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
后来，这些经卷被外国人发现了，他们如获至宝。
大批欧洲的学者、考古学家、冒险家们不辞辛苦的赶到甘肃，赶到莫高窟，只为了能获取洞窟中的那些经卷。
他们最后面对的就是那位看守着莫高窟的王道士。
一场完全不对等的交易在莫高窟前开始了，王道士的开价并不高，甚至低的可怜。
1905年，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迭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
1908年，法国人怕希和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1911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这位王道士并不知道从他手中交易出去的是一个灿烂的文明。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
在洛阳，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龙门石窟。
1931年，美国人普爱伦去洛阳参观，游览了龙门石窟，他对这些石雕感兴趣，将其中的《帝后礼佛图》拍摄下来。
《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照皇太后礼佛的情景。
普爱伦返回北平后，同北平的古董商岳斌商议，签订合同，以5年为期，4万元为代价，将《帝后礼佛图》运往美国。
岳斌趁当时时局动荡，买通洛阳当地驻军，将《帝后礼佛图》凿成碎块，运回北平。
他请人将碎石块粘对修配，最后拼凑成《皇帝礼佛图》和《皇太后礼佛图》两块浮雕，卖给了美国人。
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人民的愚昧，当权者的不作为，西方文物贩子的贪婪，是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主要原因。
正如《道士塔》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我好恨！
恨没有早生一个世纪，恨没有挡在莫高窟前，恨没有拦住那些驶往西方的货轮……
林子轩穿越到了这个时代，有了一点力量，他觉得应该做些事情，让后世的中国人不再那么的痛心，尽可能的把文物留在中国。
丁闻江和林子轩说这番话没有其他用意，他和林子轩的观念相同，教育背景相同。
两人都是从英美留学归来，都支持传统文化，反对苏联，都愿意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林子轩知道这件事太大，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耗费的时间太长，要一直和西方的文物贩子作斗争。
所以，他需要寻找一群志同道合者，成立一个庞大的民间机构，持续的运转下去。
“就从我们开始做起吧！”在龙华镇的桃花丛中，林子轩坚定的对丁闻江说道。（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五章 文化散文
林子轩提议成立一个拯救文物的民间机构，丁闻江自然是极力赞成。
丁闻江现在是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在上海华界的地位仅次于孙传方。
孙传方只管军队，对政务不怎么精通，所以丁闻江就有了不小的权利，可以便宜行事。
加上林子轩在上海文化界的影响力，两人联手或许真的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当然，这件事不是说说就行的，还需要大批的人员做事，需要大量的资金做后盾。
丁闻江能够从上海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一笔钱，林子轩捐出一部分，成立文物救助基金，打好基础，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他们决定把这个机构叫做中华文物救助会，总部设在上海，之后逐步在全国设立分会。
至于救助下来的文物，两人同意建立一座博物馆暂时保存，等到适当的时机捐给国家。
这个适当的时机是指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时候。
不过在建立博物馆的地点上两人有分歧，丁闻江觉得上海就很好，林子轩则认为最好建在偏远地区，避免文物毁于战火。
这让丁闻江很诧异，他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上海租界无疑是最安全的地方。
林子轩想的更为长远。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的话，上海并不安全，倒是重庆和云南等地是合适的地点。
这只是初步探讨，两人求同存异，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以后再做决定。
在龙华镇的这次会面，他们谈论了中华文物救助会的大体框架和基本方针。
也就仅此而已了。毕竟这件事牵扯到的东西太多，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说好的。还要和一些文物专家商量文物鉴定和保存的问题。
两人会联名在《申报》上发表一封倡议书，邀请有志于文物保护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
无论是丁闻江，还是林子轩，在这个时代都是极具声望的人物，影响力不容小觑。
回到家里，林子轩稍稍冷静下来，不由得摇头苦笑。
想想以后中国的情况，这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就算是把文物保存下来。也经不起人为的破坏，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
他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应对将来的危机，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很多事情总要有人开个头，才能让后来的人继续做下去，他愿意做一个开创者。
提倡传统文化，保护文物，这是一脉相承的事情，文物也是传统文化。
不能让后世的学者跑到外国的博物馆研究中国的文化，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说起来。林子轩并不喜好文物，也不懂这些，只是有些不忿而已，既然现在有了声望。有了钱财，那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作为一名伪文学家，当务之急不是组建保护文物的机构。那是一件长期的工程。
眼下，他要利用自己作家的身份发表文章来唤醒大家保护文物的意识。揭露西方考古学家在中国的盗墓行为。
这些事情不是没人知道，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因为种种原因，也没人说出来。
或许有人说了，却依旧没有人关注。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战争和革命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有太多需要专注的新闻，盗墓和贩卖文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林子轩要写的第一篇文章叫做《莫高窟》。
他结合后世的资料，讲述了敦煌莫高窟的飞天文化，这是一个从十六国开始，历经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的文化传承。
从其中能研究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的融合，极具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价值。
自然，他不会忘记那位王道士。
林子轩要写的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散文，学术论文适合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比如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
那样只能在专业的小圈子里流传，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散文的形式自由，可以抒发情感，记人记事，进行哲理思考等等。
他写的这一类散文在后世被称为文化散文。
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
余秋羽的《文化苦旅》和陈评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就属于文化散文。
在民国时期，有不少散文大家，各有特色。
鲁讯的《朝花夕拾》，周作仁的《自己的园地》，郁达浮的《故都的秋》，朱自青的《背影》，徐至摩的《巴黎的鳞爪》等等。
有的回忆往事，有的写景抒情，有的把文化和历史溶于生活之中。
所谓大师，就是无论写什么，怎么写，都似信手拈来，浑然天成。
林子轩和他们没办法相比，只能老老实实的把后世的文章进行改写，删去在这个时代不应该出现的文字和资料，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
余秋羽的散文，怎么说呢，太过于煽情了。
这或许正是《文化苦旅》在后世畅销的原因所在，能够引起青少年读者的共鸣。
民国时期的散文家大多比较内敛，用淡淡的笔触记录生活的点滴，给人自然而然的感觉。
就好像武林高手一样。
一个修炼的是内功，依靠内在的底蕴打动读者；一个修炼的是外功，凭着煽情吸引大众。
功力高低一看便知。
在民国也有煽情的高手，比如郭沫偌的《女神》，就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原因是青年人容易被感动，一听见高喊的口号，便热血沸腾。
沈丛文说郭沫偌在创作小说上没有天赋，只适合写檄文类的文章，喊喊口号。
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的。
后世的文人往往学了郭沫偌的套路，专心修炼外功，而忘记了精修内功。
林子轩写这类散文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专注，所以煽情就煽情吧，只要能起到效果就好，不必去管别人如何评价。
对此他已经习惯了，早前就有人批评他文笔差，也没见损失什么。
就这样，《莫高窟》这篇文化散文发表在《申报》的副刊上，把敦煌莫高窟遭受的文化劫难展现在世人面前。
林子轩用这句话作为结尾。
“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六章 作家的联合国
林子轩和丁闻江联合署名的文章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
他们大多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少国学研究者也表示支持，愿意出力。
但在社会上反响并不热烈，民众对文物的概念相当模糊，他们不认为文物能值什么钱，经文书卷还不如大洋在手里安稳。
所谓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够活命已经不错了，谁还管那些文物啊！
即便林子轩写的《莫高窟》再煽情，把敦煌文化说的再精彩，也只能在学术圈子里引起反响，读者并不怎么感兴趣。
有些读者看了之后心有所感，痛骂几句，也做不了什么。
现实就是如此，国家衰弱，强盗欺凌。
圆明园都被抢掠一空了，莫高窟还能比圆明园重要，外国人想抢，那也没办法阻拦。
这是普通读者的想法。
林子轩提出的敦煌文化在史学家那里得到了回应，一些学者准备到莫高窟考察来判断莫高窟内文化的价值。
敦煌文化从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开始，已经过去了26年。
在这26年间，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
1909年，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等运到京城只剩下八千多卷，随后保存于京师图书馆。
除了经卷和文物。敦煌最有价值的便是洞窟内的壁画了。
有西方学者把敦煌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然而，这些壁画在这段时期同样惨遭损毁。
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
林子轩在文章中提出了保护敦煌文化的倡议，得到了国学界的支持。
其中以清华研究院导师陈寅格最为热心，他写文章支持林子轩提出的把敦煌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也就是“敦煌学”。
他认真研究了京师图书馆所藏的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了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
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等。
他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并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林子轩成为第一个提出“敦煌学”这个概念的人，陈寅格对此做出了界定和补充。
不过林子轩自己知道，和讲解《红楼梦》一样，他只是按照后世的观点照本宣科，陈寅格才是真正的国学大师。
所以，他写信给陈寅格，不敢居功，并盛赞了那些研究敦煌文化的学者。
比如中国考古学家罗震玉可以说是敦煌学的奠基人，正是他上书清政府把莫高窟残存的经卷运送到京城保存。
他早在1909年就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
在后世。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二十世纪的三大显学分别是红学，甲骨学和敦煌学。
其中，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丁闻江的行动很快，中华文物救助会的批文下来了，说明这个机构是官方认可的民间机构。虽然严格意义上说孙传方只是地方军阀，并没有被北洋政府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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