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凡·高的作品之所以能成为不朽，能成为后世顶礼膜拜的圣物，皆源于他的这种热爱，源于他对生活、对爱情的渴望与激情。是激情毁灭了他，同样的，激情也造就了他。激情在毁灭一个俗世的凡·高的同时，却给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天才的凡·高。
正是在凡·高精神的激励下，我爱上了绘画。随着绘画水平的不断提高，读高一时，我瞒着父母，参加了全市的一次美术比赛，没想到竟获得了一等奖，这激发了我献身绘画艺术的野心。高考在即，我又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偷偷地报考了美术专业，并很荣幸地被省美院录取。
一切都遂了我的心愿，只可惜那是一个让人不容乐观的时代。那时的中国整个美术市场都很混乱，美术作品老百姓买不起，国家也不收购它们，若收购也只是象征性地给点钱，于是只有卖给外国人，于是便形成了外国人的口味、外国人的金钱控制了整个美术市场。
在这种大环境下，美院当然也不可能是圣殿。美院根本不会去考虑学生的出路，在校４年画４年的素描，拿到社会上去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是一种畸形发展着的艺术，这与我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如果说美院还有一点让我留恋的话，那么我就不能不提一下一个叫水儿的女孩。水儿来美院比我们早一点，她是一位农村女孩子，家里很穷。先是在美院一个老先生家里做保姆，她的年龄比老先生的女儿还小两岁，后来，据说是在师母的强烈反对继续雇佣的背景下，那位老先生动员水儿到学校去做模特。
她有很白的皮肤，能看出皮肤下面蓝色静脉的流动。而且，有一般模特没有的眼神，再加上她非常配合老师上课时的安排，因为一堂全身人体课要将近３个半小时，中间每隔３０分钟休息５分钟，如果摆一个比较强烈的动态，体力的消耗其实非常巨大。水儿做得很卖力。不知怎的，我挺同情她的，我甚至想娶她做老婆，如果她愿意的话。可是，遗憾的是我产生这个念头没到一个月，她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有人说水儿被人强暴了，自杀未遂，也有人说，她被一位大款看上了，成了一只金丝鸟，谁知道呢？总之，我心里真的对她很怀念。
美院不“美”，甚至也像惟利是图的整个社会，滋生出了许多让人憎恨的丑陋。很快，我厌倦了这种呆板无趣的校园生活，没等毕业就离开了学校，跑到北京做了一名“北漂”。我自然有过心理挣扎，可在理想面前，这些挣扎通通被无可遏止的激情所代替。
固然，这种激情有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动因素，但我相信无论今后的道路上横亘着多么大的艰难险阻，我都不会后悔当初的抉择！是的，我不后悔！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2）
那是１９９４年的秋天，距离现在已经整整１０年了，我也由一个桀骜不驯的热血青年，被生活驯化成了一名成熟而稍显世故的“艺术长者”。在无数个黎明黄昏，亦或辗转难眠的夜半，回首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我不禁感慨万端。
我家住在杭州，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可是我却对它没什么留恋，或许是熟悉的地方没风景吧。我决定北上，没有人为我送行，只有一只行囊和一个画夹陪伴着我踏上这变幻莫测
的孤旅。
第一次来北京，像所有第一次出门远行的人一样，一路上我瞪大双眼，好奇地望着车窗外陌生的世界，让我失望的是，直到临近北京城，我看到的都是一派破败的景象。这与我对北京的想像出入颇大。
汽车到站后，我打消了逛一逛北京城的念头，直接拦了辆出租，让司机把我带到画家村去。出租刚一启动，我就闭上了眼睛，我想像着一睁开眼，便会来到一个像巴黎那样充满着艺术气息的村落——艺术之村。
不料，画家村也让我大失所望。所谓画家村竟是一个看上去十分脏乱的村落，垃圾任意撒在路上，虽是秋天，也有苍蝇成群飞舞，时不时有脏水从门口毫无防备地泼出来；房子破败的居多，来来往往的人衣衫不整、垂头丧气。这哪里是北京呀，分明是个偏居一隅的小山村。
让我又好气又好笑的是，刚走近村口，我就碰到了两个头发凌乱、穿着劣质衣裳的青年男子，他们向我走来，压低声音问：“哥们儿，要不要碟片？看了很过瘾的哟，买几张看看吧！”
我吓了一跳。见我惊慌，其中一个青年嗬嗬地笑了起来，另一个则向我解释说：“哥们儿，买几张吧，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可以便宜点给你，外国的中国的都有。”
说着，他亮出一个蛇皮塑料袋，摸索半天掏出一张ＶＣＤ光碟，把外面的封套亮给我看，我瞥见是一个全裸的外国女郎，一双大腿向着画面外张开。
我虽然在美院时见过几次女模特的裸体，但光碟上的全裸女郎仍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不敢看他们的脸，转身就走。两个青年哪肯放过我，追在我后面大叫着：“哥们儿别走呀，便宜点卖给你，３０元，３０元随你挑——哎哎，傻×！”
我背着画夹，摆脱了这两个苍蝇似的人后，开始挨家挨户找出租屋。让我失望的是，每走过一个小院，都见门上贴着一张“本院落无房出租”的告示。无房出租，还写广告干吗？不过，这反倒证明这一带有房出租，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沿着村中小路绕了好长的圈子，可是并没有发现哪个院门贴着“有房出租”的告示。而这里的院门又大多是关闭的，一时也很难找人来问。我踌躇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决定问一问过路的人。
正想着，见一位老者拎着鸟笼向我走过来。我满脸堆笑，叫住这位老者：“大爷，向您打听一下，这一带有房子出租吗？”
“这一带都是出租房子的，不过最近有没有空房我不知道。今天几号？”老者停下来，晃着他手里的鸟笼说。
“２３号。”我想了想答道。
“那可就麻烦了。”老者说，“一般月底才有房子，因为那时会有许多租着的人退房。２３号嘛，还早。”
恐怕得住几天旅馆了。看看太阳已缓缓西沉，我感叹时间在这个时候过得好快，真是该快的时候太慢，该慢的时候却又太快。我决定先定下旅馆再说，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出村，往北大后门走去，想着北大的招待所可能会实惠些。
到了北大后门口的那条流向清华的大水渠旁，正要找人问进北大的门在哪儿？招待所在哪边？一眼却瞥见了电线杆上的租房广告，可惜后面的电话号码让人撕掉了。我立时领悟其他电线杆上也会有这样的广告，忙奔向另外的电线杆，确实每一根电线杆上都有，只是通通被撕过了，没有留下一个电话号码。
我摇头苦笑，放弃了希望，然后找了一个在公交站牌下等车的小姐，问北大怎么进去，知道招待所吗？小姐笑了笑，抱歉着说不知道，她对这边也不熟。正在这时，我在站牌的背面，发现了一个租房启事。我于是拨通了那个电话，按照对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路线，我很快找到了他家的那个小院，看了看房，觉得还不错，最后以６５元的价格租了一间七八平米大的小屋。
就这样，我住进了画家村，我的“北漂”生活也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从搬进画家村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得不忍受每天从早到晚从隔壁院落里传来的又锯又敲的声响。原以为那儿住了个小木匠，后来才知道对方自己动手做画框。不知道他一天能画多少幅画，但我确定他一天至少能做１０个画框。
和我住一个院的，是做装置的，曾经看到他有一整天在院子里拆沙发——那个沙发是从小区的垃圾堆里捡来的，他把沙发表面的蒙布掀开，把里面的弹簧全部拆下来，再把弹簧上缠的小布条拆掉，一边拆还一边按着弹簧说：“你看，质量多好！”
这些“质量好”的弹簧，后来成了他装置作品里的材料。不久，他就靠着这些作品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参加了一个国际大展，获得了大奖，并靠着这个大奖留在了加拿大，成了画家村中一个颇为传奇的成功人物。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3）
这位做装置画的年轻人叫宋双，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来到北京不到一年。由于身处热带，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他的性格和作品也同样可以用一个“热”字来形容。而他的作品也主要表现的是热带风情，色彩丰富而鲜艳，带有很强烈的民族特色。
这正应了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与幸运的宋双比起来，我在成功路上所付出的代价，就显得大得多，甚至一度超出了我来北京前的想像。
到北京后不久，我便面临了经济危机。来北京前，我卖掉在美院学习两年所积累的所有生活用品，只换得了１００元钱，加上我攒下的父母给的那２００元生活费，一共只有３００元，带着这３００元，我莽莽撞撞地闯到了北京。
从杭州到北京的车票加上房租，再加上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一个月不到，２００元便花光了。而我开夜车赶出的几幅画，却一幅也没有卖出去，这完全打破了我当初的设想。看着塑料袋子里那不多的几粒米，我明白我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躺在床上不无自嘲地听着肚子里发出的怪叫声，我感觉有一块大石头压到了我的胸口上，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原先是这样设计的：“堕落”一次——一生只准“堕落”这一次，用最快的速度，画几幅市面流行的画，卖他千儿八百元钱，然后靠这些钱生活三两个月，埋头搞我的“艺术创作”。
我要画就画出精品来，到那时，我的一幅画就不是那些“堕落”的画价可以相比的了，千万百万暂时还不忙着去想它——那是早晚的事，十万八万块钱一幅画总可以了吧。有了钱后，我不就可以安心地搞我的“艺术”了吗？
这个时代，只要有才，就会有“财”，有了“财”我还怕饿死，还怕在北京待不下去？只要在北京立住了脚，成了气候，凭借着这块跳板，冲出亚洲乃至走向世界，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
我非常自信，可现实却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把我打蒙了。看着我的那一摞“堕落”的画真的“堕落”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再想着自己现在已经身无分文，眼看着要到月底，再不交房租怕是要被管大爷扫地出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被逼无奈，我决定到公园给人画像去。画像虽然丢人，但总比沦为乞丐、总比活活饿死的强。
刚来北京时，一次去公园散步，看见一个自称美院的穷学生坐在一只小凳子上给两个中学女生画像，因为画得不像，其中一个女生拒绝付那几块钱画像费，那个穷学生为自己辩解说：“这是艺术懂不懂，画得像谁不会，但那是画匠，似像非像才是艺术呀！”
我听了觉得好笑，一笑他手艺不精竟敢出来画像，二笑他的这种谬论。什么艺术呀，你就别糟蹋艺术了吧，艺术就值几块钱当街卖？
对这个穷学生的行径，我很是不齿，觉得他糟蹋了艺术，为了几块钱就这么下作，真没出息。但无论如何我也没想到，仅仅不到一个月，今天我竟也落到了这步田地。虎落平川，蛟龙搁浅，没办法呀！
我在清华大学附近摆了个画摊，开始给过往的行人画像。还好，刚开张就有生意了，画像的是个年纪不大的女生，穿着不时髦，不像是大学生，倒像是附近的村民。出师不利，她刚坐在我对面，我拿起画笔正要画，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警察。
外地人在北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警察，就怕警察查暂住证。特别是画家村附近的警察，最喜欢查画家的暂住证了。原来我们以为，画家总比民工要高级得多，警察当然只抓民工，其实不然。据说有的画家被警察抓住后，自恃“地位”较高，还会很得意地说：“我可不是民工啊，我是画家。”不料警察说：“那就太好了，抓的就是画画的，跟我走吧。”
这一次，警察就把我抓住了，当场就要罚款１００元。我没钱，就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当晚就被送到了郊县筛沙子。
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真是奇耻大辱。特别对像我这种生来把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更是“士可杀不可辱”的一件大事。在郊县当苦力那几天，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可一想到自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也太冤了，那这世上不就少了一个凡·高或毕加索了吗？所以，我就咬着牙告诉自己，无论遇到什么苦难，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