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在大庭广众讲过什么话,在报社,我们数学部开会,就六个人,轮到我发言,也是面红耳赤,讲得别别扭扭的。
这点我和沈从文很像,我相信我甚至还不如他。有这么一个故事,沈从文被胡适聘用为中国公学讲师,他在上第一堂课时就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我以前看了这个,心里很同情他,因为我和他是一样性格的人。但他起码还能坚持把一堂课讲完,要是换了我,有那么10分钟说不出话,早跑了。
只因为那时他已经相当的知名,学生们都是慕名而去的,对一个名人的缺点,大家都很容易谅解。若是换了一般人,学生们早把他哄下去了。
我说话声音很小,像个小女生,从没试过大声说话,军训时是我这辈子喊得最大的声音了,但是过后有一个月,我的嗓子又恢复了以往的莺声燕语。
我感觉自己的眼睛也和别人不同,我无法坦然地面对众多凝视我的目光,可以勉强硬撑上一会,但慢慢就会像得了沙眼一样,眼痒,流泪,脸越来越红,最后就像猴屁股似的。
总结一下,我在生活上的白痴像张爱玲,在举止上的扭捏像沈从文,名人的缺点我都具备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姐身子丫环命的人。当然,这些缺点放在名人身上,会变成是一种优点,瞧,他多可爱。可是到了一个普通人身上,会引来一阵嫌恶。
我在体检的时候再次接受了这种嫌恶,有一项是检查肝功能,需要抽血。我前面很迅速地把其他项都测完了,包括听力,视力,是否色盲,身高,体重,血压,胸透,甚至连验尿都没有丝毫的考虑,很利索地脱掉裤子,顾不得羞涩,用颤抖的手,端着一小杯热腾腾的童子尿。
但是又到抽血了,该怎么办?我从小就怕这个,不是怕疼,肉体的疼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真的,比如在屁股上打针,上学时有人拿圆规在我腿上捅了一下,我当时也只是疼,没有感到恐惧。
我怕针管,血,还有胳膊上那些隐约可见的血管。这三样任一个单纯的让我看到,我的目光都会有些异样,而它们放到一块简直就是我的噩梦。
这是我的罩门,又是个贵族病,一般农村吃苦的孩子哪有这些毛病呢。别说自己亲自被拿着针管插入胳膊了,就是看到别人被这样,我心里也很难受,有时候看到爸妈输液前试验,我都会别转脸去,等完了才敢转过身来。看电视上那些吸毒的人,要拿针管了,我马上就换个台。读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我看了好几遍,每次许三观要去见李血头了,我就多翻几页,略过这些。
以前我一直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都怕针管和血,就好像傻子以为每个人都和他一样。高考时,也需要体检,我看到那些柔柔弱弱的女生,都按住胳膊一言不发的出来了。其他男生更不用说了,出来时还乐呵呵的,不疼,一点也不疼。他们兴奋地尖叫着。我才不关心疼不疼这个问题,我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后来,我跟老师说了一下,他去找医院领导商量,就免了我抽血这一环。都是托了我学习好的福,要是一般的学生去找老师,可不一定管。
说这次体检吧,我知道难逃这一劫,还是跟打算给我抽血的医生说,我不能抽血,胳膊上起反应。他人还算不错,马上就放下了恐怖的针管,他去请示领导了。
一会儿,领导来了,是个五十来岁,有点痞气的人,他不屑地说,在胳膊上抽血怎么会有反应呢,你有没有那么娇气啊。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真想对他们说,真的,我很怕这个,我宁愿你们捅我一刀,我也不愿意抽血。但是,我知道,我这么说了也没人信,只能引来更多的耻笑。
我不说话,可也不让他们抽血,领导说,你是哪个镇的。我说,麻姑头。
“哎呀呀,咱们是老乡哪,我们麻姑头镇可没你这样的熊人啊,别给我们丢脸。”他像是讽刺我,又像是给我打气。
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硬着头皮上了。只是棉花在胳膊上冰凉的搽着,我就害怕起来了,戴口罩的医生说,别紧张,别紧张,手别握那么紧,放松,放松。可我怎么能放松呢,我闭着眼,头还别过去,胳膊颤抖着,我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抽完血,我扭曲的脸才转过来,睁开眼,看到医生手里拿着的那一大瓶殷红的血,我手脚冰冷,一阵眩晕,差点站不起来。领导说,看,我就说没事吧,有什么反应,现在的年轻人哪,就是被父母惯得娇气了。周围又是一阵大笑。
我没有心情理他,终于结束了,这可怕的一切终于结束了,我摇摇晃晃得往回走,使劲按住棉花棒,生怕一个不小心,那个地方会血流如注。
坐上公交车,也没人肯为我这个浑身发软的病人让座,我只得放低身体,两只脚绷得像鹰爪一样,那姿势就像是在蹲马步。我正暗自佩服自己卓绝的功力的时候,一个急刹车,我差点扑在前面一个中年妇女的胸脯上,我充满歉意得看了她一眼,她瞪着我,又把目光移到我两只粘合在一起的手上。我没办法,小心得拿开棉花棒,针管扎过的部位有个小红点,已经结了痂,成了凝固的一点红。
我用另一只手抓住把手,这只脆弱的手则垂在一旁,像个乖乖的丫环,任凭公交车摇来晃去,紧急刹车。都不敢稍作晃动,只怕那些蠢蠢欲动的血,会冲破结痂的那一点,汹涌的流淌出来。
第二十二章 放弃教师
第二十二章 放弃教师
我上午10点钟讲课,8点在家吃饭的时候还在紧张,之前我已经独自排练了好长时间,但是,自己排练和真正的上场还是有区别的,为了壮胆,我喝了两小杯酒,脸红红的。我觉得应该有效,比如以前我跟同学或者老乡聚会,刚开始都话很少,要是喝上点酒,稍微上了头,胆量就大起来,话也就多起来,而且声音也变了,浑厚的重低音,脸虽然有点红,但也不会再更红了。
我抽的试讲题目是《等差数列的前n项和》,这个还算是比较简单的,高一的内容。内容主要讲到一个故事,我们上小学时就知道的,就是高斯用很短的时间计算出了小学老师刁难的题目:对自然数从1到100的求和。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等差数列的雏形。
当然,我的主要任务不是渲染这个故事,而是讲解计算这道题的原理。我在台上唾沫横飞的讲了起来,也紧张,但,喝了点酒还是很有效,起码说出话来了,台下坐的都是各个中学的正副校长和数学老师,一中的居多,我看到很多熟面孔,我首先看到的是申明生,他现在是一中的校长,是评讲的总负责人,我还看到了郭伟力,杨康宁,郭伟力是我的化学老师,现在都成副校长了,杨康宁则是我高一时的数学老师,对我也很好。他们肯定早看过名单,知道我回来了,我继续讲着自己的课,来不及表现自己的惭愧。
没想到的是,尴尬的事情还是来了,规定的时间是20分钟,但因为我语速过快,所有教案中的内容讲完之后,我偷瞄了一下表,才不到10分钟。该怎么办呢,我呆呆的站了半分钟,急中生智,我又讲了一个高斯的故事。
大多数人都知道高斯解1+100这个故事,但是有一个故事却是很少听到,就是他解决了两千多年悬而未决的数学难题,用尺规作正十七边形。
高斯18岁的时候,大学导师对他寄予厚望,在他完成固有的作业之外,还会给他多布置几道较难的题,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在3小时内,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
这一天,他做完别的作业后,却一张小纸条上的题难住了,要求用圆规和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正十七边形。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依然找不到解决方法,他想,也许是导师看到我每次做题都很顺利,就故意给我增加了一些难度吧。他是个好强的人,越难的题,他越想尽快把它解决,他苦苦思索,一直到天亮,才把这道题解出来。
第二天,高斯很沮丧地对导师说,您给我布置的那道题,我熬了整整一个通宵才把它解答出来,真对不起,我辜负了您对我的厚望。导师接过他的作业一看,惊讶的问,这是你昨天晚上做出来的。
是啊,我很笨,竟然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才把它解答出来。
导师验证了他的作法,非常正确,没有一丝瑕疵。导师激动的说,你知道吗?你解决了一道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这道题,阿基米德没有做出来,牛顿也没有做出来,可是,你用了一个晚上就把它解决了,你真是个数学天才。我并没有想让你做这道题的,我只是不小心将小纸条夹到了你的作业本里而已。
很多年后,高斯说,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那是一道两千多年没有解开的题目,我肯定不可能一个晚上就把它解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知者无畏啊。
我用笨拙的语言把这个故事讲完的时候,估计也差不多到规定的时间了,我拿着教案低着头往下走,我看到申明生率先鼓起掌来,接着杨老师,郭老师也鼓起掌来,其他人也鼓起掌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如海浪般汹涌的掌声中,我就如一叶孤舟,摇摇晃晃走了下来,我的心中充满了羞愧,他们这是在帮我,这个故事跟试讲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唯一能联系在一起的就是高斯这个人,虽然还有点哲理,但这不是在讲语文课,是数学课啊。
我把教案给了申明生,只瞅了他一眼,便低下了头,他说,嗯,好了,你去告诉第5号试讲的,他可以进来了。这么多人在,他肯定不会问我别的什么。
我出去的时候,杨老师也跟着出来了,他向我招了招手,我们一起进了教研室。我说,杨老师,我没讲好吧。他说,挺好的啊,就是一开始讲的太快了,有点像自说自话,呵呵,不过很多人都这样,没有经验,讲几次就没事了。
我说,是啊,我讲完才发现是太快了,所以后来讲了个故事凑时间,不会扣分吧。他说,没事没事,你讲的这个也算是数学家的故事,老师们在课堂上也经常讲啊,应该不会扣分的,而且这次是申明生负责,你就放心吧。
接着,他又问了我一些近况,我告诉他我在太原做一份杂志,想的是回来考个老师,工作稳定了,干上个一两年,找点关系,请个假,再出去。他是一个圆通的人,不像申明生,所以我敢把这些构想告诉他。
他摇摇头说,你可是别指望能请下假,像我,干了这么多年了,真的有腰椎病,想请几个月假,都批不了的。
我说,不会吧,我大姐就请下了,都好几年了,没去上班。
“你大姐在那儿教?”
“和平镇”
“哎呀呀,越是小地方越容易请,你让她到汾西一中试试。”
两天后,我被录取了,相比于我,父母们要高兴得多,他们四处宣传,跟左邻右舍,前来拜访的亲友,甚至买油盐酱醋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说起。“我儿子考上汾西一中的老师了,嗯,肯定是高中,教育局门口的布告栏上面都登出来了。”他们美滋滋的说完,等待对方的羡慕。
教育局长拿着我的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在用人单位一栏上填好,盖了章。他说,你可以去太原辞职了,再到你们学校找相关部门,把学校这一栏填好就可以了。
一切好像已成定局,我赶往太原,给编辑部主任递交了辞呈。好多同事都知道我要走了,见了面就问,问的我都烦了,只有赵娟没问,但我肯定她肯定也知道了,而我忙得做剩下的工作,以便新员工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接手,所以也很少有时间找她聊天了。
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我没有当成这个老师,当然,最后是我的主观意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是老天给了我放弃的理由。
三天后,老妈又打来了电话,她说,你还得回来再讲一次课。“怎么啦?”我问。
她说,上次是教育局自己搞的一次招聘,可现在县里又不认可,说是得重新再招一次,23个本科生也不全要了,只要21个。
这次我死活不回去,我说,为了回去考试,我已经请了好几次假了,人家领导都厌烦了,别回去考考不上,太原这边人家也不要,到头来两边的工作都没了。
我又气愤地说,看看咱们县都是些什么领导啊,说话不算数,都签字盖章了,还能反悔,我要是想追究,拿着这个协议书就能告他们去,协议书也作废了,以后想办还得到学校买,得几千块钱呢。
最后家里考虑了下,也没太勉强我,我又去找主任收回辞呈,我有点惭愧地说,家里的工作泡汤了,我还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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