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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武后一直注视着来俊臣，不仅惊讶于他的容貌之美，也折服于他雄辩滔滔的口才，更被他的一腔忠心所打动。于是来俊臣话音刚落，武后便毫不迟疑地赦免了他过去的罪行，并即刻提拔他为侍御史。
来俊臣就此奇迹般地咸鱼翻身，从阶下之囚一跃而成朝廷命官，开始了他青史留名的酷吏生涯。经过数年的努力奋斗，来俊臣不仅为武后铲除了大量异己，“前后坐族千余家”（《旧唐书·酷吏列传》），而且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会同其党羽精心创作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冤狱制造过程的经典著作——《罗织经》。
在这本流传后世的专著中，来俊臣侃侃而谈，将他们认真总结的成功经验无私地公诸于众。限于篇幅，在此仅摘取《罗织经》中的两则经典语录以飨读者：
〖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下以求安，上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
案子如果不搞大，就无以震惊天下；牵连的人如果不够多，功劳就难以彰显。办案的目的是既要保证自身安全，又要向上邀功请赏，若案子存在冤情，那也是在所难免。
〖上不谋臣，下或不治；下不谋上，其身难晋。臣不谋僚，敌者勿去；官无恒友，祸存斯虚。势之所然，智者弗怠焉！〗
君主若不算计臣下，便难以统驭治理；臣下若不揣摩上意，便难以加官晋爵。臣子若不算计同僚，对手不可能出局；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祸患只存于朝夕。形势如此，聪明人不可有片刻懈怠！
这就是来俊臣面对天下后世的真情告白。
不避讳，不掩饰，我是流氓我怕谁！
宁为敢做敢说的真小人，不当言行相悖的伪君子！
我们大可以从道德上鄙视他，但我们却不得不佩服其论述之透彻与精辟。从这种意义上说，来俊臣的《罗织经》，堪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东西相映，亦足以和李宗吾的《厚黑学》古今同辉。
在《罗织经》中，来俊臣及其党羽不仅详细说明了制造冤狱的流程、步骤和要点，而且几乎把刑讯逼供升华成了一种艺术，将人性中最残忍且最富有创意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光是各种酷刑的名目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如将木板绑在人犯的双手双脚上，然后用力扭绞，名为“凤凰展翅”；将人犯腰部绑住，然后向前猛拉颈上的枷锁，名为“驴驹拔撅”；命人犯跪地捧枷，然后把砖头堆积在枷上，名为“仙人献果”；将人犯绑在柱子上，用绳子拴住枷尾往后猛拽，名为“玉女登梯”。此外，书中还详细记载了十种不同款式的刑具及其应用在犯人身上后产生的效果：一曰“定百脉”——全身麻痹；二曰“喘不得”——近乎窒息；三曰“突地吼”——嗷嗷乱叫；四曰“着即承”——马上招供；五曰“失魂胆”——魂飞魄散；六曰“实同反”——供认同谋；七曰“反是实”——胡乱承认自己谋反；八曰“死猪愁”——就算是死猪也会犯愁；九曰“求即死”——但求速死；十曰“求破家”——赶紧把我们一家老小全杀了吧，也好过戴这玩意儿啊！
在来俊臣等酷吏所创造的这种登峰造极的暴力美学面前，骨头再硬的人犯都会浑身酥软，变成任人摆布的可怜虫。来俊臣等人每次要逼供时，往往在大刑未动之前先展览他们发明的各种刑具，并绘声绘色地描述各自的功能，结果还没等他们把话说完，人犯早已吓得屁滚尿流，“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而武后对来俊臣等人的办案效率也非常满意，对他们的赤胆忠心更是赞赏有加，因而越发宠信他们，并且赋予了他们越来越大的权力。是故，“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资治通鉴》卷二○三）
来俊臣等人就这样联手缔造了一个恐怖而辉煌的酷吏时代。
在一场比一场更为暴烈的血雨腥风中，大唐的江山社稷正在无声地倾圮，一个亘古未有的女皇时代已经呼之欲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无所不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双城记》）
而金銮殿上的武后则始终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她必须放手让酷吏制造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她才能让自己拥有一个为所欲为的自由王国。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强权就是公理，暴力即为正义。
这就是武周革命前夕，这个即将横空出世的一代女皇惟一信奉的人间真理。
【大周帝国的标志：万象神宫】
自从裴炎一党因逼迫太后还政被纷纷送上断头台后，朝堂上公然反对武后的声音就渐渐消失了，此后又经过一场还政表演以及甚嚣尘上的告密风潮，满朝文武的嘴巴更是被堵得严严实实，似乎再也没人敢对太后揽政之事妄生非议，指手画脚了。
然而，让武后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就在这个大狱迭兴，人人自顾不暇的时刻，居然还是有人逆流而动，再次对她临朝称制的合法性发出了质疑之声。
而更让她震惊错愕的是，这个人居然是她一直以来最得力的亲信——刘炜之。
刘炜之，常州人，少年时便以文藻知名，入朝之后，以其才华见重于武后，遂被延揽为北门学士，从此成为武后的左膀右臂。刘炜之在亲族中素有孝友之名，故深受高宗赏识，被高宗亲自指定为相王府司马，成为李旦的授业之师。高宗曾对刘炜之说：“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籍卿师范，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旧唐书·刘炜之传》）嗣圣元年，在武后废黜李哲、拥立李旦的行动中，刘炜之与裴炎、程务挺等人一起立下汗马功劳，因而以中书侍郎衔入相。官名改易后，刘炜之成了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虽说在武后临朝称制的道路上，刘炜之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刘炜之心里还是不可遏止地产生了和裴炎当初一模一样的情结——惟恐变成武后篡唐的帮凶。
事实上，从睿宗李旦被武后软禁的那一刻起，作为与李旦有着师生之谊的刘炜之就已经对武后心生不满了。及至后来告密蜂起，眼见满朝文武人人噤若寒蝉，而武后改朝换代的步伐则越迈越快，加之睿宗亲政的希望又日渐渺茫，刘炜之心中的愤懑更是越积越深，不吐不快。
某一天，在某个私下场合，刘炜之心中的不平终于化成了一句致命的牢骚。
那天，刘炜之和他最信任的一个下属凤阁舍人贾大隐讨论时政，说着说着不禁发出一声浩叹：“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资治通鉴》卷二○四）
就是这句不平则鸣的牢骚话为刘炜之招来了杀身之祸。
其时告密之风正盛，贾大隐正愁没有升官发财的捷径可走，现在刘炜之自己送上门来，他当然不会放过，于是一转身就去向武后告了密。
武后闻奏，先是一阵愕然，继而脸色铁青地说：“炜之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没想到又背叛了我！”
随后，武后便授意有关部门给刘炜之捏造了两个罪名：一是收受归州都督孙万荣的贿赂，二是与许敬宗的小妾私通。
“刑有不及，陷无不至；不患罪无名，患上不疑也。”（来俊臣《罗织经》）刑罚总有不能及的地方，而诬陷则没有什么不能办到；不必担心加罪于人没有名义，就怕君主对这个人没有猜疑。
刘炜之的遭遇，无疑为酷吏来俊臣的上述妙论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捏造了罪名后，武后随即指派肃州刺史王本立负责调查。此举颇令人费解——武后为什么放着朝中的那么多司法官员不用，偏偏指派一个地方刺史去审查一个堂堂宰相呢？
在我们看来，此举大概有两种解释：一、刘炜之入相已久，所以武后担心朝中的司法官员会暗中回护，影响审案；二、武后对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心腹股肱或许还抱有一丝不舍，所以她不想让酷吏出马，因为他们一旦出手便没了回旋的余地。综合言之，指派王本立很可能是一个折衷的做法，也就是说——武后既不想轻易放过刘炜之，也不想马上让他死。
然而，已经抱定必死之心的刘炜之根本不领武后的情。当王本立向刘炜之宣读武后的敕书时，刘炜之发出了几声冷笑，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旧唐书·刘炜之传》）
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起草审议的敕令，也配叫敕令？
刘炜之这句掷地有声的质问，从此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句经典名言。论者经常引用这句话，来说明唐代相权对君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以刘炜之最终难逃一死的遭遇，证明唐代的这种宰相制度仍然无法有效制约皇权专制，尤其是当君主具有极权和独裁倾向的时候，相权的制约作用更是荡然无存。
在刘炜之充满嘲讽的质问下，王本立哑口无言，就像是被人狠狠扇了一记耳光。然而刘炜之说出这句话，也无疑是把自己一举推到了武后的铡刀下。
听到王本立的汇报时，武后勃然大怒。
如果说刘炜之此前的牢骚还只是在背地里表达对现状的不满，那么现在这句话就是在公然挑战武后的权威了。对此武后当然不能容忍，随后便以“拒捍制使”为名将刘炜之逮捕入狱。睿宗李旦闻讯，连忙上疏为恩师求情。刘炜之的亲友大为庆幸，以为皇帝既已出面，事情定然会有转机，所以纷纷向刘炜之道喜。可刘炜之却摇头苦笑，说：“这回我必死无疑了！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皇帝这么做只能加速我的死亡。”
作为武后十多年来最宠任的亲信，刘炜之确实太了解武后了。他说得没错，李旦的上表非但挽回不了武后的心意，反而坚定了她除掉刘炜之的决心。原因很简单——刘炜之身为宰相，又是皇帝的老师，其身份、地位和政治威望皆非常人可比，假如武后真的答应皇帝的请求赦免了刘炜之，那不仅使皇帝借机收买了天下人心，而且谁敢保证刘炜之日后不会与皇帝联手来对付她呢？所以，留下刘炜之就等于给皇帝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也等于给武后自己留下了一颗重磅的定时炸弹。武后当然没有这么傻，因而刘炜之必死无疑。不过，念在刘炜之这些年来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武后还是决定网开一面，给他留一个全尸。
数日后，武后特许刘炜之回家，紧接着便派出使臣将他赐死于家中。刘炜之临终前沐浴更衣，神色自若，并且亲自书写谢表，“援笔立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旧唐书·刘炜之传》）当时见到这份谢表的人不少，但是大伙看完都把感触埋在了心里，只有麟台郎郭翰与太子文学周思均这两个小官读罢忍不住赞叹了几句。
他们的赞语当天就传进了武后的耳中。武后轻轻皱了皱眉头，一句话也没说。几天后，这两个口不择言的年轻人就一起被贬黜外放了。不久，此案的主审官王本立便因功被擢升为夏官侍郎（兵部侍郎），并一举入相。
刘炜之事件，让朝野上下愈发强烈地感受到了武后消灭异己、改朝换代的决心和意志。人们蓦然发现，不管是当初的裴炎，还是今天的刘炜之，尽管都曾荣宠一时，但到头来也不过是武后为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献上的祭品而已。
面对武后铁血无情的强权统治，大唐帝国的臣民们不禁在心里战战兢兢地打上了一个问号——谁将成为下一个祭品？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正月，位于洛阳太初宫正中心的乾元殿轰然倒塌，滚滚尘烟冲天而起，瞬间遮蔽了太阳的光芒。
这不是地震。
这是武后下令拆毁的。
因为她要在乾元殿的旧址上，重新建起一座普天之下最雄伟、最神圣、最华丽、最庄严的政治性建筑——明堂。
在古代中国，明堂是天子祭祀上天、宣明政教的神圣殿堂，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政治哲学观念的物质载体，是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交合融汇的精神象征，是皇帝顺天应命、统治万民的权威标志，在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历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名副其实的“上层建筑”。因此，历代天子都把明堂的建造视为一项激动人心的伟业，甚至比封禅泰山更让他们心驰神往。仅就隋唐两朝而言，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都曾有过建造明堂的动议，但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