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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这是我自由了的第一天。
五
然而，这对我如此重要的一天，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别人看来，竟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任何一天没有区别，毫无二致。
这使我有点失望。当车把式海喜喜——进村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他“喜喜”——在日头偏西时终于把大车赶进一处居民点后，我们几个就业人员并没有看见有任何欢迎我们的表示。这里连狗也没有一条，也没有鸡鸭，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懒洋洋地坐在水泥桥头，借着夕阳的余辉取暖。他们对我们眼皮也不抬。这个村子和劳改农场房舍的格局没有两样，一律是一排排兵营式的黄色的土坯房。但比劳改农场还要破旧，许多处墙根已经被硝碱浸蚀得塌掉了泥皮——劳改农场里有的是劳动力，可以随时修修补补的。只不过这儿在每扇矮小的木板门口，有一两堆被雨雪淋得发黑的柴禾，或是拉着晾衣裳的绳子，显示出那么一点农村的居家气氛。
大车经过一排排房舍前面凹凸不平的空地，除了柴禾还是柴禾，没有一个人。我们好像到了一处被废弃了的荒村。
“妈的！都死绝了！……往哪达儿拉呀……”
海喜喜从优秀的民歌手又一下子恢复了车把式的本来面目，用不能形诸笔墨的语言嘟嘟哝哝地谩骂了一通。显然，他并不知道把我们几个新来的农工安顿在哪里，对这趟差使似乎也极不高兴。他已经跳下车辕，勒着马嚼子，一边催马前行，一边东张西望。从桥头那几个老汉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了他绝不是干部，不是书记、队长、出纳、会计之类的人物，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对他的敬意。我们也不答理他：你爱往哪儿拉就往哪儿拉吧！这是你的责任。
走到最后一排土坯房，再没有地方可去了。在一间好似仓库的门前，他“吁、吁”地把牲口呵止住，一脚蹬起车底盘下的支架，三下五除二地把三匹马卸了套，管自牵走了马，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我们几个人都有点沮丧。对我们新来的工人——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如此简慢不说，肚子也早饿瘪了。我想把怀里的稗子面馍馍掏出来吃，但还是忍住了。吃东西是最大的享受，必须在毫无干扰的、非常宁静的氛围中咀嚼，才能品出每一个食物分子的味道。这时我们还没有安下身，说不定马上还要转移，现在吃，是最大的浪费！“喂，伙计们！咱们大概就住在这儿。”“营业部主任”在一扇破窗户前面探头探脑。他总交好运道，就在于他心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老老实实，总要钻天觅缝地找点小自由。譬如现在，在我们几个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把周围的环境观察好了。
“这不是场部，”他说，“这不过是这个农场的一个队。你们看，这他妈的就是咱们的宿舍。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火炕。”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朝里望去：泥地上均匀地铺着刚拉来的干草，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暗黄的土墙泥面也剥落了，露出一片片草秸。是的，这宿舍可真不怎么样！
“我一看这就是个穷地方！”从兰州来的报社编辑说，“和我过去到过的定西农村一个样！”
“好地方轮得着你我？”过去的辎重团中尉，上过朝鲜战场的英雄骂骂咧咧的。他虽然也被劳改了三年，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的礼遇。“这他妈的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到了十七层！”“算了吧，大家少说两句。”上海来的银行会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谁也在这里呆不长，能忍则忍吧……”转而，几个人稍稍地有了兴致，谈论起各自的家属给他们联系工作的情况。是的，他们不会在这里呆长的。他们的家在上海、西安、兰州……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老婆都在活动着把他们办到那里郊区的农场去；“营业部主任”也不例外，他不久也能回到这个省城的郊区。他们有老婆孩子，他们要回去团圆，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和定西农村一样穷”也好，“十七层地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过渡，他们很快就能上天堂。只有我，是注定要在这里呆到全然不可预测的未来，也许直呆到老、到死的。我母亲是北京街道上一个穷老婆子，毫无办法；我那官僚兼资本家的大家庭，被日本人的炮火摧毁后即一蹶不振，树倒猢狲散，经过八年离乱，正如《红楼梦》里写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我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畅谈美好的前景，独自蹲在一旁想心思。今天，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天，种种好兆头（除了没有拣着黄萝卜之外）鼓舞了我。我既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就一定能够活下去。死而复生的人，会把今后的日子全看作是残生。或许我还能活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但那全是残生了——多么长的残生啊！而只要认为自己早已死去，现在肉体尚未腐烂，尚能活动，尚能看见太阳，听到歌声，不过是自己的侥幸，是自己白拣来的便宜，就什么困苦贫穷都不在话下了。家庭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我本人也成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尽管我有点失望，倒并不特别不满。我已学会了忍耐和不发牢骚。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们看到村子外面的田野上有许多人扛着铁锹往回走，前排房子也响起了人声。收工了。一个瘸腿的中年汉子拐过房角向我们走来。
“来啦？”他并不看谁，低着头从手中的一串钥匙中挑出一把，开开门，顺口问了一句，算是跟我们打了招呼。随即转身又走了。“喂，队长呢？”中尉在他背后叫，“咱们总得办手续、报到哇！”他一出劳改农场就续接上在部队的习惯。习惯，真是难以改变的东西。“队长歇歇就来。”瘸子头也不回地说。
没有什么可等的。既然要活下去，就要会生活。我第一个爬上大车，把放在最上面的烂棉花网套取了下来——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用胳膊一夹，排闼而入，先把干草尽量往墙根踢拢，使墙根的干草堆得厚厚的，又用眼角瞟瞟旁边：也不能让旁边的干草太薄。狼孩也有狼孩的道德；我活，也要让别人活。然后，我把烂网套往墙根一撂：这个地方是我的了！
“喂，喂！你们干啥？你们干啥？队长还没有来分铺哩！……”“营业部主任”气急败坏地嚷嚷。如果他占据了墙根，他是不会这样叫的。他虽然不断瞅空子搞小自由，但一旦小自由的利益被别人获取，他就宁愿舍弃自由而去找领导：我没有得到，也不能让你得到！今天早晨，他因为怕自己的行李放在大车的最上层会在路上颠下来，第一个搬出行李，放在大车的车底盘上。现在，等他搬进自己的铺盖，三面墙根都让别人占了。对不起，你睡在门边上喝西北风吧！
不理他！你活，也要让我活。他被子褥子齐全，还有一件老羊皮袄，按平均主义的原则，他也应该睡在门口。我打开我的烂网套，把哲学讲师送我的《资本论》第一卷塞在网套下当枕头，旁若无人地、直挺挺地在我的“床”上躺下了。
墙根，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在家靠娘，出门靠墙”，这句谚语真是没有一点杂质的智慧。在集体宿舍里，你占据了墙根，你就获得了一半的自由，少了一半的干扰；对我这样连纸箱子也没有的人，墙根就更为重要了。要是有点小家当，针头线脑、破鞋烂袜之类，或是“祖宗有灵”，搞到了一点吃食，只有贮藏在墙根的干草下面。如果财产更多一点，还有一面墙供你利用。你可以把东西捆扎起来挂在墙上。更妙的是，你要看点书，写封家信，抑或心灵中那秘密的一角要展开活动，你就干脆面朝着墙，那么，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会远远地离开你，你能够去苦思冥想。睡了四年号子，我才懂得悟道的高僧为什么都要经过一番“面壁”。是的，墙壁会用永恒的沉默告诉你很多道理。
六
我们刚把自己的铺位铺好，干草的烟尘还在土房里飞扬的时候，那个瘸子又来了，他说队长叫他领我们吃饭去。
好极了！吃饭！村子里有了活气。冬天的夕阳在西南方向放射着金色的光辉，黄色的土墙上和七拼八凑的玻璃窗上，都映得光灿灿的。小土房上小小的烟囱，一个个冒出袅娜的轻烟，村子里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蒿草的香气。这种与劳改农场迥然不同的、如风俗小说里描写的村居情景，使我莫名地兴奋起来：贫穷也罢，困苦也罢，我毕竟又回到了正常的环境中！
伙房很小，看起来没有几个人在伙房搭伙。这使我有点担心：搭伙的人越少，每个人被炊事员剥削的量就越大。不过所幸的是，我们现在是工人了，我们可以进入伙房里面去打饭了。在瘸子——现在我知道他是队上的保管员兼管理员——向炊事员嘀嘀咕咕地交待给我们按多少定量打饭的时候，我的近视眼迅速地在伙房里睃巡了一遍：扔在案板上的笼屉布，沾着许多馍馍渣！其实，像“营业部主任”这类人真蠢。他们不断地用最哀切的言词向家中勒索，搞得家里人惶恐不宁，扎紧裤腰带来支援他们。我呢，既然不忍心盘剥老母亲，就要发挥自己的智能。而我凭智能在目前的生活圈子里搞到的吃食，并不比从外面给他们寄来的邮包少。
每人四两：一个稗子面馍馍，再加一碗已经冷却的咸菜汤。我磨蹭着最后一个打饭。我笑着对炊事员说：“我不要稗子面馍馍，你让我刮那笼屉布吧。”
“行，”炊事员诧异地看了我一眼，递给我一把饭铲，“你要刮你就刮吧。”我仔仔细细地把笼屉布刮得比水洗的还干净，足足刮了一罐头筒馍馍渣。按分量说，至少有一斤！
“祖宗有灵！”虽然有股蒸锅水味，还是很好吃！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伙房刮馍馍渣。自由真好！
吃完了饭，队长给我们提着一盏马灯来了。
“大家都来啦？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他在身上摸索着火柴。我马上走过去，帮他提着马灯，点上火，然后接过马灯挂在我的头顶上——这盏马灯有一半归我用了！没有外援的劳改生活锻炼出了我的机灵，依靠外援活下来的“营业部主任”之流只能靠他们的后盾。
“队长，咱们就这么随便睡哇？”躺在门口的“营业部主任”想改变现状。“随便睡，随便睡，睡哪儿都行……”队长一屁股坐下来，在他的草铺上盘起腿，没有领会他的意图。
“队长，有没有好一点的房子？”上过朝鲜战场的中尉不满地说：“这房子连炕也没有。”
“凑和住吧，家嘛，在人收拾。”队长有点不悦了。他是个干瘦的中年汉子，自我介绍说姓谢。在马灯昏黄的灯光下只看见他一脸胡茬，神色疲惫，穿一件补满补丁的棉干部服。他说：“想睡炕，就得脱炕面子。这大冬天的，脱下的炕面子也不结实。等开春再说吧。”
这就是说，我们要到春天才能睡上炕。而到春天，没有炕睡也行了。几个人向谢队长打听怎么往这儿写信？场部在哪里？人保科什么时候办公？迁移户口的事应该找谁？谢队长很快就知道了这几个人是不准备在这里干长的。他把目光向我转来。我坐在马灯底座下面的阴影里。他眯缝着眼睛问：
“喂，小尕子，你叫啥名字？”
“章永璘。”我欠了欠身子，干草在我屁股下作响。他把手中的一张纸就着灯光吃力地看了看。
“你家在北京□？才二十五岁？”
“在北京。是的，刚满二十五岁。”
“你们几个就你年轻。咋？你也要回吗？”
“我不回。”“好，不回就在这达儿好好干。”谢队长高兴了，脸朝着我和蔼地说，“这达儿也不坏，总比你们原来呆的地方强。供应嘛，一个月二十五斤粮，还有两包烟。工资嘛，一级十八块，二级二十一块……你们先拿十八块，干了半年，根据你们的劳力再说话……”“是，是……”我表示很满足地点着头。其他人靠在铺盖上冷冷地听着。呆滞的灯光把他们的脸照得像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具。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比劳改农场强的只是有工资。而十八块钱在这困难时期买不到十斤黄萝卜，况且这里还不发衣裳。粮食定量和劳改农场一样，七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