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就用不着堂皇的”学名“，而出嫁之后根本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成为”张门李氏“了。关于女人的一切，都带点秘密性质，因此女人的乳名也不肯轻易告诉人。在香彦诗词里我们可以看到，新婚的夫婿当着人唤出妻的小名，是被认为很唐突的，必定要引起她的娇嗔。
男孩的学名，恭楷写在开蒙的书卷上，以后做了官，就叫“官印”，只有君亲师可以呼唤。他另有一个较洒脱的“字”，供朋友们与平辈的亲族使用。他另有一个备而不用的别名。至于别号，那更是漫无限制的了。买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换一个别号，把那古董的名目嵌进去。搬个家，又换个别号。捧一个女戏子，又换一个别号。本来，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种心境，名字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跟着变幻的心情而转移？
《儿女英雄传》①里的安公子有一位“东屋大奶奶”，一位“西屋大奶奶”。他替东屋题了个园叫“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署名“伴瓣主人”。安老爷看见了，大为不悦，认为有风花雪月玩物丧志的嫌疑。读到这一段，我们大都愤愤不平，觉得旧家庭的专制，真是无孔不入，儿子取个无伤大雅的别号，父亲也要干涉，何况这别号的命意充其量不过是欣赏自己的老婆，更何况这两个老婆都是父亲给他娶的！然而从另一观点看来，我还是和安老爷表同情的。多取别号毕竟是近于无聊。
……………………
①（儿女英雄传），章回小说，清人文康著。
我们若从事于基本分析，为什么一个人要有几个名字呢？因为一个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个人，父母心目中的他与办公室西崽所见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离不同。有人喜欢在四壁与天花板上镶满了镜子，时时刻刻从不同角度端详他自己，百看不厌。多取名字，也是同样的自我膨胀。
像这一类的自我的膨胀，既于他人无碍，何妨用以自娱？虽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浪费，我们中国人索来是倾向于美的糜费的。
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外界对于我们的名字发生兴趣的话，那又是一回事了。也许我们以为一个读者看到我们最新的化名的时候，会说：“哦，公羊浣，他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用的是臧孙（虫带）（虫东）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改名商烟婵，又叫女（女危）。”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记这一切，尚且是希望过奢，何况是个文人？
一个人，做他自己分内的事，得到他分内的一点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的事了，或者做不动了，也就被忘怀了。社会的记忆力不很强，那也是理所当然，谁也没有权利可抱怨……大家该记得而不记得的事正多着呢！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我同名的人有两个之多，也并没有人觉得我们的名字滑稽或具有低级趣味。中国先生点名点到我，从来没有读过白宇；外国先生读到“伍婉云”之类的名字每觉异常吃力，舌头仿佛卷起来打了个蝴蝶结，念起我的名字却是立即朗朗上口。这是很慈悲的事。
现在我开始感到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为什么不另挑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点美与深沉，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伟丽触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么？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分的信任，是我们的特征。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话又说回来的。要做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眼儿崇拜”。也许我这些全是借口而已。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人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火英），张（火英）两个宇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
（原刊1944中1月《杂志）月刊第4期）
四、表姨细姨及其他
林佩芬女士在《书评书目》上评一篇新近的拙著短篇小说，题作《看张——＜相见欢＞的探讨》，篇首引衰枚的一首诗，我看了又笑又佩服，觉得引得实在好，抄给读者看：
爱好由来落笔难，
一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是初并女，
头未梳成不许看。
——袁枚《遣兴》
文内提起这故事里伍太太的女儿称母亲的表姐为“表姑”，而不是“表姨”，可见“两人除了表姐妹之外还有婚姻的关系——两人都是亲上加亲的婚姻，伍太太的丈夫是她们的表弟，荀太大的丈夫也是‘亲戚故旧’中的一名。”林女士实在细心。不过是荀太太的丈夫比她们表姐妹俩小一岁，伍太太的丈夫不见得也比太大年轻。
其实严格的说来，此处应作“表姨”。她们不过是单纯的表姐妹。写到“表姑”二字的时候我也曾经踌躇了一会，但是没想到应当下注解。
我有许多表姑，表姨一个都没有。我母亲的表姐妹也是我父亲的远房表姐妹，就也算表姑。我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是忌讳“姨”字。难道“表”不谐音“姨”字？不但我们家——我们是河北人——在亲戚家也都没听见过“表姨”这称呼。唯一的例外是合肥李家有个女婿原籍扬州，是亲戚间唯一的苏北人，他太太跟我始妨是堂表姐妹，他们的子女叫我姑姑“表姨娘”。当时我听着有点刺耳，也投去研究为什么。固然红楼二尤也是贾蓉的姨娘——已婚称“姨妈”，未婚称“姨娘”没错，不过《红楼梦》里的小辈也称姨娘为“姨娘”。想必因为作妻不是正式结婚，客气的尊称只好拿来作为未婚的姨母看待。
我母亲是湖南人，她称庶母“大姨二姨”。我舅母也是湖南人。但是我舅舅家相当海派，所以表姐妹仍叫舅母的妹妹“阿姨”——“阿姨”是吴语，近年来才普及——有“阿姨”的也只此一家。
照理“姨妈”这名词没有代用品，但是据我所知，“姨妈”也只有一个。李鸿章的长孙续娶诗人杨云史的妹妹，小辈都称她的姐姐“大姨妈”。杨家是江南人——常熟？
但是我称我继母的姐妹“大姨”、“八姨九姨”以至于“十六姨”。她们父亲孙宝琦有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孙家仿佛是江南人——我对这些事一向模糊——虽然都一口京片子非常道地。
此外我们这些亲戚本家都来自华北、华中与中南部。看来除了风气较开放的江南一隅——延伸到苏北——近代都避讳“姨”宇，至少口头上“姨”、“姨娘”的称呼已经被淘汰了，免与姨太太混淆。
闽南话“细姨”是妻，想必福建、广东同是称“小”作“细”。现在台湾恐怕不大有人称妻妹为小姨了。
三０年间张资平的畅销小说，有一篇写一个青年与他母亲的幼妹“云姨母”恋爱。“云姨母”显然不是口语，这称呼很怪，非常不自然，是为了避免称“云姨”或“云姨娘”。即使是文言，称未婚少女为“姨母”也不对。张资平的小说外表很西式，横行排字，书中地点都是些“H市”、“S市”，也看不出是否大都市，无法推测是汉口、上海还是杭州、汕头。我的印象是作者是内地人，如果在上海写作也是后来的事。他显然对“姨”字也有过敏性。
“表姑”、“表姨”的纠纷表过不提，且说《相见欢》这篇小说本身，似乎也应当加注解。短短一篇东西，自注这样长，真是个笑话。我是实在向往传统的白描手法——全靠一个人的对白动作与意见来表达个性与意向。但是向往归向往，是否能做到一两分又是一回事了。显然失败了，连林女士这样的细心人都没看出《相见欢》中的苟绍甫——
①对他太太的服饰感到兴趣，虽然他不是个娘娘腔的人；
②认为盲婚如果像买奖券，他中了头奖；
②跟太太说话的时候语声温柔，与平时不同；
④虽然老夫老妻年纪都已过中年，对她仍旧有强烈的欲望；
——是爱他太太。至于他听不懂她的弦外之音，又有时候说话不留神，使她生气，那是多数粗豪的男子的通病。
这里的四个人物中，伍太太的女儿是个旁观者。关于她自己的身世，我们只知道她家里反对她早婚，婚后丈夫出国深造，因为无法同去，这才知道没钱的苦处。这并不就是懊悔嫁了个没钱的人，至少没有悔意的迹象，小夫妻俩显然恩爱。不过是离愁加上面对现实——成长的痛苦。
伍太大有两点矛盾：
①痛心她挚爱的表姐彩风随鸦，代抱不平到恨不得红杏出墙，而对她钉梢的故事感到鄙夷不屑——当是因为前者是经由社交通见的人，较罗曼蒂克；
②因为她比荀太太有学识，觉得还是她比较能了解绍甫为人——他宁可在家里孵豆芽，不给军阀做事，北伐后才到南京找了个小事。但是她一方面还是对绍甫处处吹毛求疵，对自己的丈夫倒相当宽容，“怨而不怒”，——只气她的情敌，心里直骂“婊子”，大停她的淑女形象——被遗弃了还乐于给他写家信。
显然她仍旧妒恨绍甫。少女时代同性恋的单恋对象下嫁了他，数十年后余愤未平。倒是萄太太已经与现实媾和了，而且很知足，知道她目前的小家庭生活就算幸福的了。一旦绍甫死了生活无着，也准备自食其力。她对绍甫之死的冷酷，显示她始终不爱他。但是一个人一辈子总也未免有情，不过她当年即使对那恋慕她的牌友动了心，又还能怎样？也只好永远念四着那钉梢的了。
几个人一个个心里都有个小火山在，尽管看不见火，只偶尔冒点烟，并不像林女士说的“槁木死灰”，“麻木到近于无感觉”。这种隔阂，我想由来已久。我这不过是个拙劣的尝试，但是“意在言外”“一说便俗”的传统也是失传了，我们不习惯看宇里行间的夹缝文章。而从另一方面说来，夹缝文章并不是打谜。林女士在引言里说我的另一篇近作《色。戒》——
……是在探讨人心中“价值感”的问题。 （所以女主角的名字才谐音为“王佳芝”？）
使我联想到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曾经有人说我的一篇小说《留情》中淡黄色的墙是民族观念——偏爱黄种人的肤色——同属《红楼梦》索隐派。当然，连《红楼梦》都有卜世仁（不是人），贾姜的舅舅。但是当时还脱不了小说是游戏文章的看法，曹雪芹即使不同意，也不兔偶一为之。时至今日，还幼稚到用人物姓名来骂人或是暗示作书宗旨？
此外林女士还提起《相见欢》中的观点问题。我一向沿用旧小说的全知观点羼用在场人物观点。各个人的对话分段。这一段内有某人的对白或动作，如有感想就也是某人的，不必加“他想”或“她想”。这是现今各国通行的惯例。这篇小说里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林女士单挑出伍太太想的“外国有这句话：”死亡使人平等。‘其实不等到死已经平等了。当然在一个女人是已经太晚了……“指为”夹评夹叙“，是”作者对小说中人物的批判“，想必因为原文引了一句英文名句，误认为是作者的意见。
伍太太“一肚子才学”（原文），但是没说明学贯中西。伍太太实有其人，曾经陪伴伍先生留学英美多年，虽然没有正式进大学，英文很好。我以为是题外文章，略去未提。倘然提起过，她熟悉这句最常引的英语，就不至于显得突死了。而且她女儿自恨不能跟丈夫一同出国，也更有来由。以后要把这一点补写进去，非常感谢林女士提醒我。
（收入《续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88年2月初版）
五、存稿
我写文章很慢而吃力，所以有时候编辑先生向我要稿子，我拿不出来，他就说：“你有存稿，拿一篇出来好了。”久而久之，我自己也疑心我的确有许多存稿囤在那里，始于下决心去搜罗一下。果然，有是有的。我现在每篇摘录一些，另作简短的介绍。有谁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