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第306部分

据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呈给穆宗的一道奏疏中说，田布率部离开魏博后，“数月以来，都不进讨”，始终未建尺寸之功。而光他这支部队，每月从朝廷支取的军费就高达二十八万缗。白居易认为，倘若魏博军继续迁延观望，朝廷财政必定不堪重负。

当然，白居易也知道，田布之所以徒劳无功，责任不在他，而在魏博的那些骄兵悍将。

众所周知，卢龙、成德、魏博这三个造反专业户历来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尽管他们内部也存在种种矛盾，可一旦跟朝廷产生冲突，他们立马就会抱成一团，枪口一致对外。因为他们很清楚什么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绝不可能为了维护朝廷纲纪而放弃共同利益，更不可能在朝廷的驱使下自相残杀。

带着这样一群心怀异志的部众出征，田布的痛苦和无奈可想而知。

有道是祸不单行。除了部众消极抗命、拒不出战之外，老天爷也不让田布的日子好过。

这年冬春之交，田布的驻地一连多日天降大雪，运送粮食和补给的道路被阻断，后方什么东西都运不过来。本来就牢骚满腹的魏博部众这下子更是怨声载道。田布没办法，只好紧急征调魏博辖下六个州的租赋来充当军费。

原本以为这么做可以堵住这些骄兵悍将的嘴，没想到却惹来了更多的指责和抱怨。

魏博将领们纷纷数落田布，说：“按照惯例，奉命出征的军队一旦离开本镇，一切军需都要由朝廷供给。如今田大人却搜刮魏博六州的民脂民膏来养活军队，岂不是让老百姓心寒？田大人，您自己想要克己奉公、讨好朝廷，我们管不着，可六州的百姓何罪，要当这个冤大头？”

面对部众的冷嘲热讽，田布只能忍气吞声，权当没听见。

田布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走背运的，事情迟早会向好的一面转化。可是，田布的乐观精神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

因为此刻，有一个人正躲在魏博部众的背后，摇唇鼓舌，煽风点火，一心想把事情闹大，以便将田布整垮，然后取而代之。

这个人，就是被田布视为心腹的先锋兵马使——史宪诚。

史宪诚是奚族人，原本只是田弘正麾下一员不入流的牙将，因田布对他非常赏识，屡屡在父亲面前替他美言，田弘正便把史宪诚提拔为大将。不久，田弘正在成德兵变中被害，田布继任魏博节度使，更是对史宪诚“寄以腹心”，不但任他为先锋兵马使，而且“军中精锐，悉以委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按理说，史宪诚受到田布如此不遗余力的栽培和重用，应该对他感恩戴德、誓死效忠才对，可田布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懂得知恩图报，还有一种人只会恩将仇报。

史宪诚显然属于后者。

就在田布身陷困境、焦头烂额的时候，史宪诚非但没有为他分忧，反而“阴蓄异志”，在背后处心积虑地搞小动作，利用将士们的不满扩大矛盾，制造事端。

都说天无绝人之路，可这一回，老天爷似乎一心要把田布逼上绝路了。由于田布日久无功，穆宗屡屡派遣宦官前来督战，并严令田布即刻救援深州。田布虽明知军心不可用，但更清楚诏命不可违，最后只好硬着头皮率部出发，结果还没碰上成德军，部众就不战自溃，哗然四散了。逃跑的部众大部分投到了史宪诚麾下。

万般无奈的田布仅带着中军八千人黯然返回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数日后，田布召集众将，打算整编部队再次出征，众将当着他的面断然拒绝，说：“大帅如果能按河朔的老规矩办事（割据），我们就算死，也会尽力效忠；可要是去打成德，我们绝不奉命。”

就在这一刻，田布彻底绝望了。

他自觉讨伐无功，又镇不住这些骄兵悍将，再也无颜面对朝廷，遂留下一封遗书，在父亲田弘正的灵位前挥刀自尽了。

史宪诚听到消息，不禁喜上眉梢，对将士说：“一切遵照河北的老规矩行事！”随即自立为魏博留后。

正月十六日，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十七日，穆宗朝廷还没来得及弄清魏博到底发生了什么，便匆忙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仅仅一天，穆宗和他的宰相们便又向叛乱藩镇作出了妥协。

眼见朝廷如此迫不及待地妥协，史宪诚在大喜过望、受宠若惊之余，恐怕就只有鄙夷和窃笑了。

到了二月，深州被围已经半年多，朝廷的裴度、李光颜、乌重胤等部共计十余万大军从三面救援，皆因粮草不继而无法前进，士卒每天分配到的粮食只有陈米一勺（百分之一升）。眼看深州沦陷在即，而中央财政已无力支撑，穆宗朝廷只能再次妥协。

二月初二，穆宗下诏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希望他能主动退兵，解除深州之围。

至此，卢龙、魏博、成德悉数脱离中央，重新回到了割据状态。从这一年起，直至唐朝覆亡，河朔三镇再也没有被收复过。

在中晚唐历史渐行渐弱、一波更比一波低的K线图上，如果说“元和中兴”是下降趋势中的一次超跌反弹，那么穆宗的长庆二年，基本上可以视为新一轮暴跌的起点。

而此刻的河北，也就有了放量大涨的动能和屡创新高的空间。

是的，当养尊处优的长安在历史的宿命中日渐萎靡和堕落，就再也没人可以阻止河北的野蛮成长了。

【元稹的仕途：官场就是一张网】

平心而论，此次镇压河北叛乱，穆宗朝廷已经算是很尽力了。比如从兵力上来说，前后共计出兵十七八万，主帅又是能谋善断、久负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领李光颜、乌重胤也都是当世名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可结果为什么还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呢？

如果拿这个问题质问穆宗君臣，他们肯定会强调两个客观原因，其一、朝廷囊中羞涩，国库日渐空虚，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二、老天爷太不给力，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阻断了补给线，导致前线粮草不继，仗自然没法再打下去。

不能不说，上述客观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如果仅仅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那么所谓的经验教训也就无从谈起，后人研究历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从主观上来说，穆宗朝廷至少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穆宗君臣目光短浅，对未来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预判，从而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时，穆宗刚一即位，宰相萧俛、段文昌就向他提出，既然天下已经太平，就没必要保留太多军队，所以应该按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实施裁军。穆宗李恒是个玩乐天子，对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更没有兴趣深究，一听此言，当即予以实施。于是，被裁汰下来的那些大兵找不到出路，就啸聚成群，落草为寇。后来，河北叛乱爆发，这些人便纷纷投奔朱克融和王庭凑；反之，朝廷军队则面临严重缺员的局面，不得不临时招募一些无业游民仓促上阵。结果，叛军麾下都是训练有素的百战之兵，而朝廷这边则是一帮从没打过仗的乌合之众，双方优劣立判。在此情况下，不管裴度怎么运筹帷幄，也无论李光颜和乌重胤如何神勇过人，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败。

第二，朝廷为了控制军队，向前线派出了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监军宦官，导致将帅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牵制。

本朝历史上，利用宦官制约武将的先例是从乾元元年创下的。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后期，唐肃宗李亨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集结了数十万重兵，准备一举歼灭盘踞在邺城的安庆绪。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肃宗就发明了一个“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头衔，授予了宦官鱼朝恩，让他担任实质上的统帅。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邺城之战遭遇惨败，六十万大军顷刻之间星流云散。尽管有此前车之鉴，可后来的大唐天子还是旧习未改，仍旧对宦官情有独钟。比如宪宗一朝，就屡屡因为宠幸宦官而在战场上吃了大亏，后来由于裴度指出了症结所在，及时召回了监军宦官，才有了李愬的“雪夜袭蔡州”和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元和中兴”。然而，到了穆宗这一朝，一切又都恢复原样了。监军宦官依旧在战场上指手画脚，偶有小胜则飞书报捷，自以为功，打了败仗就乱扣黑锅，归罪诸将。更有甚者，有些宦官还把部分精锐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而把剩下的老弱残兵推上战场。有这样的一帮瘟神在左右战局，朝廷的胜利又从何谈起呢？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问题——穆宗朝廷不仅派遣宦官去制约将帅，而且本身更喜欢对千里之外的战场指手画脚。

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致使前线将士“不知所从”。很多时候，朝廷会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不度可否，唯督令速战”。魏博节度使田布之死，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朝廷造成的。

鉴于上述三个原因，穆宗朝廷输掉这场战争也可以算是自取其咎、罪有应得了。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穆宗君臣在这几年中的政治表现，也许只能用下面这八个字——天子昏庸，宰相无能。

自从穆宗即位，先后登场的宰相有萧俛、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对于这几个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评语，叫“皆庸才，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

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长庆二年春，萧俛、段文昌已陆续离开相位，宰相班子还有崔植、杜元颖、王播三人。

崔植，元和十五年八月入相，以前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杜元颖，长庆元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衔入相，此前是翰林学士。这两人都没有什么突出才干，上位后也是庸庸碌碌，无可称道。而最后入相的王播，更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本是西川节度使，靠巴结宦官得以回朝，故而颇受朝议抨击。前任宰相萧俛就是因为看不惯此人才愤然辞职的，但穆宗对王播却极为宠幸，一回朝就任其为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

王播一贯善于钻营拍马，当然不会令穆宗失望。一当上盐铁转运使，王播马上大事聚敛，对民间的茶叶经营课以重税，“每百钱加税五十”，惹得言官们纷纷上疏，极力反对。可穆宗一看王播生财有道，对他愈加赏识，没过多久就让他入相了，并且仍然保留他的盐铁转运使之职。王播上位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向穆宗献媚，“专以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显而易见，穆宗登基后任命的宰相，没有一个令朝野满意，更无一人能以天下为己任，比起宪宗朝的宰相，可谓相去不啻霄壤。

长庆二年二月，也就是河北战事刚刚以妥协告终的时候，穆宗又任命了一个宰相。

此人很有才，诗写得很牛，在唐代诗坛上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一生写下的诗歌数以千计，其中就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这个牛人就是元稹。

元稹，字微之，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天性聪颖，勤奋好学，故而“少有才名”，年纪轻轻便登第入仕。他和白居易是科举同榜，又是好友，两人差不多同时进入仕途，而且诗名并驾齐驱，冠绝当世。据说宪、穆年间，言诗者必称元、白。元稹的诗，“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旧唐书·元稹传》）

由于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能够入仕全凭个人奋斗，所以元稹从政之初，很有些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右拾遗，属于谏官之列。

元稹认为，自己既然身为谏官，就应该忠言进谏，指陈朝政阙失，因此上任不久，就给当时刚即位的宪宗呈上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奏疏。

宪宗看完，甚为赏识，随即在延英殿召他问对。

初试啼声就引起了天子的关注，令元稹大为振奋。然而，他的做法却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当时的宰执大臣。

在那帮官场老油条看来，这毛头小子的乌纱帽还没戴几天，就敢对朝政大放厥词，分明是不懂规矩，不能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没过几天，元稹就被逐出了朝廷，贬为河南县尉。

年轻人刚进入社会，尤其是刚进入官场，最大的优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对一切丑恶现象开炮，可最大的缺点就是——摔了跟头也不长教训。

元稹没有因为这次挫折而学乖。几年后，朝廷起用他为监察御史，命他出使东川。元稹一到任，就捋起袖子挖出了一桩陈年旧案，涉案人是已故东川节度使严砺。

自古以来，权力跟腐败总是一对孪生子，官越大，屁股往往越不干净，差别只在有没有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