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打擂台！
张时川相信他拍摄的这部电影才是真正的中国大片，让观众来做出评判。
他被林子轩打压了几年时间，终于要到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他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林子轩不惧挑战，把电影的首映时间放在了1926年的最后一天。
现在，就等着洪慎那边的消息了。
洪慎在广州的拍摄一直处于保密状态，拍摄完后他会到香港进行后期剪辑，最后再和郑证秋拍摄的胶片合二为一，成为一部完整的电影。
到了这个阶段，林子轩不担心电影会出问题，他要考虑的是电影放映之后的事情。
可以肯定，日本人绝不会善罢甘休，或许还会采取极端的手段，他要做好应对的准备。（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八章 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
1926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
在斯德哥尔摩的蓝色音乐厅内，瑞典文学院为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她的获奖作品叫做《邪恶之路》。
与此同时，一位叫做斯文赫定的瑞典人来到了中国。
此人出生于1865年，精通多国语言，经常在世界各地冒险，是一位探险家。
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中亚的高山和沙漠中三次勇敢的探险。
他完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图以及帕米尔高原的地图，并成功穿越了整个西藏。
斯文赫定在瑞典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具有发言权。
1926年年底，他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前往中国。
此行是为开辟经中亚通往中国的航线做气象探险，并带来一支由不同学科科学家组成的大规模远征队，主要探索戈壁沙漠和蒙古等地。
在这个时代，坐飞机需要极大的勇气。
1920年，北洋政府交通部航空事业处筹备“京沪航线”。
北平到天津段于1920年5月8日正式开航，飞机名为“京汉号”。
1921年7月1日又新增了北平到济南段，不过因为战乱很快就停飞了。
这是中国国内最早的航空线路。
1919年2月8日，飞机从法国的巴黎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英国的伦敦。
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国际航线，到了1926年，欧洲各国之间的国际航线较为普遍，但还没有开通到亚洲地区的航线。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无疑走到了前面。
说实话。即便是中国开通了国际航线，林子轩也不敢坐飞机到国外，想想徐至摩的例子就知道，飞机有风险，乘坐需谨慎。
这是斯文赫定第四次来到中国了，对于这次探险。他需要得到中国官方的同意。
在中国人看来，瑞典和西方列强不同，它是个较为中立的国家，并不强大，看起来没有威胁，所以北洋政府和瑞典关系不错，会聘用瑞典科学家进行科学考察。
比如，丁闻江就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有过合作。
斯文赫定是最早想把中国文学推向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人。
他在1923年来过中国，在北平认识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卫礼贤当时在德国公使馆内任职。精通汉语、在中国政界和文化界有深厚的人脉。
北平一别，两人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
1924年11月中旬，斯文赫定在给卫礼贤回德后的第一封信里，谈及了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设想。
这个时候也正是瑞典学院确定当年诺贝尔奖获奖人选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我们曾赠予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诺贝尔奖，他还亲自到斯德哥尔摩来。中国文学目前的状况如何？那里还有没有可考虑的，在世的、真正的大作家，还是说那里的文学也和欧洲一样处于衰落期？我们只能通过译文来评判泰戈尔。对中国我们也只能这样。”
这只是他的一种设想，向卫礼贤咨询中国有没有值得入围的文学家。
卫礼贤接到信后很兴奋。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梁启朝。
“我认为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中国作家的想法非常出色。这将必然在文化政策上具有最深远的影响。我尚不清楚，哪个方向的人选会被考虑。作为对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有涉猎的学者型作家，现代人文领域的领袖人物梁启朝应被考虑。”
随后，他又提到了胡拾和林子轩，并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胡拾，哲学家、改革家。很激进，尽管年轻，却具有惊人的学识，充满激情。
林子轩，诗人、小说家、戏剧家。非常年轻，但很有才华，在西方有影响力。
“但我倾向于梁启朝，因为他更具代表性。”他在信中如此说道。
这是1924年，林子轩在西方文坛还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
斯文赫定把这封信在瑞典文学院朗读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也全都在场。
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对他的建议虽然感到震惊，却又不失兴趣，觉得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不可接受。
斯文赫定在回信中对候选人做出了说明。
“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文学作者，也就是依据想象力创作者，其次是那些对现有资料进行加工的作者，或者哲学家。”
同时，斯文赫定还写信征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意见。
然而，高本汉不仅对梁启朝等人选不予支持，甚至对推举中国候选人根本不看好。
“就我所见，无论在叙事文还是诗歌方面，中国尚未诞生任何重要作家。假如梁启朝、章泰炎和胡拾等人的最优秀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话，尽管这些文章对中国人很重要，但根本不会得到欣赏。我因此认为，目前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人选。”
这两位汉学家其实都不怎么靠谱。
瑞典人高本汉在中国的时候研究的是汉语语音，他是语言学家，很少接触中国新文学。
德国人卫礼贤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集中在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翻译上，比如《易经》，根本没时间深入研究中国的新文学。
由于卫礼贤和梁启朝交往的比较多，才力荐梁启朝。
不过，斯文赫定受到高本汉的影响，对提名中国文学家入围诺贝尔奖的兴趣淡了很多。
他本人是探险家，既不精通汉语，也没有高深的文学造诣，很容易受到汉学家的影响。
这一次，斯文赫定来到北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已经回国了。
他的考察计划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没想到却遭到北平学术界的激烈反对。
这和林子轩有点关系。
林子轩成立中华文物救助会，提倡保护中国文物，严防外国学者以考察为名盗墓的行为。
经过不断宣传，中国学术界如今对外国学者前来考察非常敏感。
而且，斯文赫定考察的正是中国的西北地区，也就是甘肃和新疆一带。
甘肃的敦煌文献正是被以考察为名的外国学者给盗走的，有了前车之鉴，难免惹人生疑。
林子轩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他支持北平学术界的抗议行动，即便是北洋政府同意了，考察行动也需要接受中国学术界的监督。（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九章 穿越者就该这么骄傲
这个时候，胡拾在国外，鲁讯在厦门，林子轩在上海。
北平文化界的很多学者皆已南下，包括蔡元赔在内的一众领袖人物大都不在北平。
可以说，这是北平文化界最为弱势的时候。
他们推举出刘半侬作为代表和瑞典考察团进行谈判。
刘半侬就是那位因为写过鸳鸯蝴蝶派小说而被新文学作家嘲笑的人物。
后来在北大教书，由于他中学没有毕业，更加没有博士学位，从而被北大的同事看不起。
胡拾在一次《新青年》内部的编辑会议上，更是提到了编辑的学历问题。
这让刘半侬很受伤，一气之下通过蔡元赔的帮助于1920年跑到国外公费留学。
他先是在英国入读英国伦敦大学，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实验语音学。
他之所以转到法国读书，是因为法国的生活费便宜。
他在国外过的极为艰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不仅是他一个人，他留学的时候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带到了国外。
“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数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钱，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
他在国内也是有名的人物，还曾在北大教书，到了国外却是窘迫至极。
刘半侬接触文物研究正是从留学时期开始的。
1921年，蔡元赔赴欧美考察期间顺便调查了各国所藏中国西北文物的情况。
正在伦敦学习的刘半侬陪同蔡元赔到大英博物馆了解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物。
刘半侬在巴黎学习期间，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编辑成一部叫做《敦煌掇琐》的书稿。
1925年，刘半侬通过答辩后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有意思的是，他的主考官中就有盗取中国敦煌文物的法国人伯希和。
正因为这些渊源。刘半侬在保护文物上面颇为用心。
这次瑞典人斯文赫定想要前往西北考察，北平的学术界立即组织起来，联络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在京的十余机构，进行抗议。
他们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刘半侬是协会的骨干成员。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中写到：“本会以保存国境内所有之材料为主旨，以古物、古迹、美术品及其他科学上之重要及罕有材料为范围。”
这有点和林子轩在上海成立的中华文物救助会暗中较劲的意思。
北平一向是中国学术的中心。有众多的国学大师和研究国学的机构，没想到在这方面被上海占了先，这让他们有点小意见。
事实上，保护文物的工作北平学术界一直在进行。
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派遣华尔纳率队进行第二次敦煌考察，目的是将敦煌莫高窟一个西魏石窟的壁画全部剥离转移。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了监视并暗中阻挠美国人的活动，委派摄影家陈万立参加考察队。
学术考察和盗取文物本身不好界定，又牵涉到西方国家的学者，容易闹出纠纷。
所以。他们只能暗中阻挠，不像林子轩那样大张旗鼓的宣传，甚至直接把外国学者说成是盗墓贼和文物强盗。
在学术界，这是很难界定的事情。
考古是在官方允许的情况下光明正大的挖开墓穴，盗墓则是私人的偷盗行为。
然而，两者做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挖开墓穴，把里面的文物拿出来。
在这个时代。西方人只要花点钱打点官员，就能获得中国官方的允许。光明正大的挖掘。
就和这次斯文赫定一样，北洋政府已经同意了这次考察，想要阻止非常困难。
有了林子轩在上海的刺激，北平学术界变得强硬起来，联名抗议瑞典人的考察活动。
刘半侬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和蔡元赔、胡拾等人不能比，比周氏兄弟也略有不足。
不过由于他早期在新文化发展中做出过贡献。算是元老级人物，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文化界其他领袖级人物不在北平的时候，由他出面颇为恰当。
林子轩在上海的报纸上发文声援，并派出一位上海的史学家前往北平参与谈判，算是中华文物救助会对北平学术界的支持。
他知道无法阻止瑞典人的考察。但要争取自己的权利。
林子轩提出了三点原则。
其一，中国学术界要派学者监督瑞典考察团的科考行动，双方合作考察。
其二，如果发现历史遗迹不能进行破坏性的挖掘，要以保护为主。
第三，所有文物要交由中国保管，外国学者可以研究，却不能带离中国。
这三点原则后来成为了外国科考队在中国进行科学考察的共识。
几天后，那位前去北平的上海史学家给林子轩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报里说了一件事。
他和斯文赫定谈了谈，斯文赫定向他透露了在中国文化界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图。
在国内，很多人都认为林子轩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物。
这位史学家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唯一要做的恐怕就是在这次谈判中对瑞典人让步。
斯文赫定虽然没有明说，只是透露了消息，但这位上海的史学家推测这应该是一次交易。
他不能做主，便询问林子轩的意见。
一次科考上的让步和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间该如何选择，这是摆在林子轩面前的问题。
与此同时，刘半侬和北平学术界的不少人都收到了斯文赫定透露出来的消息。
北平学术界因为这件事陷入了诡异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