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第62部分

说他“有天命”，这不等于是说他想造反吗？这可是满门抄斩、十恶不赦的大罪啊！

按照常理，听到这种大逆不道之言，裴寂应该第一时间通知当地官府，将传话的人逮捕问罪，借以洗脱干系。

可是，眼下裴寂根本不敢这么做。

因为他本来就是戴罪之身，如今传播这句话的人又是自己的家童，他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洗不脱干系的；更何况皇帝李世民原本就愁抓不他的小辫子，要是裴寂主动报官，那无异于自寻死路。

所以，裴寂绝对不能报官。

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灭口。

当时信行已经死了，于是裴寂就让恭命马上杀掉那个传话的家童。

恭命嘴上唯唯，可一转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个家童放掉了。

因为他心里另外藏着一本小九九。

恭命是裴寂十分信任的管家，专门负责收纳封邑之内的各种贡赋。经手的钱多了，恭命自然就起了贪念。他前后侵吞了一百万的巨款，并且早已挥霍一空。因此，他这次之所以放走家童，就是准备东窗事发的时候，拿手里的把柄和证人要挟裴寂。

果然，“天命事件”过去不久，恭命侵吞钱财之事就败露了。裴寂怒不可遏，立即遣人捉拿。恭命连忙一口气逃到长安，向朝廷告发了这件事。

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宣布了裴寂的四大罪状：“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裴寂）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旧唐书·裴寂传》）

李世民本来完全可以置裴寂于死地，可很多朝臣替他求情，说裴寂罪不至死，应该发配，李世民最后便把他流放到了静州（今广西梧州市）。

短短几个月之内，裴寂两次遭贬。他万念俱灰地走在山长水远的贬谪之路上，感觉这就是自己人生的末路。

他知道自己终将在这遥远的边瘴之地了却残生。

不久，静州境内的羌人作乱，有人立刻奏报朝廷，说造反的羌人要拥裴寂当首领。

可这一次李世民却没有听信谣传。他很有信心地说：“国家对裴寂有性命之恩，他必定不会造反。”

是的，李世民的判断没错，裴寂没那么傻。即便屡遭贬谪，裴寂还是想尽力保住自己的晚节；就算不替自己着想，他也要为子孙后代的富贵和前程着想。所以，为了平息谣言，同时为了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裴寂毅然披上戎装，率领家丁平定了羌人的叛乱。

裴寂最后的表现终于换取了李世民的谅解。

他随后就接到了一道征召他还朝的诏书。

然而，年老多病又频遭变故的裴寂已经不可能回长安了。接到诏命的几天后，时年六十的裴寂便在抑郁而苍凉的心境中一病而亡。

尽管裴寂最后得以善终，并且保住了晚节和子孙富贵，但是相对于武德时期所享有的荣宠，他的晚年可以说是相当不幸的。

其实人们不难发现，裴寂晚年不幸的根源，绝非出于什么和尚法雅与术士信行的所谓“妖言”，而是在于天子李世民。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是因为李世民心中深藏已久的某种报复心理。道理很简单：从晋阳起兵之后，裴寂就经常与李世民意见相左，双方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武德二年，李世民的心腹刘文静又遭裴寂排挤，并一举被诛；到了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裴寂又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反对李世民……所有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李世民报复吗？

可是，难以理解的是，李世民在天下人面前一贯表现得宽容大度，为什么唯独会对裴寂存有报复心理呢？他即位之初，曾以既往不咎的和解姿态赦免了数以千计的前太子党和所有政敌，从而赢得了天下人心，可为何到了时过境迁的贞观三年，却仍然不放过裴寂呢？

其实，李世民对裴寂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出于报复心理，更主要的是出于某种潜在的政治需要。

这种政治需要并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现实。

那么，对于贞观三年的李世民来说，什么才是最现实、最迫切的政治需要呢？

答案只有一个——正位太极宫。

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即位的时候，由于李渊还住在太极宫中，所以他只能在东宫的显德殿举行登基大典。时至贞观三年，身为皇帝的李世民不管生活起居还是治理政务都仍然还在东宫里面，这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觉得好受，况且也有名实不副之嫌。考虑到李世民夺嫡继位又是采用了非正常手段，本来就已存在某种“合法性危机”，而始终不能正位太极宫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危机。

所以，李世民必须尽早进入太极宫，不管采用什么办法。

但是，李渊毕竟是太上皇，只要他一日不挪窝，李世民就搬不进去了。

这是李世民在贞观初年所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

该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李渊主动迁出太极宫。因为任何强迫手段都会让李世民招致骂名。可是，要怎么做才能让李渊主动迁出呢？

当李世民若有所思的目光在满朝文武中来回巡视，最后落在裴寂身上的时候，一个巧妙的主意就浮现在他的脑中了。

是的，只有这么干了。李世民对自己说。

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于是，贞观三年的春天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样一些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裴寂被逐出朝廷，并一贬再贬，最后死于流放之地；刘文静被彻底平反，子孙得享恩荫；李世民对武德旧政的否定和攻击突然从间接、隐晦转为直接和公开……所有这一切，最后无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些政治事件注定会对某个人造成强烈的精神冲击，在他的内心世界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

这个人是谁？

他当然就是李渊——大唐王朝的太上皇李渊。

【李渊：被遗弃的太上皇】

武德九年八月以后，尽管唐高祖李渊头上依旧挂着一个“太上皇”的头衔，可这顶帽子不仅不能给他带来尊贵和荣耀，反而只会让他感到沉重和压抑。

古人说：“盖太上者，无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欲尊其父，故号曰太上皇也。”（《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集解》）

可在李渊看来，史书上的这种定义和解释毋宁说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从李世民登基御极的那一天起，李渊感觉自己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李世民每颁布一条新政策，都无异于在他脸上狠狠掴了一巴掌——

玄武门事变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推翻了李渊刚刚施行的宗教政策，让所有已经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回寺院道观；几天后，李世民又宣布“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紧接着，他又下令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意味着什么呢？

这显然是李世民在和武德旧政划清界限，同时向天下人表明——李渊执政时期存在很多问题和错误，必须及时予以揭露、批判和纠正。

这难道不是在打李渊的耳光吗？

面对李世民的左右开弓，李渊只能一忍再忍，打脱牙也要和血吞。而更让李渊始料未及的是，到了贞观三年春天，李世民的“掌掴行动”就突然升级——将裴寂放逐，给刘文静平反，并且毫不留情地公开抨击武德旧政。这一切已经不止是在抽耳光了，它们更像是一记记重拳狠狠地砸在李渊的心上。

“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旧唐书·裴寂传》）

按照常理，当前任皇帝仍然在世的时候，这种话几乎是不可能从一个现任皇帝的口中说出来的。然而，李世民还是理直气壮地把它们说出来了。

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力重千钧，足以把李渊原本就抑郁寡欢的精神彻底压垮。

李渊很清楚，当年自己不但没有按照李世民的意愿废黜李建成，改立他为太子，而且还对他极力打压，甚至差点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这一切一直让李世民耿耿于怀。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可李世民始终没有原谅他。此刻李世民之所以拿裴寂大做文章，还替刘文静平反，并且公然把武德政治涂抹得一团漆黑，贬低得一无是处，除了出于一定程度的报复心理之外，其主要目的就是给他施加压力，并且向他发出强烈的暗示——让他主动迁出太极宫。

看来，自己是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这座象征着权力和尊严的太极宫中了。

李渊无奈而悲凉地想，既然迟早要被人“请”出去，那还不如识相一点，主动滚蛋，免得到时候大家难堪。

贞观三年四月，也就是裴寂死后不久，太上皇李渊终于“主动”提出，愿意从太极宫迁往弘义宫。表面上的迁居理由是这样的：“高祖以弘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乃徙居之，改名大安宫。”（《唐会要》卷三十）

众所周知，弘义宫就是李世民当年的秦王府，无论建筑规格、占地面积还是庭苑规模都远远不及太极宫，甚至远不及东宫，说高祖“雅好之”，愿意主动搬过去住，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刚刚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高祖就主动要求迁居，这恐怕也并不是巧合。

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后，李世民总算达成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可以冠冕堂皇、顺理成章地入主太极宫了。

离开太极宫的那天，李渊悄然回望这座生活了十几年的巍峨华丽的皇宫，一种巨大的苦涩和感伤瞬间攫住了他。

他在心里默默地告别这熟悉的一切，同时也与过去的辉煌记忆彻底诀别。

那一刻，李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而位于宫城之外的那座弘义宫，则是一个丧失一切、寂寞潦倒的老人最后的收容所。

搬进大安宫（弘义宫）后，李渊在这里又生活了六年，直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去世。与其说这六年间李渊是在一座有着山林胜景的宫殿里安度晚年，还不如说他是在一个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环境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凄凉岁月。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大安宫的各方面条件与太极宫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监察御史马周的一道奏疏中得到佐证。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正月，马周上疏说：“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旧唐书·马周传》）

马周认为，大安宫地处宫城之外，过于偏僻，而且规格至为卑小，与太上皇的至尊身份不太相称，无论是在蕃夷人还是在四方百姓看来，都显得有点丢份。所以，马周提议修缮扩建，而且务必要高大显赫，如此才能符合天下人的愿望，同时体现皇帝对太上皇的孝心。

马周其实是在暗示李世民——就目前状况而言，陛下在孝道上实在有所亏欠，唯一能弥补的办法，就是赶紧提升大安宫的规格，改建得壮观一点，以免天下人说闲话。

很显然，马周的劝谏触及了当时人人避讳的一个敏感问题。

李世民看过奏疏后，既没有责怪马周，也不采纳他的建议，只是一笑置之，丝毫没有扩建大安宫的意思。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除了居住环境不太理想之外，李渊在大安宫的生活还有一个莫大的遗憾，那就是——缺乏行动自由。

从前的李渊是一个坐不住的皇帝。武德年间，尽管建国初期政务繁忙，而且统一战争仍未结束，可李渊还是经常以巡幸、狩猎、避暑等名义，马不停蹄地四处游玩，东到华山（今陕西华阴县）、西到稷州（今陕西周至县）、北至宜州（今陕西宜君县），尽情地享受着皇权赋予他的无上权力和自由。

可是，自从成为太上皇，尤其是搬进大安宫以后，李渊就连一次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

这样的生活与过去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

在大安宫生活的六年里，除了偶尔出席几次重大的宫廷宴会之外，李渊几乎是足不出户。

不是他不想出来，而是根本没有机会。

因为李世民没有给他机会。

这一切当然又被那个忠直敢谏的马周看在眼里。

不久，李世民打算前往九成宫（今陕西麟游县）避暑，马周听说后，马上又毫不客气地上了一道奏疏，说：“臣又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