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第51部分

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李世民无比惊奇地发现——自己最强烈的感觉竟然不是愤怒和震惊，而是一种解脱、一种如释重负。

这是一种良心的解脱。

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如释重负。

既然太子和齐王，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亲兄弟挥起屠刀，那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现在李世民终于知道，要举起寒光闪闪的屠刀，除了智慧、勇气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一种东西。

那就是残忍。

是的，残忍！

如果道德秩序和礼教伦常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无所作为，那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

如果仁爱与亲情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软弱不堪，那就斩断仁爱的牵缠，割舍亲情的锁链。

李世民相信，为了完成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自己就必须从一撇一捺的“人伦的小我”中升华出来，去追求那个超越时空、辉映古今的“历史的大我”。

至此，这场令人不安的灵魂拷问终于尘埃落定。

当秦王李世民从这场道德困境和灵魂的煎熬中解脱出来之后，他对心腹和幕僚们说的第一句话是：“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然知道祸在旦夕，但是仍然希望由他们率先动手，然后我们再以正义之名讨伐，这样不是更好吗？”

也许，这就是李世民这场灵魂拷问的真相。

也许对于自己内心的困惑，李世民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一直在期待太子和齐王能给他一个答案。

而今答案终于出来了——让你们率先举起罪恶的屠刀，然后我的复仇之刃就能镀上一层正义的光环。让你们把我逼到绝路，然后我的身上就会披上一件“悲剧英雄”的战袍。让你们在世人面前充分暴露同根相煎的嘴脸，我的所有反击行动就会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是大义凛然。

所以，亮剑吧，让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PK最终见一个分晓。

当李世民意味深长地说出那句“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的话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最晚到李世民获悉太子“昆明池政变”的阴谋时，他已经在道义上完成了对自己的拷问和说服，或者说已经在自己的生命中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灵魂蜕变。

他可以杀弟、可以弑兄、可以逼宫、可以篡逆；他愿意牺牲仁爱、牺牲亲情、牺牲人性中许多柔软而美好的东西……为了夺取储君之位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李世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是，如果我们以为李世民接下来会斩钉截铁地喊一声——“杀！”然后就开启了玄武门之变，那我们就太低估他了。

李世民固然已经下定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可他必须确认的一点是——身边的这些人是否也下定了同样的决心？

为了确认这一点，李世民就必须有意识地拉长这个思考和抉择的过程，好让所有的股肱心腹都来表决心、抒壮志。说白了，就是让大伙都来立一份无怨无悔的投名状。

在大伙提着脑袋赌明天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发自肺腑地认为——

这场恶仗绝不仅仅是为了我李世民而打，更多地是为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而打。

除了让心腹们都来立这样的投名状之外，李世民或许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场不为人知的灵魂拷问在现实中重演一遍，以便为即将发动的流血政变获取更多的道义资源，提供更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进而在世人和后人的心目中赢得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所以尽管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可表面上仍旧装出一副优柔寡断、痛苦彷徨的样子。于是，接下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众府僚力谏秦王”的这一幕，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强的作秀成分——秦王的手下个个心急如焚、拼命苦劝，恨不得把心掏给秦王看；可李世民却犹犹豫豫、推三阻四，完全没有平日的勇武果敢之风。

尉迟敬德第一个跳起来说：“人之常情，谁不畏死！如今大家愿意为大王效死，此乃上天所授。大祸随时可能降临，大王怎么能安然不以为忧？您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又怎能不顾社稷宗庙之安危？大王若不用敬德之言，我将逃离王府，流浪江湖，不能留在大王身边束手待毙！”

李世民沉默不语。

长孙无忌也忍不住道：“不接受敬德的建议，大事必败，敬德等人必定远走高飞，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再侍奉大王了！”

话都挑明了，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沉吟半晌，终于开口了，可他的话一下子让众人的心凉了半截。

他说：“我的意见还是让他们先动手，诸公可以再考虑考虑。”

来自东宫的威胁越大，众人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就越强；秦王越是不置可否，众人急于采取行动的自觉程度就越高。

李世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尉迟敬德急了，把尊卑抛到一边，大声说：“大王今天处理事情，一直犹豫，这是没有智慧！面对危难，无法迅速解决，这是缺乏勇敢！大王素所蓄养的勇士八百余人，如今都已进入宫城，全副武装，如箭在弦，只等您一声令下！大王说该怎么办？”

李世民把脸转向其他幕僚，询问他们的意见。众人一致认为，就算现在不诛太子，凶狠暴戾的齐王也终究不愿屈居太子之下。他们还向秦王透露了一件事，不久前，齐王府护军薛实曾经对齐王说：“大王名字合在一起，成一个‘唐’字，可见大王终有一天要主持宗庙社稷。”齐王闻言大喜，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幕僚们接着说：“齐王跟太子的阴谋未成，就有夺嫡之意，如此狠毒之心，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倘若二人得志，恐怕天下不再为李唐所有了。以大王的智慧和能力，擒获二人不过像弯腰拾草一样，为何只顾及个人节操，而忘却社稷大计呢？”

该摆的事实都摆了，该讲的道理也都讲了，李世民却依旧沉默。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众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其实他们也都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无论情势如何紧迫，无论正义之帜如何高涨，一旦动手，就是夺嫡篡位，不仅贻当世之讥，更要取千古骂名。任何理由也改变不了它的性质。所以，与其说秦王现在缺的是智慧和勇敢，还不如说他需要的是更强有力的道德支援。

于是众人问他：“大王，您认为舜是何等人？”

“圣人。”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

“假使舜在挖掘水井时不设法出来而被埋葬，他不过化为井里的一撮泥土；假使舜在涂刷廪仓时不设法下来而被焚烧，他不过烧成屋顶的一团灰炭！如何能将恩泽普施天下、让法则行于后世呢？所以，父母用小杖打，我们就该接受；父母用大杖打，我们就该逃走。因为要保全性命以图大事。”众人义正词严地说。

李世民环顾了众人一眼，命人取出一副龟壳，准备卜卦以占吉凶。

差不多了，该说的话都说了，众人的决心也已经表露无遗了。最后一刻，李世民希望用天意来为这场灵魂的挣扎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在此时，府僚张公谨刚好从外面匆匆忙忙地走进来。

他显然是迟到了。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生性豪爽的张公谨一看见那副龟壳，猛然把它抓起来砸到地上，说：“占卜的目的是决疑，如今大事已毋庸置疑，还卜什么！倘若占卜的结果不吉，难道就此罢手不成？”

张公谨的话干脆利落、掷地有声，显然比任何虚无缥缈的天意更为有力，也更足以让李世民感到欣喜和快慰。

于是大计就此议定。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伯恩斯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怀有某些动机和意志的人们与他人产生竞争和冲突，而调动体制、政治、心理及其他力量，从而激发、吸引并满足追随者的动机时，对人们实施领导即告完成。”

他还说：“所谓‘领导’，就是一种领袖与追随者基于共有的动机、价值和目的而达成一致的道德过程。”（《领袖论》）

也许，伯恩斯的话正是对中国式“投名状”所作的一种现代化的、学理性的阐释，而此刻李世民所完成的，恰恰也是这么一个价值聚合和道德整合的过程。

灼热的太阳在西边天际挣扎了许久，终于无可挽回地朝远方的地平线坠落。

暮色四合。

李世民摒退了所有幕僚，只留下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他命无忌前去传召已被逐出秦府、未及参加此次密谋的房玄龄和杜如晦。

关键时刻，他需要这两个满腹韬略的左右手一起制订行动计划。

长孙无忌很快就回来了，脸上却写满了沮丧。

他转述了房、杜二人的答复：“奉皇上旨意，不准再听从秦王命令，今日如果私自晋见，我们必死无疑，所以不敢奉命！”

很显然，房、杜二人是在有意试探李世民，目的是看他有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李世民勃然大怒，对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说完刷的一声抽出佩刀，递给尉迟敬德，说：“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刚刚片刻之前，李世民还在彷徨复彷徨，现在反应居然如此强烈，由此也足以看出——倘若李世民不是早已说服了自己，单凭府僚们的怂恿和煽动是不足以让他下定这么大的决心的。

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再次去找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大王决心已定，应该前往王府共同策划，但我们四个人不能一起走，要分开行动。”

长孙无忌特意让房玄龄和杜如晦换上道袍，借以掩人耳目，然后和尉迟敬德分别绕道，匆匆赶回秦王府。

当晚，秦王府议事厅中的几盏烛光彻夜不灭，一直燃到了次日。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清晨，那颗行踪诡异的太白金星，再度于光天化日之下从长安的上空掠过。太史令（天文台长）傅奕用一种无比惊异的目光久久地凝望苍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后，神色凝重的傅奕迈着急促的步伐匆匆进入太极宫，向李渊呈上了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那一刻，高祖李渊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秦王真有天命，注定要坐这个天下？倘若如此，又要将太子置于何地？

不，这不可能。只要自己还活着，就绝不能允许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

极度不安的李渊随即命人传秦王入宫。

武德殿内，李渊脸色阴沉地坐在御榻上，秦王毕恭毕敬地跪伏在地。李渊把傅奕的奏疏猛然扔到秦王面前，瓮声瓮气地说：“自己看吧。”

李世民悄悄瞥了一眼。他不用看也知道那上面写了什么。

“儿臣也有一道密奏！”秦王朗声道。

李渊满腹狐疑地盯着李世民看了很长时间，然后缓缓打开秦王的密奏。才看了一眼，他的脸刷地一下全绿了。

淫乱后宫？

秦王居然控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

李渊顿感血往上冲，脑袋几欲炸裂。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秦王会来这么一手。

这绿油油的帽子到底是太子和齐王给老子戴的，还是你秦王血口喷人、造谣中伤、恶意诽谤？

李渊的胸口在剧烈起伏，嘴里不断喘着粗气。还没等他回过神来，秦王又接着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阋墙之争啊！

李渊在心里发出一声长叹。

你们兄弟三个难道真的谁也容不下谁，非要斗个你死我活才肯罢休吗？

李渊痛苦而无奈地意识到，是时候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做一个了断了。就在明天吧……明天，自己将召集朝中的宰执重臣，命他们三兄弟入宫当面对质，把事情彻底弄个水落石出。

其实，李渊心里很清楚，不管怎么对质，秦王这场官司基本上是输定了。

道理很简单——谁主张谁举证。秦王既然提出了指控，就必须拿出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指控的罪名。可问题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宫闱丑闻又怎么可能有确凿的证据呢？即便秦王你买通一两个太监或宫女出面指证，可谁又能保证他们说的是实话？退一步说，就算太子和齐王真的干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可除非被你捉奸在床，否则不管你拿出什么证据，都可以被视为捕风捉影、造谣中伤。

所以，明天的对质说到底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这一回，你秦王绝对难逃诬告的罪名。就算不治你一个死罪，最低限度也要把你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秦王啊秦王，是你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别怪父皇不念父子之情，别怪朕对你下重手！

“明早鞫问，汝宜早参。”李渊扔下一句话，然后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

一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