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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下旬，节节败退的变军已被团团围困，只剩下剡县一座孤城。裘甫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出城投降。
八月，裘甫被押送京师，斩首于东市。
至此，懿宗李漼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十一月，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咸通”。
猖獗一时的东南民变虽然被迅速镇压了，但此时此刻，在帝国的西南边陲，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就是南诏与大唐的战争。
此时的懿宗当然不会料到，这场战争不仅规模浩大，而且还将持续十多年之久，几乎与他的整个帝王生涯相始终……
都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南诏之所以突然跟大唐翻脸，当然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南诏原本依附于吐蕃，但自从德宗年间，宰相李泌实施了围堵吐蕃的战略之后，南诏便转而投靠了大唐。这些年来，南诏年年向大唐称臣纳贡，一直恪守臣藩之礼。当然，南诏同时也从大唐捞到了不少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留学费用由唐朝出）。自德宗以来的五六十年间，南诏每年都要派出数以千计的留学生，统一前往成都学习唐朝文化，期间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全部由当地政府承担。这事情要是搁在天宝年间，财大气粗的唐朝政府绝不会皱半下眉头，可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各级政府的经济状况就大不如前了，几乎都要掰着指头过日子，就算有点闲钱，也得随时准备应付战争、灾荒等不时之需。现在可倒好，自己尚且要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却还得打肿脸充胖子，省吃俭用地供养那些南蛮子弟，当地政府自然是满腹牢骚，所以提供给留学生的待遇也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对此，南诏当然很不爽。其国王丰祐立刻给唐朝递交了一封国书，扬言要把留学生全部召回去，并且措辞极为傲慢。
除了留学生外，南诏从大唐得到的第二个好处，就是纳贡。
按理说，南诏向唐朝纳贡，应该是唐朝得好处，怎么反而是南诏得好处呢？
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是一个讲究礼尚往来的民族，既然人家藩属国千里迢迢前来纳贡，作为泱泱大国的唐朝自然也要回礼。
所以，南诏每年纳贡，唐朝都要对使团大加赏赐，所赐物品的价值远远高于那些贡品。
南诏尝到了甜头，“纳贡”的积极性大为高涨，人人都抢着去唐朝“上贡”，于是派往唐朝的使团人数便逐年递增。久而久之，唐朝政府自然是不堪重负。到了宣宗年间，在西川节度使杜悰的建议下，李唐朝廷终于大幅度削减了对南诏纳贡使团的赏赐，不再做赔本买卖了。
南诏国王丰祐再次气得吹胡子瞪眼，当年岁末便不再纳贡，仅派使节送了一道贺表了事。之后几年，是否纳贡也全凭他的心情而定，心情好了就随便弄一些去凑数，心情不好非但不纳，反而还会派小股部队到唐朝边境去袭扰劫掠。
因此，到了宣宗末年，唐朝和南诏虽然还没发展到敌对状态，但两国关系其实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
大中十三年，宣宗驾崩，懿宗即位，李唐朝廷派宦官向四方发布讣告，通知各藩属国派吊祭使赴长安吊唁。巧合的是，南诏国王丰祐也在这个时候死了，可唐朝却对此一无所知。结果，派往南诏的这一路宦官自然就看不到人家的好脸色了。
此时，南诏的新任国王是丰祐的儿子世隆。他看一眼诏书就随手扔在了一边，怒气冲冲地对唐朝使者说：“我国也有丧事，为什么朝廷不派人来祭悼？而且诏书上居然还写着先王的名字，这不是侮辱本王吗？”
使者一脸尴尬，无言以对。随后，世隆就把使者打发到了城外的简陋客栈，接待规格低得不行。宦官们满腹委屈，回到长安后，便把此番遭遇一五一十地向懿宗作了禀报。
年轻气盛的懿宗李漼一听也火了。他当即做出报复，坚决不对世隆进行册封，也就是不承认他南诏国王的身份。懿宗还给出了两条不册封的理由：
一、胆敢不派遣使者前来吊唁，分明是对朝廷不尊；
二、世隆的名字犯讳，“世”字犯太宗讳，“隆”字犯玄宗讳，显然是大不敬罪。
懿宗以为，世隆为了求得朝廷册封，一定会乖乖地低头认错。
可他错了。这个新任的南诏国王远比他想象的执拗得多，也强悍得多。接到李唐朝廷问罪诏书的那天，世隆发出了一声冷笑。你以为老子稀罕你的册封吗？你不让老子当国王，老子就自己当皇帝！
几天后，懿宗非但没有看到世隆低头认错的上表，反而接到了一则令他目瞪口呆的奏报——世隆称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同时发兵入侵大唐边境，已经攻占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市）。
南诏与大唐的战争就此揭开序幕。
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十一月，安南都护李鄠向入侵的南诏军队发起反攻，收复播州。但南诏却趁他后方空虚，发兵三万，在安南蛮族的引导下奔袭安南治所交趾（今越南河内市），并一举攻占。李鄠后路被抄，只好仓皇逃奔武安（今越南海防市）。
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正月，懿宗下诏命邕州（岭南西道治所，今广西南宁市）及相邻各道紧急发兵援救安南，阻止南诏的进攻。六月，朝廷以失职的罪名把安南都护李鄠贬为儋州司马，同时任命盐州（今陕西定边县）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
七月，南诏军队又攻陷邕州。
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二月，南诏再犯安南，王宽无能，频频上书告急。懿宗朝廷不得不再易主帅，命湖南观察使蔡袭取代王宽，并紧急动员忠武、义成、武宁、宣武、荆南、山南东道、湖南、鄂岳八道士兵共三万人，归蔡袭指挥。
南诏见唐军声势浩大，遂暂时撤退。
同年十一月，南诏集结了五万人马卷土重来，于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正月再度攻陷交趾。蔡袭率众力战，左右皆战死，他身中十箭，最后蹈海而亡；大将元惟德等人奋力砍杀两千多敌兵，其后也是寡不敌众，壮烈殉国。
南诏两度攻陷交趾，共杀死和俘虏唐朝军队十五万人。安南各蛮族见南诏势盛，纷纷投降。前线接连战败，李唐朝廷不得不放弃安南，命驻守安南的各道士兵全部后撤，退守岭南西道。
懿宗即位才短短几年，帝国的内忧外患便纷至沓来，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深感忧惧。可是，懿宗李漼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忧患意识，而是天天沉浸在游乐宴饮之中。
左拾遗刘蜕愤而上疏：“如今南蛮大举入侵，干戈满途，天下并不太平。皇上在所有人面前都没有忧虑的神色，又如何责成人臣尽死效忠？恳请陛下减少娱乐活动，等到四方承平、人心安定，再图享乐也为时不晚！”
然而，懿宗李漼却置若罔闻。
摊上这样一个享乐皇帝，帝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庞勋之乱：大唐的人心散了】
从咸通四年一直到咸通七年（公元866年），懿宗朝廷先后派遣的前方主帅康承训和张茵均未克复安南。与此同时，南诏王国在世隆的手中进入了全盛时代，其版图北逾金沙江，东抵黔中，西达怒江，南抵越南中部。
咸通七年六月，新任安南都护高骈终于对安南发起反攻，在交趾大破南诏军队，并于十月进围交趾，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苦战，最终将其攻陷，砍下三万多首级。随后，高骈又击败归附南诏的蛮族，杀了他们的酋长；十月底，蛮族士众一万七千人归降大唐。
至此，安南收复。十一月，懿宗诏令安南、岭南西道与西川守军各守疆域，不得再进攻南诏，并遣使向南诏表示修好之意。同月，在安南设置静海镇，以高骈为节度使。
边境刚刚恢复暂时的安宁，懿宗李漼便又变本加厉地纵情声色了。
懿宗李漼酷爱音乐，所以光是在殿前随时侍奉的乐工就将近五百人，每月举办的音乐酒会不下十余次，席间各种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应有尽有，歌舞和戏剧表演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对那些优伶和乐工，懿宗的出手相当阔绰，其赏赐动辄千缗。
懿宗的温柔乡还不仅大明宫一处，比如曲江（长安东南）、昆明（大明宫内）、灞水、浐水（渭水支流）、北苑、南宫（皇城外的兴庆宫）、华清宫（陕西临潼）、咸阳宫等处，都有天子专门命人设置的福地洞天。每当他兴致一来，便会立刻起驾前往，以致侍从们经常来不及筹备和布置。为此，有关部门只好在上述各处常备音乐、酒食、锦帐、帘幕等物，以防天子突然驾到。此外，李唐皇室大大小小的亲王们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每当天子起驾，他们就会前呼后拥地陪同圣驾出发。天子每次巡幸，宫廷内外各色人以及各衙司随驾侍从的人数往往多达十余万，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计其数。
人在逍遥享乐的时候，日子是很容易过的。
时间一晃就到了咸通九年（公元868年）。这年夏天，当懿宗李漼仍然在他的温柔乡中乐而忘返的时候，一场比裘甫之乱规模更大的兵变爆发了。
咸通三年安南沦陷时，朝廷曾从徐州（徐泗镇治所）调了八百名士兵前往桂州（今广西桂林市）驻防。当初，徐泗镇招募他们时便与其约定，役期以三年为限，期限一到立刻派兵换防。结果，这批士卒在桂州整整待了六年，却始终没有等到换防的调令。思乡心切的戍卒们屡屡向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写信抗议，要求回镇。崔彦曾便召集了将领尹戡、杜璋、徐行俭等人商议，这些人一概劝他拒绝，理由是徐泗镇目前军费困难，而派兵接防的开支又太大。他们向崔彦曾建议，命令这批戍卒再驻守一年。
收到徐泗镇的答复后，戍卒们立刻炸开了锅。
这批戍卒中的大多数本来就不是良民，比如都虞侯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人，原来都是徐州地面上的强盗，只因州县无力征讨才将他们招安。而这伙人之所以接受招安，目的就是想升官发财，不料到头来什么油水都没捞着，还在这穷乡僻壤吃了六年的苦头，他们当然吞不下这口恶气。
这一年七月，许佶等人召集八百名戍卒发动兵变，杀了大将王仲甫，推立粮料官庞勋为首领，一路向徐州杀了回去，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州县莫之能御。
十月十七日，庞勋变军一口气杀到了彭城（徐州州府所在县）。
由于一路上不断纠集和招募，此刻变军数量已达六七千人，鼓噪之声喧天动地。
正所谓盗亦有道。这伙强盗出身的乱兵虽然一路上没少杀人抢劫，可一回到家乡，他们立马变了一个人。进抵彭城后，他们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大加慰抚，因此百姓纷纷依附。结果，只用了不到一个时辰，变军就攻破了外城。随后，百姓又帮助变军进攻内城，推来草车焚烧城门，旋即又将内城攻破。变军杀进城中，俘虏了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并把尹戡、杜璋、徐行俭等人开膛破肚，碎尸万段，然后又屠杀了他们全族。
当日，城中自愿归附变军的士民又有一万多人。
随后的日子，各地前来投奔庞勋的人络绎不绝，都愿意为他效死。不仅是徐州附近州县，就连光州（今河南潢川县）、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兖州（今山东兖州市）、郓州（今山东东平县）、沂州（今山东临沂市）、密州（今山东诸城市）以及淮河一带、浙江地区的变民，也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归附……
对此，李唐朝廷和各级官员都百思不解，为什么帝国会在一夜之间冒出这么多变民？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庞勋兴兵作乱，竟然会有那么多百姓帮他攻城，而且还从远近各地争先恐后地跑来追随他？
这个庞勋一无声望，二无资历，三无领袖魅力，四无远大的政治抱负，五无号令天下的政治纲领，如此典型的“五无人员”，凭什么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呢？
也许，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大唐的人心散了。
人心为什么会散？
答案很简单：民穷思变。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杀伐争战就成了大唐帝国的社会常态。为了应对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各种危机，历届李唐朝廷无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这样的压力，最终必然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德宗年间，李唐朝廷虽然实施了两税法改革，在名义上取消了各种苛捐杂税，但其主要作用，只是通过限制和收缴地方财权，从而缓解李唐中央的财政危机而已，实际上并未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此外，虽然两税法的主观目的之一，是想防止地方政府在正常赋税之外非法聚敛，但实际上，各藩镇州县普遍阳奉阴违，从未停止过对百姓的压榨和盘剥。
处于“社会食物链”最底端的老百姓，既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