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的，白刚再也不想探讨什么问题了。当时还是这种思想状况，你要是否定人民公社制度那还了得？
你宁可回家当木匠？恐怕那时就由不得你了。二十多年一家人在深渊中苦苦挣扎，刚刚重见天日，还想回到过去那种苦日子？不想自己也得为全家想想吧？这问题他不得不认真考虑。
年底所里举行关于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他在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农村怎样才能富起来的问题上，把与有名专家、高级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讲了，惟独没敢反对公社制度问题。不过他那些主张实质上已把公社那一套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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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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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所里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学术报告会，只要预先报名，来者不拒。可是那时许多人刚从全国各地调来，对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问题接触很少，绝大多数人又是搞专业技术的专家，所以谈的题目多离不开自己那个专业，有谈科学施肥的，有谈牛羊品种改良的，有谈种子、植保问题的。这些问题虽从一个侧面都与农业现代化有关，可是由于这个所的性质和任务，从领导到一般人，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改变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正面回答者寥寥无几，只有白刚一个人主要谈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开始工作以后就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如饥似渴地大量找国内外有关资料，日以继夜地学习研究。一说开学术报告会，他很快就报了名并写好了提纲。
当时在社会上这也是个热门话题，报刊上炒得沸沸扬扬，经过激烈的争论，总算有了一些头绪，五花八门的意见，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主张走“机械技术现代化的道路”，简称美国或西德模式。又加毛主席早就说过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当时党中央领导又急切地提出1980年就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具有权威的命令，已经纳入了国家的规划，各有关部门都按这一规划积极地进行工作。
一时间这一主张十分流行，似乎农业现代化就是全盘机械化。所里的基地县也由农机部门从美国引进了成龙配套的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开始了全面机械化试验。尤其是两台大幅平行移动喷灌机，连接起来就有大几百米，开动起来喷云吐雾，似二龙戏珠，十分壮丽，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大景观，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为安装这两台机械，在近千亩的土地上，将原来的机井和地面动力线全部拆除，毁弃的费用不算，只新设备投资每亩就比打机井浇灌投资高几倍。总的收获没有提高，农业总成本反而大大增加了，从经济效果看是得不偿失。
另一派主张走“生物技术现代化的道路”。他们看到了全盘机械化投入很大，产出并不会高出多少，觉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只能是大力发展农业科学研究，把生物技术搞上去，可以投资少，见效快，简称“日本模式”。
这两种模式都有不少学术界的权威在支持，都得了不少高层领导的认可。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给人的印象只能非此即彼，别人只能任择其一，别无选择。
白刚的报告一开始就针锋相对地反驳了这两种模式。他认为这两种模式都远离了中国的国情，是行不通的。他反对照搬外国经验，他讲话的题目就是“借鉴国外经验，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他引用了大量资料说明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虽有所侧重，但不是截然分开的。这二者都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中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但显然这二者都不是解决我国农村目前贫困落后的当务之急，都不是现代化起步阶段马上解决的急迫问题。而且我们无论是国家和农民的财力物力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想解决也解决不了。
“机械化”需要大量投资，靠国家供给做不到，让社队自己解决更没条件。许多社队买种子化肥都要靠贷款，许多社员吃饱肚子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哪里有钱大量投资买机械？
“生物技术现代化”虽然比较起来投资少、见效快，但也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除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外，还要有大量科研技术人员。美国平均340个农民有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研究的科学家，我国当时所有的农业科技人员不足30万。其中一半多不仅没学过农业，而且连个高中学历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首先把生物技术科研搞上去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只能是个良好的愿望，难以实现。
出路何在？白刚认为中心问题是突破现行体制、政策的束缚，给农民自主权。调整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允许农民办企业。不仅允许农民办工业，而且允许农民办商业，进入流通领域，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
这些话现在已毫无新奇之处，在当时却无疑是一颗炸弹，震动了所有的人。白刚的报告排在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有的交头接耳地闲聊，有的看书，不少女同志还一边小声聊天一边织毛衣。但报告观点的新颖，资料的丰富，数字的翔实，论证的有力，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交谈的停止了，看书的合上了书本，女同志也放下了手里的毛活，会场都全神贯注地听讲。
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屋里安安静静，鸦雀无声。这些科研人员，对领导讲话都没有鼓掌的习惯，白刚讲完后却赢得了一片掌声。
散会以后，许多人问白刚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资料？你对国外的情况怎么也这么清楚？不少人也为他的敢说敢讲叫好。信息处关处长找到他说：“快把你的稿子整理一下，咱印发全国，和各研究所交换。”但只过了几天，关处长又找他说：“老白，你的讲稿不能发了。”白刚说：“原本我也没想发，农工商这课题我刚开始研究，有些论点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你们不想发就算了。”
“不是我们不想发，是惹事啦！”白刚听了关处长的话好生奇怪：“惹事啦？什么事儿？”关处长说：“有人说你的报告首先是针对省委的，反省委；第二是反中科院。”他愤愤地说：“你看这家伙恶毒不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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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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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话的是所里的一个实权派处长满云飞。他整天除了在处室乱转，散布些小道消息，就是傍在领导身边，人称满天飞，又叫“二所长”。他自己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领导接班人，所以妄自尊大，盛气凌人，惟恐别人胜过自己，事事总想压着别人一头。上纲上线，更是他的看家本领。
原来他根本没把从农村出来不久土里土气的白刚放在眼里，白刚的报告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他心里便老大不高兴。没想到所领导对白刚的报告也很感兴趣，信息处还要印发学术资料，更使他有鲠在喉，如坐针毡。便直接找到信息处去发号施令，不让印发，还说：“你们一点政治敏感也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竟然看不出来？”然后又去找所里老书记，把白刚的论点大大贬斥了一番。
“没那么严重吧？学术研究嘛，不同意见可以探讨嘛！”他看老书记不同意便急赤白脸地说：“公开反对党的政策，反省委，反中科院，这可不是学术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所里印发资料，就等于所里支持这种言论，让省委领导和中科院知道了，所里得担多大责任？我这可不是为自己是为所里担心哪！”为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权威，他把找老书记说的这番话又和关处长说了，只是没讲是哪位领导和领导的最后态度，而是传达他的命令：“我可告诉你们，不准印哪！”
白刚虽然不在乎自己的稿子发不发，但是对他这种霸道作风非常不满：“各处室都是平行的，他为什么对你们发号施令说不准印就不印？你们没找所领导？”关处长说：“找啦！老书记说本来不同意见可以探讨，可是既然有这么大的分歧，那就别印了吧！你看，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关处长最后好心地说：“老白呀！以后还是小心点好，我听说领导里也有人同意他的看法。他这人活动能力强，他这种思想也有市场啊！”
关处长还是关心地说书记本来对你的报告印象很好，他大帽子一扣，也不敢坚持了。书记戴着修正主义反革命帽子受批斗多年，也是怕这种政治大帽子啊！人们都知道你是右派，再有个什么运动，或是风吹草动，凭他上纲的这两条，不给你扣个右派，也得打你个反革命啊！就是没有运动，政治大帽子也可以压死人哪！他看到白刚满不在乎，一会儿又凑到白刚耳旁轻轻说：“我听说有人已经向省委告状了，说你右派立场没改，反省委，反对党的政策。以后说话写文章可千万要小心啊！”
“告吧！我不怕。”白刚说，“劳改批斗二十多年，什么大帽子都戴过，这点事算个啥！还能再把我关起来？实在干不了回家。”说完还笑了笑，“我还佩服这二所长真有两下子，他要打我个右派、反革命，我是不会喊冤的。”
“怎么呢？你还佩服他？打你个反革命都不喊冤？”关处长十分惊奇。白刚调皮地笑了笑：“是啊！你没看出来？反对现在还坚持‘以粮为纲’就是针对省委。反对这模式那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中就有院里某些领导的主张。”关处长不服气说：“那也谈不上反省委反中科院哪！以粮为纲以前是党中央提出的，主张哪种模式现代化的多啦！也不光是院里某些领导啊！”
“既然是党中央提出的，说你反党不是更合适吗？何况说你反省委？不管多少人主张，既然有某些院领导，说你反中科院有什么不对？有些人这些年不都是这种逻辑吗？”白刚说完，两人同时都笑了，但这笑声中却有多少酸楚啊！
白刚说是不怕扣帽子，他确实也有这种思想准备，但是他终究也不得不考虑到帽子的利害。考虑到落实政策时的艰难，中组部多次批示打招呼，省里都一直顶着，中组部的信都不接。现在省委基本上还是那些人，据说有些人还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对过去农村实行的一套办法还是坚持的。有人告到省委，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把否定公社制度的想法一古脑儿说出去，要是那样问题就更大了。
可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上上下下许多人的思想都在解放。1979年对农民还管得很死，除深山的孤门独户以外一律不允许包产到户。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偷着搞包产到户还是舍出了身家性命，冒着坐监狱的危险干的。他们订了誓约：“哪个因为大包干进大牢，全村养活他一家。”
1980年中央就开了一个小口，规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但只规定作为解决群众温饱的一项临时措施。
1981年中央文件便认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了。不过仍然没有把他视为正宗，几年之后仍然要走集体化的大锅饭道路。
1982年中央才明确规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总算报上户口了。
1983年包产到户不仅允许生存，而是农民的伟大创举了。
有人说中央这几年关于农村的文件，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这也说明冲破多年左的束缚是艰难的，思想解放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步履艰难但不能说节节败退，而是步步前进的。不仅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如此，其他各项农村政策也都是如此。
在这种形势下，白刚的处境大大改观。如果说前二年还有人把他的报告作为反省委反中科院的罪证，而且这种认识还有市场时，那么现在许多人已对白刚那种见解认为是一种先见之明了。他的“建立我国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的课题在1981年名正言顺地列入了国家农委的课题，得到了国家的资助。他的课题研究成果论文，在全国一个规模很大的经济研讨会上，作为大会的第一个主讲人进行了宣读，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制方面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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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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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虽然是由国家主管部门主办，有不少领导人参加，但没有领导报告，只有几个主讲人讲几个专题，讨论时以几个主讲人为中心划分小组，与会人员去哪个小组讨论由自己选择。结果来白刚这个小组的人最多，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在休息时许多人还围住白刚和他探讨问题。
有一个很慈祥的胖老头儿，挤到了里边，坐在了白刚的对面，看起来要郑重其事地谈什么问题，别人对他看来还特别尊敬，都主动地停止了谈论。胖老头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