步调。
英国人出面要求在上海的租界内禁映这类爱国电影，法国人还是要慎重考虑的。
而且，因为放映《津门大侠霍元甲》，大量的华人涌入法租界，这些人看了电影，心情激动，难免会闹出事情来，造成法租界的治安混乱。
法国人不愿意看到这种混乱的场面。
此时，法租界公董局的总董叫做德赉沛，他要求尽快平息这件事，于是，案件拖不下去了，只好开庭审理。
这件案子一直都是上海报纸关注的重点，对于霍元甲的死因说什么的都有，只是谁都没有确凿的证据，都是在猜测。
案子的关键在于电影有没有影射日本人谋杀了霍元甲。
林子轩高薪聘请了一位法国律师来为自己辩护，法国不愧是发明了电影的国度，这位律师从电影拍摄的角度来证明电影没有影射的嫌疑。
他质问樱木俊一。
既然你们觉得日本医生给霍元甲开药和霍元甲的死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你们看电影的时候也应该坚持这个观点，而不应该怀疑电影有影射的嫌疑。
毕竟电影里没有任何直接点明这一点的地方，这只是电影剪辑给你们造成的错觉。
他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概念，所谓影射就是用一种事物暗示或说明另一种事物。
这是很主观的概念，你说我影射了，我不承认自己影射，反正就是争吵不休，反而没有人理会霍元甲的死因了。
因为这件事是新闻热点，在租界内闹的沸沸扬扬，审判成了一场诡辩。
最后，负责审判的法租界副总董迪埃不满意了。
他让林子轩和樱木俊一自己协调出一个结果来，尽快解决这件事，让媒体安静下来，否则将对双方都进行严惩。
冯敬尧也劝说林子轩见好就收，反正这段时间电影放的差不多了，钱也赚够了。
林子轩和樱木俊一达成了庭外和解。
明星电影公司停止在法租界放映《津门大侠霍元甲》，但不会进行书面道歉。
林子轩宁愿出钱赔偿日本人所谓的精神损失费，也不愿意道歉，在这一点上他非常坚持。
樱木俊一在上海生活多年，算是个中国通，知道中国人好面子，特别是像林子轩这种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
反正他的目的是禁映这部电影，既然林子轩那么坚持，他也放弃了让明星电影公司道歉的打算。
如果继续闹下去，一旦激起中国人的反抗，影响会更坏。
于是，这场引人瞩目的官司就这么轻松的和解了，让很多媒体不解。
不是应该死掐到底么？
樱木俊一觉得自己终于取得了胜利，让中国人屈服了，他非常的高兴。
但在第二天，他就接到了消息，法租界的确是不再放映《津门大侠霍元甲》了，可在华界又开始放映这部电影了。
樱木俊一大怒，他被那个中国人给耍了。
林子轩早就做好了准备，把电影拷贝连夜送到了华界的戏院放映。
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华界包括上海南市，闸北区和宝山区。
这里百姓的生活条件不好，和租界的生活相比，算是贫民区，上海的多数工厂建在华界，百姓以在工厂里做工为生。
这个年代的工厂可以称之为血汗工厂，工作条件差，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廉，还要忍受各种不公平待遇。
华界的戏院大部分都是价格低廉的小戏院，破旧不堪，被社会势力把持着。
看一场电影只要一角钱，五角钱可以看一个通宵，算是工人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而且放映的片子大多是带有低俗内容的电影。
林子轩把拷贝送到华界放映就没有赚钱的打算。
他并不仅是为了和日本人斗气，而是觉得这部电影在华界造成的影响会更大。
这半个月来，《津门大侠霍元甲》在租界放映，虽然也造成了轰动，年轻人看着也很激动，但总觉得少了点热血。
这是因为租界内的华人大多出身不错，有稳定的工作，就算在社会地位上比不上外国人，至少可以生活的很体面。
这种自我满足的感觉很容易麻痹自己，认为自己生活的很不错。
这是这个时代的常态，大家都觉得如此，没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林子轩不是来自后世，或许也会这样满足的过下去。
但他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当然，气一气日本人也是他的目的，这一次，樱木俊一要向上海华界政府抗议去了。
《津门大侠霍元甲》在华界放映的盛况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因为看的人数太多，有人就想出了露天放映的办法。
露天放映的价格更为低廉，但因为人数众多，反而比在戏院里放映更赚钱。
樱木俊一没有放弃，他又向上海华界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华界禁映《津门大侠霍元甲》。
上海市政府看着电影受欢迎的程度，担心一旦禁映会产生预想不到的后果，而且这可是在租界内出名的爱国影片，怎么禁映。
于是，他们把问题踢回到了明星电影公司身上，让明星电影公司收回电影拷贝。
樱木俊一再次找到了林子轩。
林子轩则推得很干净，电影拷贝已经卖出去了，至于在那里放映电影公司就管不着了，南洋的片商已经回南洋了，他还把电影卖到了美国。
难道都要追回来么？
好吧，既然你那么坚持，我们可以追回来，不过需要时间。
至于多久，我也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只能说尽快吧。
其实，你要是想尽早让电影在华界停止放映，我建议你还是找上海华界政府，他们下一个禁映令就好了，比我们电影公司出面交涉快多了。
樱木俊一气愤不已，他深切的感受到中国人独特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按照后世的说法，那就是踢皮球。
第一百二十一章 小说家的想象力
这个时候的上海市政府名义上是受到北洋政府管辖的。
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
清朝末年，随着租界市政对华界刺激的日益强烈和地方自治思潮的形成，上海绅商发起地方自治运动并成立机构推行自治事业。
1911年，先后建立上海城厢自治公所、上海市政厅。
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光复，上海地区道、府两级行政机构均被撤废。
沪军都督府成为控制上海地区的主要军政机构，直辖上海县署和在上海城厢及宝山县闸北地区的市政机构。
上海地区其他宣布独立的各县名义上隶属于江苏都督。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上海的学校和行政机构前面会加上“江苏”字样的原因了。
1914年1月，北洋政府在上海恢复道的建置，统辖上海地区各县。
北洋政府又先后派镇守使、护军使坐镇上海，实行临时军政制度，上海地区的行政权实际操诸军阀之手。
因为北方军阀混战，也影响到上海地区的政权变动。
1915年11月，上海镇守使郑汝城遇刺身亡后，北洋政府将上海镇守使改为淞沪护军使。
淞沪护军使何风林上任后，惟皖系军阀、浙江督邮卢永翔之命是从，浙、沪结成紧密的联盟，卢永翔继续独霸上海的财政收入，这就与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1920年10月，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的李淳暴死于任上，齐燮员继任江苏督军。
齐燮员声称：上海是我们江苏的一部分，一定要夺回。
卢永翔则视上海为自己的经济生命线，坚决不肯放手，遂反击道：“上海是浙江的门户，一定要保持。”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
卢永翔与何风林为了保持浙江、上海的地盘，与张座霖、孙仲山联络，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这就是目前上海市政府的形势，为了争夺上海，浙江军阀和江苏军阀的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种大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对于樱木俊一的要求非常为难。
电影是个新生事物，北洋政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电影审查制度。
1920年，江苏、浙江、天津等省市先后颁布电影审查规定，对“诲淫诲盗，败坏人心习俗”等的本土影片的制作与上映给予审查。
这个是地区性的，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具有太强的约束力，到了1924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才发出通令要求进行电影检查。
而且《津门大侠霍元甲》可是爱国电影，除了影射日本人，找不到可以禁映的条款。
如果在华界用影射日本人这一条禁映电影，可能会引起暴动。
于是，上海市政府把这件事推给了外交部，毕竟牵扯到日本人，属于外交事件了。
说实话，上海市政府管不到明星电影公司，因为明星电影公司是在法租界创办的，有美国人投资，属于中外合资企业。
这就是林子轩的精明之处了。
他把美国律师彼得逊拉入了明星电影公司里，给予了一个小股东的身份，并且以彼得逊的名义在美国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参与到明星电影公司的投资中来。
这在后世是很常见的现象，为了避税或者争取优惠条件，很多中国公司都会披上一层外资的皮囊。
彼得逊律师还是明星电影公司在美国的代理人和法律顾问。
当然，林子轩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樱木俊一陷入抓狂的状态，他以日本领事馆的名义向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发出抗议，要求禁映《津门大侠霍元甲》。
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办事效率很快，毕竟牵涉到了日本人，派了人来进行调解。
林子轩对此无所谓，那就慢慢调解吧，反正他又不着急。
1922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8号在全国发行。
这里就要说说商务印书馆强大的发行能力了，发行是衡量一家出版社实力的重要标准。
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是全国民间第一大出版机构，职工高达数千人，是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它以出版为中心兼顾多种经营。
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
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
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等等。
它在全国各地设有数百所办事发行机构，可以把书籍和杂志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铺开。
林子轩的万象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完全没有可比性，就像是一个婴儿和大人一样。
这一期的《小说月报》可以说是平淡的很，没有激进的言论，没有战斗，好像一下子整个世界充满了和气。
唯一的亮点恐怕就是林子轩的《边城》了。
这不是说《边城》就具有战斗性，而是没有其他可看的，只有这一篇还能赏析一番。
首先是因为林子轩的名气足够大，还因为这是林子轩写的第一篇有关国内的新文学小说。
于是，《边城》备受文坛各方的关注。
鲁讯看过后没什么表态，但心里颇不以为然，《边城》把农村写的太理想化了，与其说写的是现实主义，不如说是浪漫主义。
林子轩把自己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强加在那群农民身上，把农村诗意化，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周作仁则颇为赞许，《边城》中表达的美学观念深得他心。
包括胡拾等人都发表了意见，认为这是新文学的一种写作方向。
这种诗意化不是欧美化的诗意，而是来自于本民族内部的诗意化，是对传统美德的追寻，是一种寻根。
当然，贬低者也有，这次他们不说林子轩文采差了，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批判。
林子轩没有去过湘西，怎么能写出如此优美的湘西风俗呢？这或许是有人代笔。
林子轩对此嗤之以鼻，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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