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 我爬上六层楼到我那间公寓，想着这种完全孤身一人的生活实在愈来愈难过。我在纽约结识的少数朋友全因为占据美国人生活重心的工作而四散各地，不然就是因为有了小孩而搬到市郊。对于不能接受布鲁诺的邀请，我心里有一点遗憾。当然我是绝不可能跟他一起去的，但想到他们快快乐乐坐在一起看戏，我还是忍不住感到些许惆怅。
既然没别的事好做，我决定读一读被改编为剧作的那篇小说。我小心避免去看窗台上的电话答录机（只要不确知卡萝没打电话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自己她可能打过），走向书架，取出卡夫卡短篇小说集，找到那篇小说。
故事情节非常奇怪，讲的是两颗蓝色纹路、来路不明的球，在布伦菲德的公寓里到处跟着他，但几乎比情节更奇怪的是（也跟我对布鲁诺所言相反的是），我显然读过这篇小说。而且不只读过，还教过！字里行间到处是我自己在词句下画线、手写注记的痕迹。尽管如此，这篇小说读来一点也不眼熟。半个字也不熟悉！“秘密过着不受注意的单身汉生活，毕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因为现在有人，不管是谁，穿透了这个秘密，送来这两颗奇怪的球……”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么特殊古怪的情节？我脑袋里的内容一定整个清除过，现在读来没有一个字是熟悉的。为了摆脱那两颗球，布伦菲德使出一招——倒退爬进衣柜，它们因之也得跳进去。“就在柜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布伦菲德猛然跳出来，他已经好多年没这么用力跳过了；他砰然关上门，转动钥匙，两颗球便锁在柜里。”布伦菲德松了口气，擦擦额头上的汗，离开公寓。“现在他跟那两颗球分开了，他几乎完全不担心它们……”
我还没读完这篇小说，视野角落突然出现一个跳动的银色小点。
尽管我十二三岁之后便不曾再有过这种经验，但我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放下书，紧张起来。
一如我所畏惧的，那个小点愈来愈大，在我眼前来回闪烁跳动，像一群被激怒的昆虫。我站在客厅中央，无助地看着窗外，任眼前的幻象逐渐挡住中庭里的臭椿树和对面公寓窗内的灯光。片刻后，能看见的只剩天花板和四周墙壁的零星片段，再过一两分钟，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站在那里，试图保持冷静，听着突然变得明显清晰的夜间声响——猴叫般的警车警笛声，中庭对面那家比萨店厨房屋顶上通风口的嗡嗡声。楼上的邻居库尔文先生打开一台电视，踩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公寓另一端打开另一台电视。隔壁有人冲马桶。然后，一如来时那般快速，挡在我眼前的东西消失了；接着，分秒不差，就在幻象的最后一丝痕迹消失的同时，我的头开始阵阵剧烈作痛，痛得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常有这种偏头痛：同样是银色光点逐渐扩散，让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消失，留下严重激烈的头痛，一连五六个小时不会稍减，不管吃什么药都不见效。最后母亲带我去看一个顺势疗法的医生，一个芬兰老头，在气味奇特的房里，四周摆着一个个盘子，盘内放着长石和一种黏黏的物质，他告诉我那是捣碎的红蚂蚁。他给了我五粒小小药丸，吩咐我每天晚上吃一粒，连吃五天。从此我的偏头痛再也不曾发作——直到现在。
我走进卧室，在黑暗中躺在床上。疼痛集中在前额中央，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想破骨而出——一会儿用榔头，一会儿用鹤嘴锄，一会儿用电钻。楼上库尔文先生的两台电视轰然作响，声音穿过薄薄的层石墙壁传来。自从他妻子几个月前死去，他就一直这样。有一次我半夜上楼向他抱怨，他打开门，不但毫无愧色还横眉竖目。他那张满是白色胡楂的满月脸有点奇怪——过了一会儿我才醒悟，他有一只眼睛是玻璃做的假眼，比另一只更亮更蓝。他身后的黑暗中有好几只小狗尖声吠叫，两台电视将耀眼色彩投射在对面墙壁上。“我老婆才癌症死掉没多久，你就叫我把电视关小声一点？”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在楼上的噪音和前额的阵阵剧痛夹击下，我感觉房间的墙壁仿佛往内收缩，慢慢把我压扁。那个芬兰人的小药丸有什么成分？我纳闷。我用病人的混乱逻辑，试着思考什么物质可能跟这种形式的疼痛有顺势疗法的关系，最后判定是咖啡因：喝太多咖啡，偶尔会让我头痛。我起身，抓起外套出门。屋外密密下着软而湿的雨雪，像冰冷的芒刺挥之不去。我本想走到两条街外的那家波兰咖啡馆，但在这情况下只好直接走进那家网咖——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点了一杯三倍浓缩咖啡。 这地方到处是看起来颇为富裕的小鬼，身穿利落整洁的黑毛衣和便裤。在我自己这一代之后出现的可以清楚定义的两三代人之中，就属这一代最令我焦虑。在他们面前，我第一次感觉到随年龄增长而来的某种隐晦的羞辱。他们瞳孔缩小的平滑脸孔被显示屏映成蓝灰色，有棱有角的苗条肢体在键盘、鼠标、饮料、PDA之间优雅移动，手指点击不停，仿佛他们已经跟这些附加物一同演化了千百年。我喝着咖啡，看他们鱼贯钻出门去，仿佛一批有钱有势的蚂蚁，这时某样东西吸引了我的视线。角落有个公布栏，上面钉着各式传单，其中一张是舞台剧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老单身汉布伦菲德》，法兰兹·卡夫卡原著。 海报上模糊的图案是一个躲在衣橱里的男人，底下一排小字写道：伯戈米·楚米齐克改编。
楚米齐克！再度看见这名字，我感觉心里一阵微微动荡或起伏，仿佛远远某处换了档。先前在火车站那种稍纵即逝的不安又回来了，而且这一次，可以说相当惊讶地，我看出了原先就应该很明显的一点：铜钵里那枚硬币的消失只可能代表一个意思，就是我近来意识到楚米齐克这人的存在，也促使他相对意识到我的存在。此外，我不禁觉得他取走硬币（假设我猜想得没错，这事确实是他做的）这个行为有种侵略性，或至少是侵略性的守势，仿佛他要不就是想威胁我，要不就是视我为威胁。无论如何，他的名字如此意外地重现眼前，在此刻头痛欲裂的我看来，仿佛是召唤我也必须采取行动。 我起身付账。咖啡在我脑袋里飞掠、迸冒火花，在我脑中阵阵震动的干雷之外又增添了闪电效果。出了店，我往北、往东走，离开那些变得高档的街区，来到我所熟识的昔日的字母这里为版面，如版面更改，请注意！！！译注：曼哈顿东村一带有此别名，因为有A、B、C、D四条直接以字母命名的大道。有焦黑的分租公寓和宣泄郁积情感的涂鸦。然而即使在这里，也能感觉到市政府大力开展的新秩序。C大道与横向街道交叉的街角，以前都站着应召女郎：有些有毒瘾，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底下露出骨瘦如柴的大腿；有些住在东河廉租房，有快克瘾、有小孩，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眼睛闪闪发亮。现在她们都不见了，就像安奇罗宣言要扫荡罪恶之后，维也纳的鸨母也都消失无踪。如今这里唯一闪闪发亮的东西是重新安装的公用电话，一身“贝尔大西洋电话公司”的贴花装饰，银色的线路和肚皮在街灯下发亮。我远离它们，在依然密密下着、有如冰冷油漆的雨雪中低头疾行，直到抵达剧场。这地方相当朴素，位于地下室，上面的建筑看起来像是废弃的犹太会堂。
我走下楼梯，推开一扇看似淤血斑斑的金属门，来到霓虹灯照明的大厅。一张桌子上放着节目单和一叠票，旁边一张空椅子，再旁边是自动关闭的两扇门。我把耳朵贴上去，但门上加装了隔音设备，只听得到无法辨识的模糊人声。我本想打开门，但不想冒着被布鲁诺和他朋友看到的风险，事后还得解释自己怎么会跑到这里。
又一阵炮弹般的疼痛在我脑袋里爆开——咖啡因似乎无效。我站在那里，正纳闷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时一个穿寒酸黑西装的男人出现了。他跟我年龄相仿，脸色古怪苍白，一双白手。他点起一根烟，用讳莫如深的神色看我，我想那是不信任的表情。
“你要干吗？”
“唔，我……” “戏已经演完一半了。” 我打算开门见山直说。
“我其实是想打听伯戈米·楚米齐克的事。”
男人瞄我一眼，抽他的烟。
“你想知道什么？”
“唔……首先是，他在哪里。” “你是他朋友？” 我看着他。我讨厌撒谎，也很不善于撒谎，就算当时撒个无伤大雅的小谎可能对我有利，我也开不了这个口。 “应该算是同事，或者前同事。我在亚瑟克雷教书。”
“嗯哼。”男人脸上又出现某种讳莫如深、几近狡黠的神色。我隐约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唔，他人在保加利亚。”他以一种盖棺论定的口吻说。
“你确定吗？”
“你说什么？”
“我是说，你确定他人不在纽约吗？”
“他为什么会在纽约？”显然我给了他一个可以生气、对我不理不睬的借口。我改变战术。
“可不可以请问你们是怎么拿到他的改编的？”
“你是说这个剧本？我不知道。你得去问导演。”
“啊。我本来以为你可能是导演。”我这么说，其实只是想在离开前引他说些话，什么话都好，而不是因为我真的这么认为。
“我？不是。我是布伦菲德。”
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苍白肤色是化装的关系。但我还是大吃一惊：照我的想像，原著小说里的布伦菲德年纪大得多。他瞥了一眼入口上方的时钟。 “我马上就得回台上去了。”他对我咧嘴一笑。“只有很快抽根烟的时间，然后那些女孩就会找到我的球。”
我有点气恼，头痛愈发激烈，转身要走。 “我可以拿一份节目单吗？”
“请自便。” 我拿了一份节目单。 “你该不会是正在偏头痛吧？”我离开之际，那人问。
这问题让我当场停下脚步。
“你怎么知道？” “你的眼皮很肿，嘴唇发白。我弟小时候也有偏头痛，我认得出这些症状。来，请容我……”
令我惊讶的是，他双手扶住我太阳穴，两只大拇指狠狠按压我前额中央，非常用力。一时间，我简直觉得脑袋要裂开了。然后，突然地，奇妙地，疼痛消失了，同时一股意料之外的情绪涌遍全身，仿佛我们两人之间刚发生了某种甜美的亲昵，无比神秘，有如梦幻。 我向他道谢，惊异不已。他耸耸肩，露出愉快的微笑。
“我会试着传话给楚米齐克，告诉他你在找他。现在我得走了。”
“谢谢你。我叫劳伦斯·米勒。”我对着转身离去的他说道。他发出意思不明的声音，离开。
来到户外，我感觉神清气爽，几乎兴高采烈。我动作迅速，不想回家。头痛虽已消失，但咖啡因仍在我体内加速运转。回想刚才与布伦菲德的对话，我醒悟到，他对楚米齐克这话题的闪烁其词没有改变我对那人仍在纽约的印象，反倒更强化了这个印象。我醒悟到我甚至开始对楚米齐克的处境有些初步想像——这想像无疑受到我自己焦虑的影响。自从来到纽约，我就一直有种程度轻微但挥之不去的匮乏与焦虑。我想像他留在这个城市，叛逆地过着某种半非法的边缘生活，住在某个默默无闻的外围区域，晚上悄悄回到亚瑟克雷的昔日研究室，在那里工作或者读他的书。想到他仍在这里，让我有种奇妙的兴奋，感觉像是一扇门仍然开着。而仿佛被那扇开着的门所漏出的光照亮，我脑海中又出现另一扇门，后者是我先前不曾注意过，或至少不曾当作门户的。
我走到艾斯特街，搭地铁到火车站。时间不算晚——九点或九点半，开往郊区的列车还很多。 这时间在“离站列车”的看板下等车的人，跟身穿西装或裙装的上下班乘客不同。他们面色凝重，疲乏的苍白是由于室内的辛苦的体力劳动。我猜他们是晚班的办公室清洁工或大百货公司的货物搬运工，臃肿的连帽大衣下穿着预防疝气的束带。列车到站了，我跟着一群人走上月台。他们下车的那些车站专为廉价住宅区所设置，有些住宅是水泥剥落、钢筋裸露的成批公寓，有些是一排排直盖到铁路旁的平房。我以熟悉又挂虑的好奇心看着他们，透过他们感觉到贫困深渊令人晕眩的边缘。在这个国家，你离那边缘永远不会太远。
我到亚瑟克雷时，已经又下了薄薄一层雪，覆盖了先前经过时的那些肮脏突起和泥泞积水。
我从不曾在这么晚的时间来到校园。这里的感觉收敛、低调得令人惊讶——没有任何你以为夜间走过这些地方会有的疯狂作乐，只有这里那里几个学生在宿舍之间匆匆来去。 我的研究室所在的那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