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黑闼和弟弟刘十善一起被押到洺州斩首的时候，这位复仇之神仰天长叹，说了一句很没有英雄气概的话。他说：“我本来在老家好好种菜，都是高雅贤这帮人把我害到今天这个地步！”
很显然，刘黑闼到死也没搞懂人心向背的问题，到死也没搞清楚自己迅速崛起又突然败亡的根本原因。
其实，刘黑闼第一次起兵之所以能够气势如虹、所向披靡，根本原因有二：首先，窦夏政权虽然已经垮台，但是它在河北经营多年的统治根基却还十分牢固。换句话说，李唐虽然凭借虎牢之战一举消灭了窦建德，并收降了齐善行、曹王后、曹旦等窦夏政权的高层人物，摧毁了窦夏政权的统治核心，但是并未真正铲除夏朝中下层将吏在河北根深蒂固的势力，进而言之，李唐朝廷根本不可能通过一场战役的胜利就彻底降服河北的人心。更何况虎牢之战本来就是窦建德离开本土所进行的外线作战，对于河北境内的大多数将吏和军民而言，由战争所引发的流血、痛苦和创伤并没有波及他们，在此情况下让他们突然接受失败，一夜之间要求他们弃旧迎新，向李唐俯首称臣、献上忠心，这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
其次，窦夏政权垮台后，李唐朝廷对河北所采取的政策似乎也有高压之嫌，窦建德的旧部感受不到李唐对他们进行招抚和收编的诚意，也看不到相应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完全有理由对李唐感到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在此情况下重操旧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燕赵之地自古民风彪悍，且河北民众对窦夏政权的满意度一直都很高，因此李唐的高压政策无异于把一副强硬的弹簧压迫到底，最后这些人自然会高度反弹。
所以，刘黑闼等人再度揭竿而起是必然的。
李唐的虎牢之战赢得过于轻松了，代价就是必须回头再补上一战。
简言之——河北的血并未流够！
与此同时，李唐朝廷也必须调整其强硬的河北政策，改高压为真正的安抚，才可能消除河北叛乱的外部因素。我们看见魏徵正是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所以积极采取安抚政策，迅速释放弹簧的压力，消解其反弹能力，从而促使刘黑闼在一夜之间丧失了部众的拥戴。魏徵的聪明在于，他知道河北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用政治手段解决远比用军事手段解决节约成本，也更高效。当然，李世民首先在军事上挫尽了刘黑闼及其部众的锋芒和锐气，让河北该流的血都流够，这绝对为魏徵日后采取政治手段铺平了道路。
至于刘黑闼，他当然没有能力看清楚上述这一切。
如果说在隋末唐初的乱世中，刘黑闼还称得上英雄的话，那他也只能算半截子英雄。
问题倒不是出在他最终的失败上，因为历史上多的是虽败犹荣的英雄。关键是刘黑闼身上缺乏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缺乏一种一以贯之的人生信念，所以才会在临死前说出那种很没有英雄气概的话，抹煞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一个人失败了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丧失了勇气和信念，只剩下一副悔恨交加、怨天尤人的嘴脸。
所以最后我们只能说——复仇之神刘黑闼的结局，实在不够漂亮。
【爱吃仙丹的叛军头头】
新的一年来了。李渊欣喜地看到，燃烧多年的烽烟仿佛正在散去，遍及天下的战火似乎也已逐渐熄灭。
正月初，刘黑闼败亡，河北平定。
二月，徐圆朗势穷力蹙，弃城而逃，被流民所杀，河南平定。
三月下旬，梁师都的大将贺遂、索同率领下辖的十二州降唐。梁师都的势力从此大为削弱，虽然仗着突厥人的支持不时犯边，但基本上已是日薄西山，难以有何作为。
六月中旬，一直据守马邑（今山西朔州市）的苑君璋（刘武周旧部）被其部将高满政发动兵变驱逐，逃亡东突厥；高满政随后献出马邑归降唐朝，被封为荣国公、任朔州总管。
到这一年初秋为止，虽然高开道还在河北进行小范围的袭扰劫掠，各地也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规模叛乱，但是天下趋于稳定已经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四海人心在经历多年的战乱之后也无不渴望和平、期待统一。
这是李渊在武德六年对天下大势的一个基本判断。
这也是李唐朝廷上上下下的一个基本共识。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不愿做一个治世的良吏或良民，更愿做一个乱世的英雄或枭雄。尽管像刘黑闼和徐圆朗这种失败的教训就在眼前，可还是有人愿意步他们的后尘，豁出性命再玩一次心跳。
这最后一波叛乱的发动者，就是杜伏威多年的战友和副手——辅公祏。
这一年八月初九，时任淮南道行台仆射的辅公祏据丹阳（今江苏南京市）复叛，杜伏威原有的部众和辖区几乎全部跟随辅公祏揭起反旗。
消息传至长安，杜伏威就像被一记响雷击中了天灵盖，好久没有缓过神来。
几年来他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其实早在刘黑闼、徐圆朗和高开道等人复叛之后，杜伏威就有一种临深履薄之感。因为同样作为隋末唐初折腾得比较凶的反王之一，杜伏威很难让人相信他没有复叛的企图。即便他现在自认为一颗忠心向着李唐，可过去的反王身份还是很容易招致人们怀疑和戒惧的目光。虽然李渊始终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猜忌，但是杜伏威很清楚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他知道，必须主动做点什么，才能消除朝野上下对他的腹诽和猜疑。
要做点什么呢？
思前想后，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入朝。
武德五年七月，正当李世民在淮河一带大举征讨徐圆朗时，其时驻守丹阳的杜伏威就向李渊上表请求入朝。对于杜伏威这种主动避嫌以示忠心的聪明做法，李渊甚感欣慰，随即召他入朝，并任命他为太子太保，遥领行台尚书令之职，而且宠遇甚隆，连朝会的班位都排在齐王李元吉之前，随同杜伏威入朝的义子阚稜也官拜左领军将军。
面对天子的信任和礼遇，杜伏威既感激又满足。
可越是对现状感到满足，他就越担心有人会破坏它。
他担心谁？
辅公祏。
表面上，谁都以为杜伏威和辅公祏是生死之交，可事实上这种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在造反初期，他们之间或许还有点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味道，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他们二人便渐行渐远，从冷淡和隔膜走向了互相防备和猜疑。后来杜伏威的地位越来越高，辅公祏既羡且妒，可他城府极深，从不表露。内心越是觊觎权力，辅公祏的外表就越是装得满不在乎，最后甚至和老友左游仙成天炼丹修道，以不食人间烟火之状敛藏自己的锋芒，淡化杜伏威的戒心。
然而，杜伏威对他的戒心始终没有解除。
常年在刀口上讨生活的人，没那么容易被人麻痹。
但是表面文章总是要做的，辅公祏既然表现得如此低调，杜伏威当然也没什么理由跟他翻脸，所以始终把辅公祏放在二把手的位置上。
如果没有刘黑闼等人掀起的波澜，杜、辅二人的太极推手也许会一直这么打下去，谁也别想把谁怎么着。可后来时势大变，杜伏威不得不入朝，而且不得不把丹阳的行政大权交给辅公祏。临行之前，杜伏威特意把他的义子、麾下猛将王雄诞安插在辅公祏身边，命他掌管军权，并郑重叮嘱说：“我到长安后，如果一切顺利，千万不能让辅公祏生变！”
王雄诞是一名勇将，胆识和忠心都不缺乏，可唯独缺乏心计。所以杜伏威入朝不久，辅公祏就略施小计夺取了王雄诞的兵权——他放出一条消息，说他接到杜伏威的一封密函，信中对王雄诞的忠心甚表怀疑。王雄诞立刻中计，从此心灰意冷，托病不入州衙，军政大权随即落入辅公祏手中。
直到辅公祏做好了一切叛变准备，派人对王雄诞发出最后通牒，逼他入伙时，王雄诞才如梦初醒，悔之莫及。他对来人说：“而今天下方平，吴王（杜伏威）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奈何无故反叛，自求灭族？雄诞唯有一死而已，不敢自陷于不义！”随即被辅公祏缢杀。
随后辅公祏便迫不及待地揭起了反旗，在丹阳登基称帝，国号为宋，设立文武百官，命左游仙为兵部尚书，同时联合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变民首领张善安，命他为西南道大行台。
辅公祏之叛，无疑让杜伏威百口莫辩。
而且辅公祏又是处心积虑打着他的招牌，说是奉他的密令起兵，摆明了就是要借朝廷之刀置他于死地。
杜伏威意识到——自己的功名富贵和身家性命就这么被辅公祏一夜之间全给毁了。
八月二十八日，李渊下诏，命各地唐军兵分四路：赵郡王李孝恭率水军向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出发；岭南道特使李靖率交州、广州等地军队向宣州（今安徽宣州市）出发；怀州（今河南沁阳市）总管黄君汉自谯亳（今安徽亳州市）出兵；齐州（今山东济南市）总管李世勣自泗水出兵，一同讨伐辅公祏。
九月，辅公祏命大将冯慧亮、陈当世率水军三万进驻博望山（今安徽当涂县西南），另派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三万进驻青林山（今安徽当涂县东南），两军互成犄角，协同攻防；此外，宋军又在梁山（今安徽和县南）一带的长江两岸拉起铁链，横断江面，以此阻挡唐朝的水军，并且在沿岸修筑了大量堡垒，绵延达十多里，最后在长江西岸安营扎寨，严阵以待。
宋军迅速在唐军面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十月，李孝恭和李靖的水军合兵一处，进抵舒州（今安徽潜山县）；与此同时，李世勣率步兵一万南渡淮河，攻占寿阳（今安徽寿县），并进驻硖石（今安徽寿县北）。
十一月，宋军将领陈当世率部南下阻击唐军。唐舒州总管张镇周出兵迎战，在猷州（今安徽泾县）的东南面大破陈当世。
十二月，唐安抚使李大亮在洪州设计诱捕了宋西南道大行台张善安，并击溃了他的部众，成功斩断了辅公祏延伸出来的一只臂膀。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正月十一，李孝恭和李靖一路向长江下游挺进，先是进围枞阳（今安徽枞阳县），击破驻守此地的宋军，继而在二月初攻克鹊头（今安徽铜陵市北），随即向冯慧亮驻守的博望山挺进。
正当李孝恭和李靖势如破竹、直捣宋军腹地的同时，杜伏威忽然在长安暴毙。
杜伏威之死非常蹊跷，各种史书的记载都很简略。《资治通鉴》只写了一个字：“薨”；而《旧唐书》只说了两个字：“暴卒”；只有《新唐书》给出了死因：“伏威好神仙长年术，饵云母被毒”。云母是道家的一种丹药，可见杜伏威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但问题是，这丹药究竟是杜伏威自己过量服用而死，还是因某种外在力量的逼迫服食而死？换言之，杜伏威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关于这个问题，史书没有给出答案。可我们根据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推断，答案很可能是后者。首先，一个多月后李孝恭平定了辅公祏，抄出了杜伏威与辅公祏之间的所谓“反书”上报朝廷，声称杜伏威是辅公祏叛乱的幕后主使，而李渊竟然二话不说，当即下诏追夺杜伏威的官爵，并将其妻儿全部籍没为奴。联想到此前杜伏威所受的尊宠和礼遇以及他的太子太保和吴王的身份，即便有所谓的“反状”，也应该通过有关部门进行周密的调查审理，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后才能定罪，而李唐朝廷为何不经过任何正常程序，仅凭别有用心的辅公祏所炮制的所谓“反书”，就迫不及待地将杜伏威“斩草除根”呢？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李渊的真实用心。
其次，随同杜伏威入朝的义子阚稜此后的际遇则更为不堪。唐军大举征讨辅公祏时，阚稜也参与了平叛战役，并且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新唐书·阚稜传》记载：“公祏反，稜功多。”大军攻克丹阳后，李孝恭不但没有论功行赏，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抄没了杜伏威、王雄诞和阚稜在丹阳的所有家产。理由是辅公祏被捕后供认阚稜与他串通谋反。很明显，辅公祏的供词纯粹属于诬告，因为阚稜和王雄诞都是杜伏威的心腹，而阚稜又亲自参与征讨他的战斗，辅公祏死前当然要拉阚稜垫背，所以他的供词绝对是靠不住的。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想必李孝恭也是心中有数。可他居然还是抄没了阚稜的家产。阚稜当然不服，于是据理力争，李孝恭索性以谋反罪名将阚稜就地斩首，连上报朝廷的环节都省了。对此我们不能不提出疑问：李孝恭凭什么听信辅公祏的诬告，凭什么如此轻率地把“谋反”罪名安在阚稜头上并抄没他的家产？即便他本人相信阚稜的确参与谋反，可在事情没有调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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