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风吹过的夏天- 第1部分

被风吹过的夏天

锲子

太阳很大，照得柏油马路快要融化一样，车轮子压上去，粘乎乎的。我的车停在建材市场的入口边，引擎开着，冷气里的风，稍微降了降身体里的火。远远看见晓风从里面小步跑出来，手里还是拎着那两大桶油漆。


“不给退。”他坐进来，很爽地吸了长长的一口冷气，“说是颜色都调出来，再卖不出去了。”


“告诉你退不了，你偏不死心。”


我调整风窗，让冷气吹在他脸上，他额头上薄薄的一层汗，正在迅速风干，显得那片皮肤更加紧致明亮。


“那么贵的东西，你也是，当初买的时候不想好，还挑这么贵的牌子，几百块又白花了。”





晓风在“宁夏”已经小有名气，冯哥对他不薄，薪水比其他驻唱歌手高不少，可他对钱的态度一点没变，想必过去拮据的生活对他的影响还是挺大，或者，他根本没有什么安全感，才会那么不要命地攒钱。“星海人家”的新房，本来我是想自己买的，可他强调既然是同居，两个人对家的责任就是平等的，非要出一半的钱。那里是Ｄ市高档住宅区，我是这两年跟朋友做物流捞了不少，才会建议在那里买房，可我没想到晓风竟也攒了这么多钱，一半的房款也是八十多万，他连哏都不打，看来这小子还挺有实力。


“一二百万的房子你都没心疼，两桶油漆你却磨叽个没完。”我发动汽车，开上长江路，下午两点多，路况不错，“请人装修多好，省时省力，不用操心。你非要亲力亲为，那么大的房子，你刷完还不得累死？”





我因为工作忙，新家的装修几乎都是晓风一个人在张落。心血来潮想帮他一把，找了个据说是颜色专家的人专门调的油漆，他却又说颜色不对。他只说在找绿色，要刷书房的一面墙。天知道那颜色专家弄出几百种绿色，我随便挑了两种，跟买彩票的手气一样，连末等奖都不擦边儿。


半天，也没听见他讲话，我有点心虚。这小子一生气就不吭声，忙着装修新房累得腰酸背疼，还给我这么念叨，该不会真生气了？我连忙扭头看过去。他似乎累了，歪在一边打盹儿，头随着车速的变化，一下下地点着，长发遮住了眼睛。晓风睡眠一直不好，所以只要他睡着，天大的事情我都不敢打扰。车子停在小区楼下的停车场，熄了火，稍微开了点窗。这里靠海，即使三伏天，风依旧略带清凉。


很想抽烟，烟卷在手里反复转了半天还是忍着没点。我侧头仔细观察着浅眠着的晓风，他还是那么年轻，完全看不出二十八岁的模样。他的皮肤一向很好，青春期也没长过痘，只要少量的光照在他脸上，皮肤散着温润的光泽，光滑得瓷器一样。即使身上曾经给人折磨得体无完肤，经过了多年的恢复，伤疤已经浅得看不见，淡色皮肤包裹着薄而匀称的肌肉，那是一具充满诱惑的年轻而修长的身体。他的睫毛浓黑茂密，睡眠中也在轻轻颤动，竟让我想起第一次的相见，他从昏睡中睁开眼睛看着我，那一瞬间，好象是盛夏里忽然吹了一阵清凉的风，心肺间充盈着一种感动的喜悦。








“我叫杜长夏，从今天开始，就是你哥哥。”


“你能不能再说一次？我叫什么？”


“你叫杜晓风。”


“杜晓风？杜晓风。”





两个星期以后，我下班以后赶饭局，回到家已经快半夜。那天是星期三，晓风不去“宁夏”唱歌，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似乎睡着了。桔色的灯光打在他的侧脸上，鼻子和嘴唇的弧线那么漂亮，我忍不住低头亲下去。


“嗯，这么大的酒味。”他醒了，却没躲开我满是酒臭的嘴，“喝高了吧？”


“怎么不到卧室去睡？等我？”


他坐起身，似乎是睡落枕了，歪头用手揉着脖子：


“有东西要给你看。”


“什么好东西？不能等明天？”


“等不及了，来，快来！”


他拉着我进了书房。那里给他锁了几个星期了，一直不让我进。里面的家具家具和电脑是我们一起去买的，都不陌生，吸引我注意力的是靠南的一面墙，他并不时简单地刷成绿色，他在那里，画了一幅巨大的画：


翠绿柔软的草丛低垂着，起伏着，雀跃着，翻腾着……虽然没有具体描绘出来，却又如此清楚，那是一股风，正从夏日里吹过！





我确信那天没有喝醉，却如堕云雾之端，一切美好得不真实，似乎入了梦境。晓风的手慢慢塞进我的手掌，轻轻地攥着：


“哥，十五年了。”　他的声音象是遥远的音乐给风吹送到耳边，动听而隐约：“谢谢你们，让我做你们的晓风。我喜欢我的新生命，喜欢新生里，你肯陪我一起走，哥……”


他的声音消失在一个温柔如水的深深的亲吻里，象是雨后云雾消散的夜空，象是大雪初霁时一道炊烟，象是日光懒散柔和的冬季，象是被风吹过的，夏天……

1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我大学刚毕业，在晚报跑社会新闻。有一天总编让我追踪采访一桩“瘾君子虐童案”，说那小孩儿在二院住院，我阿姨正好是二院胸外科的大夫，于是当天下午，我就赶了过去。


阿姨把我介绍给小孩儿的主治医生，大夫姓徐，是个四十多岁斯文的中年人。他坦言，现在事情不好办，孩子是公安局送过来的，但没有家属来认，医药费成问题。


“孩子没说家长的联系方法？”


“小孩儿身上什么证件没有，送来的时候是昏迷的，醒了一句话也没说过。”


因为熟人的关系，徐大夫把孩子的验伤报告大概给我看了一下，身上虐待的烫伤鞭伤数不胜数，双腿分别有不同时期骨裂的情况，大概是逃跑的时候给抓回去被打的，最丧心病狂的是，这小孩被人长期鸡奸过。


这帮吸毒的真他妈的操蛋，都送去枪毙就对了！我心里顿时怒火翻天。徐大夫带我到了小孩儿的病房，是个六人合住的大病房，床铺都住满了。他睡在靠门的一张床上，浑身都缠着绷带，插着管。头发给剃了，显得小脑袋那么小，左脑和嘴角都有外伤，贴着药膏。旁边一床的家长对我做了个“安静”的手势，小声地说：


“刚刚换了药，疼得死去活来的，好不容易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点滴的液体顺着橡胶管，流进他细瘦如干柴的手臂，他睡得不太安稳，眼珠似乎一直在转，长而浓密的睫毛象扇子样在深陷的眼窝投下浓重的阴影。


“没人来看过他？”我把声音压到最低，问那家长。


那人摇摇头，问：“你是公安局的？”


“我是晚报的记者。”我把记者证给那人看了看。她指了指门外，于是我跟她走了出去，在走廊里她说：


“这么下去可不行，他一身伤，虽然医院没有不管，可也不会给他用什么好药！我的孩子也跟他差不多大，看得我都心疼。你们记者能不能把这事情曝光，呼吁些社会捐款什么的，我看他八成是给人拐骗过来的，家人在哪儿都不好说呢！”


“他一句话都没说？”


“没说，换药的时候疼成那样，连吭都没吭一声。”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心中似乎给压了块巨大的石，心中的正义感忽然跟氢汽球一样膨胀起来，几乎立刻把帮助这个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当成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如何，我不能看他在这里举目无亲孤身寡人。回到病房的时候他还没醒，我立刻赶回报社，跟主编简单汇报了一下，并主动请缨，希望负责整件事情的全程报道。





之后的两个星期，我推掉其他的采访工作，专心跟踪这个案子，每天奔波在公安局，二院和民政局之间。公安局那里已经有了头绪，几个吸毒的供认不诲，他们说小孩的继母也是吸毒的，三年前为了点粉，把孩子卖给他们的，当时孩子是十岁，叫方岩。吸毒的人在毒瘾上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是几乎丧失理智，极度狂乱残忍的。这个圈子里大概有十几个人折磨过这孩子，却没人承认鸡奸过他。我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歹徒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只希望将他们绳之于法，加以重裁。根据公安局那里提供的线索，利用记者的身份终于在民政局的档案里找到方岩的资料，他的亲生母亲多年前就出国，父亲带着他续娶，不到两年就死于车祸。公公外婆都在海外，根本联系不到，唯一的亲人，孩子的奶奶，也在前年去世了。也就是说，这个叫方岩的孩子，在这世界上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忽然想起他睁开眼睛，注视着我的目光里，那浓重的不属于同龄人的，恐慌和绝望。天地之间若真有神明，又怎会舍得把这样一个孩子扔在狼群之间，任其嘶咬？每想到此，我的心都如同经历撕扯，疼痛难当。


好在消息见报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好心人自发捐款，支付方岩的医疗费，也有人送来生活的必需品，书本，礼物。而这其中最积极的，要属我母亲了。





那年她刚退休，于是从家乡赶到Ｄ市照顾我的生活。她退休前在街道工作，天生就是个热心肠，知道方岩的遭遇以后，几乎每天都呆在医院自愿照顾他。她厨艺特别好，每天晚上都在厨房里研究给方岩煮些什么好吃的，又能补身体，又不太油腻。方岩虽然跟别人仍不怎么说话，跟我妈却很亲，我想任何一个孩子，对母爱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吧？我看着他跟我妈说话儿时候微笑的眼睛，竟不止一次地迷惑着，这个孩子，本来可以象所有其他的小孩一样，在父母面前撒娇任性，而他被关在个黑暗的小屋子里被暴徒蹂躏三年之久，那一千个日日夜夜，是什么让他有意志活下来，是什么让他还能这么灿烂地笑出来？


方岩事件是那年夏天最轰动的一条社会新闻，报社对我的表现也非常满意，按理说我的工作完成了，可心里却有种隐约的感觉，我对方岩的责任，才刚刚开始。果然不久，问题出来了。





方岩的身体一天天地恢复，虽然得到无数的帮助跟关怀，却没人提出领养，他还是一个孤儿。那段时间，我感到了母亲的思想斗争，终于一天晚上，她从医院回来决定跟我好好谈一谈：


“我想收养方岩。”她的直截了当总是让我佩服，“那孩子也怪可怜的，你说下周出院就得去孤儿院。他都十三了，哪有人能收养他啊？”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心里反复寻思很久了，可现实中的确是有困难。我们对他了解不多，他能否跟人和谐相处，在封闭三年之后是否能再次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里去……还有，他被人鸡奸的事，因为没人承认，我也没有把那事情公开报道，毕竟那个年代人的接受能力有限，他还是个孩子，一旦公开，以后的路要怎么走，要怎么面对外面陌生的世界，都不好说。于是，我隐瞒了，连我妈也没跟她说。可我自己心里却没底，我对同性恋了解不多，对恋童癖更知之甚少，那样的经历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心理阴影，会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的成长，都是未知数。谁也不想留个不定时的炸弹在身边，况且，方岩的身体虽然恢复了，却仍旧不是个健康的孩子，频繁地入院治疗，对任何一个家庭的财政都是个不小的挑战……基于这些考虑，我并没有鼓励母亲去收养方言。母亲是个义心肠特重的人，平时就爱管闲事，这跟她街道工作培养出来的习惯有关。这次在方岩身上更是倾心倾意：


“你们三个淘小子我都带大了，还差他一个？再说，方岩是个乖孩子，肯定比你们哥仨儿好带多了，至于医疗，咱也得动员动员医院。”


我以为她就是随口说说，没想到她真的找二院负责人谈去了，当然她拿我当谈判条件，我事前并不知情。反正最后，医院同意了方岩成年前的医疗需要，二院会负责。当然母亲说，这么慷慨解囊的行为，是要在报纸上表扬表扬的。





一九九一年秋，母亲正式收养方岩。他出院以后，就跟母亲和我，住在我解放路的两室一厅的单身宿舍。上户口的时候，母亲问他：


“你愿意要个新名字么？”


她是想，任何人在这种经历以后，都想和恶梦一样的旧生活彻底撇清关系吧！那不如就从一个崭新的身份重新开始！果然方岩一口答应。母亲几乎不加思索地说：


“跟我家的姓，姓杜，就叫晓风吧！”


晓风本来是我最小的弟弟，五岁的时候生病不治。可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孩子是永远活在她心里的吧？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她终于把失去的晓风找回来了。


“我叫杜长夏，从今天开始，就是你哥哥。”我摸着他新长出来的柔软的黑发说。他忽闪着黑白分明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