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当时参加编纂工作的，就有著名诗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杜甫的祖父）等人，还有李峤、李迥秀等朝中政要。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二张贵宠无比，他们的弟弟，时任洛阳令的张昌仪便因此肆无忌惮，公开卖官鬻爵。有一天上朝，一个姓薛的候补官员拦下他的马，当街行贿求官，送给他黄金五十两，并递上了一份履历表。张昌仪上朝后就把履历表交给了天官（吏部）侍郎张锡。几天后张锡把履历表弄丢了，就询问张昌仪。张昌仪大骂：“你这糊涂虫！我怎么记得他的名字？干脆这样，凡是姓薛的都给他官做！”张锡惶恐不已，回到吏部一查档案，一共有六十多个姓薛的候补官员，张锡不敢违背张昌仪的意思，只好横下一条心，全部任官。
既然连弟弟都能如此飞扬跋扈，一手遮天，把吏部当成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把主管官员视同奴仆喝来骂去，那么二张的气焰之盛与权势之隆就不难想见了。
在武曌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帝国的政治形势表面上风平浪静，背地里却是暗潮汹涌。
随着庐陵王李显的入主东宫，所有人都知道李唐的复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与此同时，诸武却仍然身居要津，且仍受武皇宠幸，这种矛盾局面的背后无疑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尽管武曌极力想要撮合李武，但是谁都很清楚，这两股政治势力始终是不可能走到一块去的。他们之间的博弈必将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一直延续下去，而未来的政局究竟将如何演变，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正月，终于有一个人成了李武暗中角力的牺牲品。
他就是吉顼。
因拥护庐陵王之功，吉顼已经官至吏部侍郎兼宰相，且被武皇视为心腹。吉顼为此深感得意。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一次政治选择，而且只要继续站在这个政治队列中，今后的仕途必将一帆风顺。然而吉顼似乎没有意识到，正因为他在拥护庐陵王这件事上表现得太过锋芒毕露，所以早已成为诸武的眼中钉和肉中刺。而武皇介于李家和武家之间，其心态也一直是复杂而矛盾的。可吉顼却被自己迅速到来的成功所陶醉，并未充分意识到诸武的敌意，更严重低估了诸武在武皇心目中的份量，因而最终葬送了自己的仕途和前程。
事情缘于这年正月的一次朝会，当时吉顼因某事与武懿宗争功，双方当着百官和武皇的面大吵起来。吉顼身材魁梧，声若洪钟，原本口才就十分了得，一吵起架来更是声色俱厉，咄咄逼人；而武懿宗则矮小伛偻，一激动就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所以这场架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吉顼居高临下，气势汹汹，武懿宗则是结结巴巴，汗如雨下。
武皇端坐在御榻上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心中大为不悦。当天散朝后，武曌便对左右说了这么一句话：“吉顼在朕的面前，尚且看不起我们武家人，要是到了将来的某个时候，这种人岂能依靠？”
吉顼就此彻底失去了武皇的信任。
可他似乎对此浑然不觉。
后来有一天，吉顼奏事的时候，又在武皇面前说古论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武皇终于勃然大怒，厉声打断了他：“够了！你这一套朕早就听够了，朕不想再听你的废话！”随后，武皇就抛出了她那个经典的“狮子骢故事”。她说，“太宗有马名狮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资治通鉴》卷二○六）
你难道自认为有资格弄脏朕的匕首吗？
最后这一句让吉顼心胆俱丧，如梦初醒。他极度惶恐地拜倒在地，频频磕头请求武皇恕罪。然而，现在清醒已经来不及了。诸武随后便群起而攻，指控他帮助弟弟诈冒资荫骗取官职，武皇旋即将吉顼贬为安固（今浙江瑞安市）县尉。
从一个堂堂宰相贬为边远地区的九品小吏，吉顼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临走之前，吉顼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去向武皇辞行，说：“臣今远离朝廷，今生恐无再见之期，想说一句话。”武曌让他坐下，问他想说什么。吉顼说：“土和水，和合成泥，二者会不会争执？”
武曌说：“那当然不会。”
吉顼又说：“如果分一半塑造佛像，另一半塑造道家天尊呢？”
武曌说：“那争执就大了。”
吉顼倏然起身，倒头便拜，朗声说：“宗室、外戚若能各安本分，则天下安宁。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然为王，这是陛下驱使他们日后互相争斗，使双方都不得安宁啊。”
无论吉顼临行前的这番进言是否包含私心，这句话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当下最严重的问题。
武曌听完后怅然一叹，说：“朕也知道……可是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吉顼张口还想说什么，武曌已经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下。吉顼彻底绝望，当天就失魂落魄地踏上了贬谪之途，不久后就在贬所抑郁而终。
吉顼的落败固然与他的骄矜自负和锋芒毕露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武曌容不下他。对于此时的武曌而言，尽力调和李武，维持李武的政治均势和利益平衡是她最重要的任务，吉顼在“李弱武强”的时候拥护李家，这当然符合武曌的原则，所以吉顼才能够青云直上；但是到了庐陵王被立为太子之后，吉顼却不知道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姿态，仍然在“尊李卑武”的道路上高歌猛进，这当然就极大地触犯了武曌的原则。
就像武曌与吉顼的最后那场对话所反映出来的一样，虽然武曌明知道自己的“平衡原则”实际上是在掩盖矛盾，不是在解决问题，但是武曌却宁可这么做。因为她并不希望为了解决问题，而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见李家和武家任何一方遭受损害。至于吉顼所说的李武的矛盾会在未来激化，那就不在武曌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换言之，对于眼下的武曌来说，搁置矛盾远比解决问题更聪明，在和稀泥中保持各方的相安无事也远比用自己的右手砍断自己的左手更明智！
从这个意义上说，吉顼的丢官和仕途命运的变化，就不仅是李武暗中角力的结果，同时更是武曌矛盾心态的写照。
久视元年的吉顼事件充分说明，李武之间的政治宿怨已经为帝国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而这几年来，李武之外的第三股政治势力——以二张为代表的男宠又忽然间强势崛起，顿时使得未来的政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武曌已经七十多岁高龄，作为几十年来帝国的实际掌舵者，她的铁腕统治固然严厉而高效，能够在大体上维持政局的稳定，但恰恰是这一点加大了未来的变数。因为这种极权型的政治领袖一旦过世，所有被压制着的矛盾就必然会集中爆发，宗室、外戚与男宠这三种不可调和的政治势力也势必会围绕帝国的最高权力展开殊死博弈，到那时候，局面会不会变得不可收拾？
久视元年深秋的一天，帝国朝堂上一位德高望重的栋梁人物又在萧瑟的秋风中溘然长逝，更是让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感到忧心忡忡，同时也让年老的女皇武曌感到了巨大的悲伤和失落。
这个人就是狄仁杰。
【重归长安】
狄仁杰一生中两度拜相，加起来的时间总共也才三年多，但却比武周一朝的任何一个宰相更让武曌尊重和信任。因为狄仁杰的人格魅力确实非一般人臣可比。综观狄仁杰宦海浮沉的一生，完全可以用儒家的理想人格“三达德”来概括，那就是——智、仁、勇。
“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面对酷吏的陷害善于权变，这就是“智”；始终坚守道德原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尤其珍爱百姓生命，这就是“仁”；身为刺史，为了维护百姓利益而不惜与宰相公然反目，这就是“勇”。
女皇武曌一生中接触过无数官员，也曾经为了改朝换代和巩固政权而屡屡任用小人和酷吏，但是她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人，往往是利用完后就毫不留情地兔死狗烹。而对于像狄仁杰、娄师德、魏元忠这种德才兼备，有经有权的能臣，武曌却能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并最终都能予以重用。
出于对狄仁杰的尊重，武曌常称呼他“国老”而不称其名，甚至当狄仁杰因重大问题而屡屡与她面折廷争时，武曌也总能“屈意从之”。狄仁杰常以年迈多病请求致仕，武曌始终不许。每当狄仁杰上殿，武曌总是免其跪拜，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资治通鉴》卷二○六）并且特许狄仁杰不用入朝值宿，还叮嘱百官说：“除非军国大事，否则一般政务都不要去麻烦狄公。”种种殊荣，在武周一朝的文武百官中可谓绝无仅有。
惊闻狄仁杰去世的噩耗时，武曌忍不住潸然泪下，悲泣不止，过了好长时间才喃喃地说：“朝堂空了，朝堂空了……”从此每当朝廷遇到大事，而百官又商议许久不能定夺时，武曌就会不由自主地仰天长叹：“老天为何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国老啊！”
狄仁杰虽然走了，来不及亲眼看见李唐的光复，但他却引荐了一大批人才进入朝廷，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臣。比如玄宗一朝的名相姚崇（初名姚元崇），以及数年后发动政变光复李唐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都是狄仁杰大力引荐的。有人曾经对狄仁杰感叹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的回答是：“荐贤为国，非为私也。”（《资治通鉴》卷二○六）
作为日后光复李唐的首席功臣，老臣张柬之的起用倒是费了一番周折。武曌经常让狄仁杰荐贤举能，有一天对他说：“朕非常想提拔一位奇才，国老有这样的人选吗？”
狄仁杰说：“不知道陛下用他做什么？”
武曌答：“欲用为将相。”
狄仁杰说：“以臣看来，陛下若只是想得到文人学士，则如今的宰相苏味道、李峤等人都是合格人选。臣斗胆估计，陛下是嫌这些文臣庸碌无为，所以想另择人才，以经纬天下，不知是否？”
武曌笑了：“国老深知朕心。”
狄仁杰向武皇郑重地一揖，说：“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长久怀才不遇，若用此人，必能尽节于国家！”
武曌微微颔首，随后便把张柬之擢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她又让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说：“臣上次推荐的张柬之，陛下尚未起用。”武曌说：“早就擢升了。”狄仁杰不以为然地说：“臣推荐的是宰相，不是司马。”武曌略显尴尬地笑了笑，不久就把张柬之擢为秋官（刑部）侍郎，最后果然拜为宰相。
如果不是狄仁杰的坚持举荐，籍籍无名的张柬之绝不可能在年逾八旬的时候才入阁拜相，更不可能在八十多岁高龄发动神龙革命，匡复李唐社稷。
事后来看，狄仁杰当初所说的“若用此人，必能尽节于国家”果然得到了应验。仅此一点，足以证明狄仁杰确实具有高度的识人之智，更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然而，当须发苍苍的张柬之在几年后的某一天突然率领士兵出现在武曌面前的时候，武曌一定会为自己当初听信狄仁杰之言提拔了这样一位“奇才”而痛悔不已。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狄仁杰去世的一个月后，亦即久视元年十月，武曌下诏宣布：废除实行了十一年的周历，恢复李唐王朝使用的夏历。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表明女皇已经着手准备回归李唐了。
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七十七岁的女皇武曌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秋风中的草木一样迅速枯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眼前似乎始终笼罩着一层薄雾，而耳朵仿佛也被塞进了两团棉花，所见所闻都是那样的模糊而飘忽。身体的迟钝和老化让她的心思时常变得恍惚而慵懒，对于政事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倦怠之感。
所幸身边还有张易之、张昌宗这两个小情人。
如果说他们早先带给女皇的更多的只是床笫之欢，那么他们现在对于女皇则是兼具耳目喉舌之用了。
是的，两兄弟现在已经成了女皇延伸在外的耳目喉舌，朝堂的很多事情都是通过他们传递给女皇的，而女皇的很多旨意自然也要通过他们传达给朝臣。
古往今来，所谓的弄权之臣就是这么产生的。
就像吉顼所说的那样，二张专以美色得宠本来就已经让天下人“侧目切齿”了，如今他们趁武皇年迈又得寸进尺地弄权揽政，自然更是让朝野上下感到义愤填膺。
这年深秋的某一天，有三个年轻人就聚在一起谈起了这个话题。
他们是太子李显的嫡长子邵王李重润，还有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夫婿、武承嗣的嫡子魏王武延基。这一年，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