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那个瞄准镜望了望，院子里很远的地方都看得很清楚，而且镜头中细细的黑色十字线也定位的非常准确。
“干他娘的！”我心中一乐！
我把枪举起来瞄准，就听到副队长刘强在下面吼道：“给我狠狠地打。”
我也不管是不是他冲我们说的，光凭着怡巧为我运枪的这个兴奋劲，我都要好好干。
我定了定神，镜头中的87派的人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我锁定好目标，稳稳的扣动了扳机。一股强大的后座力涌来，还让我觉得一下子并不适应，但是从镜头中望过去，那个被我瞄准的人已经重重的摔在地上，应该是死了。
我喝了一声：“好！”87派这些该死的东西，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有了“黑炮”，我们几个狙击手表现的非常出色，一时间打的对面楼里的人和楼之间跑来跑去的87的人都不敢露头了。
而87派好像也暂时停止了攻击，整个厂子外面的枪声慢慢的稀稀拉拉了起来。
双方应该都进入休整的阶段。
不过不辛的是，我们五个狙击手还是有个叫六毛的同志被击中了，一时间没有死，不过看样子也不行了。
我们这边墙上两个机枪手被打掉了，还牺牲了几个同志，也是伤亡惨重。
我大概打掉了对方六个人，赵德民成绩也不错，打掉了四个。
枪声尽管停下来了，但是87派用钢炮放进来的榴弹的密度却加大了，咚咚咚咚的，在厂里面各个角落上爆炸着。所辛整个弹药库都转移到地下去了。
我的妹妹赵雅惠也在这个厂里面，让我很担心她的生死。妹妹一直跟着我，才16岁，以前基本上都是我到哪里去，她就跟着我到哪里去。不过妹妹比我更早加入红卫兵，这个是我觉得骄傲的地方。
这个时候，是1968年。
我叫赵雅君，今年21岁，1948年出生在南海。我的父亲叫赵清途，据说以前是南海最大的地主，而且留学过德国，接受过德式的军官培训，回国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了两年，因为进入抗日战争的末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我爷爷用了不少关系从军队中调出来，回南海继承爷爷的家业，同时也在南海开办了一些工厂。应该说当时我们家族在南海是声名显赫的家族。
不过在我懂事以后，这些事情都是母亲和悄悄地告诉我们的。因为我父亲赵清途在1956年被打为反革命，间谍，特务。
后来我也慢慢明白了，父亲有些时候是无辜的。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父亲曾经协助过国民党很多的官员将领从南海撤退，同时父亲曾经也考虑过全家撤到台湾去。
当时应该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找到了我父亲，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父亲没有带着全家到台湾。因为父亲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让他背景离乡实在不是他的希望，而且，父亲在南海一解放，就当上了南海市的工商联主席和治安局的局长，协助共产党维持当地的治安，对于南海的稳定应该是功劳不小的。
不过可惜的是，1956年我父亲还是被打倒了，我记忆中一群人冲进我家，把我家砸了个稀巴烂，当着我们的面把父亲五花大绑的抓走了。从此，我没有了父亲的消息。
我和母亲，姐姐赵雅玲，妹妹赵雅惠，弟弟赵雅仁也被赶出来，赶到了南海边上的一个靠近海的小山村里面，母亲也被挂上了地主婆的帽子。
还好的是，那个村子里面大部分的农民都曾经接受过爷爷和父亲的救济，所以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我当时是很害怕的，我印象中爷爷、父亲都是大大的好人，不管对谁都是笑眯眯的很和气，怎么可能变成坏人了呢？这在我父亲被抓走后我一直想不明白，曾经问过妈妈为什么父亲是坏人，妈妈也从来没有给我过答案。
1957年我失踪过一次，失踪了三天，但是我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姐姐偷偷告诉我，我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不见了的，然后三天后又躺在家门口。但是我记忆中，我只是在睡觉，一睁眼就看到大家围着我哭，我还问大家怎么回事，才知道我不见了三天。
这个失踪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只是从此以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慢慢的有些古怪了。
1957年底，我家里不知道为什么着了大火，我抱着我弟弟逃不出去，整个房间都是熊熊大火，眼看就要烧到我们了，我和弟弟的脚下却突然裂开一个大洞，让我和弟弟掉了下去。而且这个大洞还通道院墙外，让我和弟弟逃过了一劫。但是大火烧完后，母亲和姐姐找这个大洞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以为我和弟弟说胡话，但是我知道我说的肯定是真的。还有台风的时候，我在屋外被一颗大树砸倒，眼看着磨盘一样大的一片屋顶就要砸在我头上，但是却突然被什么东西震开了，然后压着我的大树也莫名其妙的断成了两节。
我曾经告诉过妈妈我觉得好像有人总是在打量我，我妈妈会抽我耳光，说我胡说八道，没有人会打量我们。让我再也不准说有谁打量着我的这样的话，耳光挨了几次，我再也不敢说了。不过，我直到16岁，这种有人打量着我的感觉都没有消失过。但是，我并不觉得可怕，反而觉得很安全。
母亲在父亲被抓走后，性格也大变，母亲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人，而且也很有文化，但是来到这个山村之后，脾气越来越坏，经常会边哭边责骂我们。而且，母亲也瘦的很厉害，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去劳动，要不我们全家可能都没有吃的。我记得有次母亲病了实在起不来，姐姐也才13岁，根本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东西吃完后，我们就断顿了，弟弟和妹妹哇哇的哭，母亲也没有办法，陪着他们哭。辛好这个村子里的人还比较好，几个受过我们家照顾的农民偷偷将他们的口粮让给我们一些，这才渡过了难关。
1958年，台湾海峡开始炮战，天空中也不时地有飞机滑过，炮声甚至整日整夜的都不停。我们都以为要打仗了，但是没想到父亲回来了。父亲并没有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回来了，只是我们全家又重新搬回到城里。父亲每次回来，身上都是一股子硝烟的味道，而且慢慢的，家的条件也好了一点，有些军人会送一些吃的过来。母亲也显得开心了很多，终于露出了笑容。我和姐姐，妹妹，弟弟才重新回到学校去上课。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坐了两年牢出来，戴罪立功，为军队做事，但是具体做什么我并不知道，到现在也都是迷。
1958年台海战争打完，我父亲带着一个勋章回来了，并展示给我们一个个人二等功的证书给我们看，并有一封父亲说保平安的信，据说是一个司令员写的。然后父亲被安排到南海的一个好像叫情报处的地方工作，早出晚归，经常见不到人。不过家里算是安定下来了。
不过我在念书的过程中，开始知道了父亲原来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而且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始让我逐渐对父亲有了敌对的情绪，父亲每次回来我都对父亲没有好气，我觉得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蒋匪和地主的家庭。在学校里面也因为这个原因，不管我成绩再好，优秀学生永远和我无缘，我不能加入少先队，这让我所有的同学都对我很歧视。我有一个外号叫“小地主”，这个外号让我非常地难受。
姐姐和父亲母亲的争吵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姐姐在1958年以后数次出走，并且经常说她不时父亲和母亲的女儿，要和家里断绝关系。这最后好像真的成为了事实，姐姐离开了家，再也不回来了。
我也步姐姐的后尘，开始越来越讨厌这个家庭，我甚至希望我是父亲母亲从野地里捡来的孤儿，或者是哪个贫农工人的儿子。
我这个“小地主”，坏孩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了我1963年初中毕业。当时我16岁，我姐姐19岁，弟弟14岁，妹妹12岁。
红色的岁月就到来了。
1966年，我姐姐主动揭发父亲，居然没有拉上我，而是拉上了我弟弟。
这此揭发，让父亲再次被打倒了。
一阵巨大的炮响，把我的记忆又拉回到现实中。
右边的墙被炸开了了，外面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
冒死记录第三部《格局》（2）
二、禽兽的嘲笑
巨大的震动让我们这边的木台子也摇晃起来，87派的枪声也一下子密集了起来，甚至超过了先前的任何一次，特别是我这边的几个狙击位上，子弹密集的根本的让你无法抬头瞄准射击。
坦克轰隆隆的履带的声音合着炮响就靠近了右边被炸开的缺口，而我们的攻击也向这个缺口集中起来，一个巨大的铁疙瘩就从这个缺口处怪叫着冲了进来。坦克的射击空中正喷射出半米多长的火焰，突突突的不断扫射着，让我们这边的人根本无法靠近。
副队长刘强正在怒吼着顶住顶住，前门我们垒起的一层层的防守沙袋就被炸飞起来，而刘强也被气浪冲得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又一个坦克就笔直的向前门冲了过来。
刘强挣扎着站起来，满脸是血，但是他还是嚎叫着：“撤退！撤退！”
我和赵德民从台子上跳下来，大家一片慌乱的向厂区里撤退着。
对坦克这种庞然大物，我们这些小米步枪只能在给它挠痒痒而已。
难道军队参与了87派？南海的武斗尽管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开始只是大家用根棒铁锹打架，不知道是哪放了第一枪，打死了87派的一个人，大家才开始动用了枪支。
由于南海靠近金门很近，有很多的民兵组织，在沿海的很多村落里面都有民兵持枪，所以，在动用了枪支之后，这种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枪就到了我们和他们的手中。而我们这些红卫兵，都接受过军事训练，知道怎么开枪杀人，又都是血气方刚的，很多人从小都认识，都是城北的人。
而87派的基本上都是城南的人，武斗开始之前，就摩擦不断。加上现在大家的理念不同，我们保林派的坚决认为林平文书记是革命功臣，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而87派的人则不这么认为，林平文是反革命的右派，他们同样认为自己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从林平文书记的事情上，双方从唇枪舌尖的“大辩论”，由剑拔弩张的对峙，发展为街头巷尾的械斗。最后升级到双方真枪实弹的较量。
这个时候，全国的武斗都在进行，也许我们这场武斗只是小儿科罢了。
杀掉自己的同胞，我没有任何的犹豫，我觉得我们这边才是真正的革命，而87派他们都是害人虫，死不足惜。更何况，87派在日趋激烈的武斗中，也不断的杀死我们保林派的人，这更加激起了我们的怒火，见到对方都是如同见到阶级敌人一样仇恨。
我相信我做的是正确的，我有伟大的社会主义理念，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我愿意和一切反对势力斗争，哪怕是牺牲我的生命。
相信尽管是相信，但是有时候，我躺在床上想起这些事情，还是有些怀疑，我到底怎么了，我怎么变得这么残忍了，我从小都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轻易不会和人争吵，甚至杀猪的时候我都不太敢看，怎么能够这么坚决地结束一个同胞的生命？我会睡不着，对自己到底还是不是正常人有所怀疑，但是我又会很快的自己耻笑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定，可能是我父亲资本家的身份让我的血液不够红，让我一直有这些资本主义的幻想，才让我对这一切有所怀疑。
而赵德民不同，他曾经和我静静的在深夜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做的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好像都被洗脑了一样，好像都不是自己了。他说他很小就熟记中国的礼仪典章，中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也说不清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我尽管严厉的警告他，他这样想会走错路，会被人民抛弃的。但是内心中却也波澜起伏，很想就着他的话说下去，探讨一下这个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世界，但是我却没有赵德民这样的胆量说出来。我不会揭发赵德民，因为他和我一样有着不好的出身，如果我出卖他，那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一天出卖自己。
我知道赵德民如果被我揭发了将会得到的下场，因为赵德民至少是完全信任我才敢对我说。而且，我敢相信，有我和赵德民这样疑惑的想法的人不再少数，只是大家都忍着，憋着，谁都不敢说，憋到最后就靠打砸抢来发泄。我和赵德民都念过高中，而且我们小时候都在父母的教育下，接受过不少和课本中完全不一样的理念教育。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是异端，越是觉得自己是异端，就越想在大家面前表现我们和大家是一样的。喊口号我绝对是声音最洪亮的，表决心也是最坚决的，批斗反革命和走资派我也绝对是冲在最前面，下手最重最不留情的一个。
我父亲1966年重新被打倒之后，我参加过批斗我父亲的批斗会，为了表决心，我冲上台去当着数千人的面抽我父亲的耳光，还破口大骂父亲种种的反革命行为。父亲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