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第68部分

身为人臣，听见皇帝当面说这些话，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震撼和恐惧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时节已近深秋，那一天他的全身还是被冷汗浸透了。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大半生纵横沙场的猛将一改过去的粗犷和豪放，为人变得谨小慎微，事事唯恐越雷池半步。

因为他知道，要想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和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学会自我克制。要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自我克制。《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记载：“敬德由是始惧而自戢。”

尽管尉迟敬德从这件事后就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凡事小心翼翼，但是，李世民还是没有忘记随时敲打他。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君臣间又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李世民先是和尉迟敬德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后忽然话锋一转，说：“有人说你要造反，是怎么回事？”

尉迟敬德顿时一怔。

可他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皇帝这是在对他念紧箍咒啊！

“是的，臣是要造反！”尉迟敬德忽然提高了嗓门，悲愤莫名地说，“臣追随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天剩下的这副躯壳，不过是刀锋箭头下的残余罢了。如今天下已定，陛下竟然疑心臣要造反？”

话音未落，尉迟敬德哗的一声解下上衣——遍身的箭伤和刀疤赫然裸露在李世民的面前。

李世民不无尴尬地看着这个一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心腹猛将，眼前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疤仿佛都在述说着当年浴血奋战的悲壮和艰辛以及君臣之间同生共死的特殊情谊。

李世民的眼眶湿润了。

他随即和颜悦色地对尉迟敬德说：“贤卿快把衣服穿上。朕就是因为不怀疑你，才会跟你说这事，你还埋怨什么！”

高明的帝王在运用恩威术的时候，都很善于把握一种分寸感，既不会一味施恩，也不会总是发威，而是在两者之间维系一种动态平衡。

李世民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高手。

经过这次敲打，尉迟敬德越发低调内敛，而李世民对他的表现也感到满意，所以自然而然地收起了“大棒”，很快就给出了一根足以让尉迟敬德受宠若惊的“胡萝卜”。

有一天，照旧是君臣间在说话，李世民说着说着忽然冒出一句：“朕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你，不知贤卿意下如何？”

虽然这次不再是什么坏消息，而是天大的好事，可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诧异和震惊却丝毫不亚于上次。

因为这一年，尉迟敬德已经五十五岁了，而太宗皇帝本人也不过四十一岁，他的女儿能有多大可想而知。暂且不说皇帝的女儿是何等尊贵，让人不敢高攀，单纯就年龄差异来说，双方的悬殊也实在太大了，简直大得离谱。

如此不可思议的恩宠，叫尉迟敬德如何消受？

好在尉迟敬德仕途多年，经验丰富，闻言立刻跪地叩首，谢绝了皇帝的好意。他说：“臣的妻室虽然出身卑微，但与臣共贫贱、同患难已经几十年了；再者，臣虽然不学无术，但也知道古人‘富不易妻’的道理，所以迎娶公主一事，实在非臣所愿。”

李世民微笑颔首，没再说什么。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其实尉迟敬德很清楚，皇帝并不是真想把女儿嫁给他。之所以没头没脑地唱这么一出，无非是想表明对他的信任和恩宠罢了。所以，这种事千万不能真的答应，而应该婉言谢绝。

换句话说，皇帝的这种美意只能心领，绝不能实受。假如尉迟不开窍，真的顺着杆儿往上爬，傻乎乎地应承下来，那等待他的很可能不是“抱得美人归”的美妙结局，而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下场。

尉迟敬德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和李世民之间就配合得相当默契。

当皇帝的，要善于表现自己的慷慨，不妨偶尔表示一下额外的恩典；做臣子的，要懂得恪守自己的本分，知道什么叫做器满则盈、知足不辱。大家把该说的话都说得漂亮一点，不该说的则一句也不说。许多事情点到为止，心照就好。

也许，就是在这种反复的君臣博弈之中，尉迟敬德居安思危的忧患之情才会越来越强烈，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五十九岁的尉迟敬德就不断上疏“乞骸骨”（请求退休），随后便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致仕。

而就在致仕的前一年，尉迟敬德就已经有意识地淡出现实政治，栖心于神仙道术了。史称：“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直到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去世，尉迟敬德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种远离政治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和李靖晚年“阖门自守、杜绝宾客”的结局可谓如出一辙。

不过，比起历朝历代那些“功高不赏”、“兔死狗烹”的功臣名将，他们实在应该感到庆幸了。就算是跟同时代的人比起来，他们也远比后来因涉嫌谋反而被诛的侯君集、张亮等人聪明得多，也幸运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正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能把这种“恩威并施”的帝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从而牢牢掌控手中权力，所以才能与绝大多数元勋宿将相安无事，善始善终，而不至于像历代帝王那样，在江山到手、权力稳固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屠杀功臣，以至在历史上留下难以洗刷的污点和骂名。

【政治是聪明人的游戏】

除了李靖和尉迟敬德，还有一个初唐名将对李世民的恩威之术也体验得非常深刻。

这个人就是李世勣。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二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李世勣突然患病，郎中给他开了一副药方，说必须要用“须灰”做药引子才能治病。所谓“须灰”，就是人的胡须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前去探视李世勣，并且二话不说就剪下自己的胡须，把它赐给了李世勣。

可想而知，当李世勣双手捧着这几绺天下最尊贵的龙须时，内心是何等的感激，又是何等的惶恐！

他当即跪倒在地，“顿首见血，泣以恳谢”。

这副药引子的份量实在是太重了！以至于李世勣不但感动得热泪涟涟，而且把头都磕出了血。可即便如此，似乎也远远不足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

李世民宽宏地一笑，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旧唐书·李勣传》）

史书没有记载李世勣是否因服用这副药而得以痊愈，但是我们不难想见，当李世勣把这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龙须汤”喝进肚子里的时候，内心肯定是无比激动、无比滚烫的。李世民的这几绺胡须就算没有对李世勣的身体发挥作用，也足以在他的内心深处发挥某种神奇的效用。

这种神效就是——一个深受感动的臣子在有生之年对皇帝死心塌地的忠诚。

在李世民的帝王生涯中，恩威之术施展得最典型的一次，是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时李世民已经病势沉重，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把太子李治叫到身边，给他交代政治遗嘱。

在李世民的遗言中，主要提到的人就是李世勣。

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勣才智过人，但是你予他无恩，恐怕难以使他效忠。我现在把他贬黜到地方，如果他马上出发，等我死后，你就重新起用他为仆射；要是他迟疑拖延，你只能把他杀了！”

五月十五日的朝会上，李世民一纸诏书颁下，把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世勣贬为叠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都督。

没有人知道在接到贬谪令的那一刻，李世勣心中做何感想。

相信他肯定有过一瞬间的震惊和困惑。

然后就是一阵紧张而激烈的思考。

在皇帝病重、帝国最高权力即将交接的这一重大时刻，自己突然无过而遭贬，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世勣不知道弥留中的皇帝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究竟是福是祸，但是有一点他可以确定——一切都取决于他当下这一刻的选择。

也就是说，是散朝后直接离开长安，赶赴叠州，还是暂时回到家中，静观事态演变？

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片刻思索，李世勣很快做出了决定——他连家都没回，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告别，径直揣上诏书就踏上了贬谪之途。

听到李世勣当天就起程前往叠州的消息，即将登基的太子李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而弥留中的太宗李世民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李世勣被贬当月，李世民撒手人寰。次月，李治即位。登基仅三天后，李治就把李世勣擢升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兼洛阳宫留守；半个月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并“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同年九月，正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

至此，所有的人肯定都会为李世勣当初所做的那个决定庆幸不已。

因为这个决定不但让李世民父子避免了诛杀功臣的恶名，而且也为高宗一朝留下了一位忠肝义胆的开国元老和辅弼重臣。假如李世勣当初不是当机立断，毅然离京，而是多一念迟疑，回家多耽搁几天，那么下面这一页辉煌历史，有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出现。

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勣以七十五岁高龄挂帅出征，一举平定了高丽。这个曾经让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三个皇帝倾尽国力，终其一生都无法战胜的强悍小国，终于匍匐在了须发皆白的老将李世勣的脚下，也匍匐在了大唐帝国的脚下。

此时此刻，唐太宗李世民倘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

因为他在临终前所走的最后一步棋，似乎仍然影响着他身后数十年的历史。

假如当初没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后扬、恩威并施的帝王术，李世勣能否对重新起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假如没有贞观二十三年“乍落乍起”的人生际遇，李世勣能否深刻意识到，只有在新朝再立新功，他才能福禄永固，富贵长保呢？如果没有这一切，李世勣有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七十五岁高龄创造出平定高丽、鹰扬国威的历史功绩呢？

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帝王术”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占据的比重绝对不可小觑，而它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以上这些君臣博弈的故事，都是在李世民和武将之间展开的。那么，在李世民与文臣之间，演绎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呢？

说起贞观的文臣，其代表人物当非房玄龄莫属。

作为后人心目中居功至伟的一代良相，房玄龄对贞观之治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史称其“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论者称为良相焉。”（《旧唐书勣房玄龄传》）

毫无疑问，在贞观群臣中，房玄龄绝对是李世民最信任、最得力的心腹股肱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宰辅重臣，也依然会时刻感受到李世民手中那把“钟馗利剑”的森寒之光。

据《旧唐书》记载，大约在贞观初年，房玄龄“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踧踖，若无所容。”意思是他时常会因某些过错而遭到太宗的谴责，以至于一连数日都要到朝堂上叩头请罪，内心恐惧不安，一副彷徨失措、无地自容的样子。

史书并未记载房玄龄到底犯了什么错。

不过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房玄龄这种位高权重、深受宠信的臣子，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自然要时常给他念念“紧箍咒”。这一点我们从李靖、尉迟敬德等人的遭遇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也正因此，所以房玄龄有时候就不仅仅是被“谴责”那么简单。只要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有必要，房玄龄甚至会被勒令停职。

按史书记载，房玄龄在贞观年间至少曾经被停职三次。

第一次大概是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也就是长孙皇后病重的那些日子。《资治通鉴》称“时房玄龄以谴归第”，也就是说他遭到太宗的谴责，被勒归私宅。长孙皇后临终前，特意为此事劝谏李世民：“房玄龄侍奉陛下时日已久，一贯谦恭谨慎，所有的朝廷机密从未泄露半句。如果没有什么重大过失，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

此次房玄龄的停职原因史书没有交代，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李世民之所以将房玄龄“谴归私第”，绝不是要舍弃他，充其量只是想冷却他。

暂时冷却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把他解冻，然后让他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加倍地发挥光和热。

所以，不管有没有人劝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