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得自然，总有好处。由此我又想到日本风景画里点缀的人物，那决不是中国画里飘飘欲仙的渔翁或是拄杖老人，而是极家常的；过桥的妇女很可能是去接学堂里的小孩。画上的颜色也是平实深长的，蓝塘绿柳树，淡墨的天，风调雨顾的好年成，可是正因为天下太平，个个安分安己，女人出嫁，伺候丈夫孩子，梳一样的头，说一样的客气话，这里面有一种压抑，一种轻轻的哀怨，成为日本艺术的特色。
东宝歌舞团还有一支舞给我极深的印象，“狮与蝶”。舞台上的狮子由人扮，当然不会太写实。中国的舞狮子与一般石狮子的塑像，都本像狮子而像叭儿狗，眼睛滚圆突出。我总疑心中国人见到的狮子都是进贡的，匆匆一瞥，没看仔细，而且中国人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创造怪兽，如同麒麟之类——其实人要创造，多造点房子瓷器衣料也罢了，造兽是不在行的。日本舞里扮狮子的也好好地站着像个人，不过戴了面具，大白脸上涂了下垂的彩色条纹，脸的四周生着朱红的鬃毛，脑后拖着蓬松的大红尾巴，激动的时候甩来甩去。“狮与蝶”开始的时候，深山里一群蝴蝶在跳舞，两头狮子在正中端坐，锣鼓声一变，狮子甩动鬃尾立起来了，的确有狮子的感觉，蝴蝶纷纷惊散；像是在梦幻的边缘上看到的异像，使人感到华美的，玩具似的恐怖。
这种恐怖是很深很深的小孩子的恐怖。还是日本人顶懂得小孩子，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小孩。他们最伟大的时候是对小孩说话的时候。中国人对小孩的态度很少得当的。外国人老法一点的是客气而疏远，父母子女仿佛是事务上的结合，以冷谈的礼貌教会了小孩子说：“我可以再吃一片吗？我可以带小熊睡觉吗？”新法的父亲未结婚先就攻读儿童心理学，研究得越多越发慌，大都偏于放纵，“亲爱的，请不要毁坏爸爸的书，”那样恳求着；吻他早安，吻他晚安，上学吻他，下课吻他。儿歌里说，“小女孩子是什么做成的？糖与香料，与一切好东西。”可是儿童世界并不完全是甜甜蜜蜜，光明玲斑，“小朋友，大家搀着手”那种空气。美国有一个革命性的美术学校，鼓励儿童自由作画，特殊的作品中有一张人像，画着个烂牙齿戴眼镜的坏小孩，还有一张，画着红紫的落日的湖边，两个团头团脑的阴黑的鬼；还有一张，全是重重叠叠的小手印子，那真是可怕的。
日本电影《狸官歌声》里面有个女仙，白木莲老树的精灵，穿着白的长衣，分披着头发，苍白的，太端正的蛋形小脸，极高极细的单调的小嗓子，有大段说白，那声音尽管娇细，听了叫人背脊上一阵阵发冷。然而确实是仙不是鬼，也不是女明星，与《白雪公主》卡通片里葡萄于广告式的仙女也大不相同。神怪片《狸宫歌声》与狄斯耐的卡通同是幻丽的童话，狄斯耐的《白雪公主》与《木偶奇遇记》是大人在那里卑躬屈节讨小孩喜欢，在《狸宫歌声》里我找不出这样的痕迹。
有一阵子我常看日本电影，最满意的两张是《狸宫歌声》（原名《狸御殿》）与《舞城秘史》（原名《阿波之踊》）。有个日本人藐视地笑起来说前者是给小孩子看的，后者是给没受过教育的小姐们看的，可是我并不觉得惭愧。《舞城秘史》的好，与它的传奇性的爱仇交织的故事绝不相干。固然故事的本身也有它动人之点，父亲被迫将已经定了亲的女儿送给有势力的人作妄，辞别祖先。父亲直挺挺跪着，含着眼泪，颤声诉说他的不得已，女儿跪在后面，只是俯忧不动，在那寒冷的自格扇的小小的厅堂里，有一种绵绵不绝的家族之情。未婚夫回来报仇，老仆人引她去和他见一面，半路上她忽然停住了，低着头，背过身去。仆人为难地唤着“小姐……小姐……”她只是低徊着。仆人说：“……在那边等着呢。”催了又催，她才委委屈屈前去。未婚夫在沙滩上等侯，历尽千辛万苦冒险相会，两人竟没有面对面说一句知心话；他自管自向那边走去，感慨地说：“真想不到还有今天这一面……”她默默地在后面跟随，在海边银灰色的天气里。他突然旋过身来，她却又掉过身去往回走，垂着头徐徐在前走，他便在后面远远跟着；最近中国话剧的爱情场面里可以看到类似的缠绵的步子，一个走，一个跟，尽在不言中。或是烈士烈女，大义凛然地往前踏一步，胆小如鼠的坏蛋便吓得往后退一步，目中无人地继续往前走，他便连连后退，很有跳舞的意昧了。
《舞城秘史》以跳舞的节日为中心，全城男女老少都在耀眼的灰白的太阳下舒手探脚百般踢跳，唱着：“今天是跳舞的日子！谁不跳舞的是呆子！”许是光线太强的缘故，画面很淡，迷茫地看见花衣服格子布衣服里冒出来的狂欢的肢体脖项，女人油头上的梳子，老人颠动着花白的髻，都是淡淡的，无所谓地方色彩，只是人……在人丛里，英雄抓住了他的仇人，一把捉住衣领，细数罪状，说了许多“怎么也落在我手里”之类的话，用日文来说，分外地长。跳舞的人们不肯做他的活动背景，他们不像好莱坞歌舞片里如林的玉腿那么服从指挥——潮水一般地涌上来，淹没了英雄与他的恩仇。画面上只看见跳舞，跳舞，耀眼的太阳下耀眼的灰白的旋转。再拍到英雄，英雄还在那里和他的仇人说话，不知怎么一来仇人已经倒在地下，被杀死了。拿这个来做传奇剧的收梢，真太没劲了，简直滑稽——都是因为跳舞。
（原刊1944年11月《天地》月刊第14期）
二十七、谈音乐
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即使是所谓“轻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譬如说颜色：夏天房里下着帘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折得很齐整，翠蓝夏布杉，青绸裤，那翠蓝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美，并不一定使人发生什么联想，只是在房间的薄暗里挖空了一块，悄没声地留出这块地方来给喜悦。我坐在一边，无心中看到了，也高兴了好一会。
还有一次，浴室里的灯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灯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白里发青发黑，镀上一层新的润滑，而且变得简单了，从门外望进去，完全像一张现代派的图画，有一种新的立体。我觉得是绝对不能够走进去的，然而真的走进去了。仿佛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兴而又害怕，触了电似地微微发麻，马上就得出来。
总之，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
气味也是这样的。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那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牛奶烧烟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崭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昧，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
气味总是暂时，偶尔的；长久嗅着，即使可能，也受不了。所以气味到底是小趣昧。而颜色，有了个颜色就有在那里了，使人安心。颜色和气味的愉快性也许和这有关系。不像音乐，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显明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我认为戏里只能有正旦贴旦小旦之分而不应当有“悲旦”、“风骚泼旦”、“言论老生”（民国初年的文明戏里有专门发表政治性演说的“言论老生”）。
凡哑林与钢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乐队，以钢琴与凡哑林为主，我也讨厌，零零落落，历碌不安，很难打成一片，结果就像中国人合作的画，画一个美人，由另一个人补上花卉，又一个人补上背景的亭台楼阁，往往没有情调可言。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嚎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响乐，因为编起来太复杂，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训练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格律的成份过多。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一套？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咬牙，进人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场听众扫数肃清铲除消灭，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级的音乐修养，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站始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琴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桂着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
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我非常感动地说：“真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们以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乐的小孩，不能埋没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学琴。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上面的灰尘。
我被带到音乐会里，预先我母亲再三告诫：“绝对不可以出声说话，不要让人家骂中国人不守秩序。”果然我始终沉默着，坐在位于上动也不动，也没有睡着。休息十分钟的时候，母亲和始妨窃窃议论一个红头发的女人：“红头发真是使人为难的事呀！穿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红色黄色都犯了冲，只有绿。红头发穿绿，那的确……”在那灯光黄暗的广厅里，我找来找去看不见那红头发的女人，后来在汽车上一路想着，头发难道真有大红的么？很为困惑。
以后我从来没有自动地去听过音乐会，就连在夏夜的公园里，远远坐着不买票，享受露天音乐厅的交响乐，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时常夸奖我，容易激动的蓝色大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抱着我的头吻我。我客气地微笑着，记着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一会才用手绸子去擦擦。到她家去总是我那老女佣领着我，我还不会说英文，不知怎样地和她话说得很多，连老女佣也常常参加谈话。有一个星期尾她到高桥游泳了回来，骄傲快乐地把衣领解开给我们看，粉红的背上晒塌了皮，虽然已经隔了一天，还有兴兴轰轰的汗味太阳味。客室的墙壁上挂满了暗沉沉的棕色旧地毯，安着绿漆纱门，每次出进都是她丈夫极有礼貌地替我们开门，我很矜持地，从来不向他看，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