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第126部分

可是，听懂了又能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武后当权的政治现实，是事出有因、由来已久的，又岂是高宗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如果高宗不是一直被病魔所困扰，如果他的病情能够好转，那一切自然就另当别论了。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如果。

参观镜殿的当天，高宗立刻命主管官员拆掉了那些充满“不祥之兆”的镜子。

镜子当然是可以说拆就拆的，可帝国政治中潜伏的危机和隐患，又岂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消除的？

这些年来，除了帝国的内政让人异常担忧之外，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对外军事方面，大唐帝国也遭遇了自开国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和最严重的挫折。

对帝国最具有威胁性的挑战首先来自日益强大的吐蕃王朝。自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惨败于大非川之后，帝国与吐蕃的交锋就败多胜少了。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李敬玄的十八万唐军又被吐蕃国相论钦陵大败于青海湖，工部尚书兼左卫大将军刘审礼被俘；眼看唐军又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所幸勇将黑齿常之率敢死队夜袭敌营，迫使吐蕃军队败退，李敬玄才得以带领残部逃回鄯州。

此后，虽有新近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黑齿常之、娄师德等人守御边境，使吐蕃有所顾忌，数年不敢犯边，但唐军也始终只能采取守势，根本没有力量对吐蕃发动反攻。

吐蕃的悍然崛起本来就已经让高宗君臣感到焦头烂额了，而朝鲜半岛的形势同样不让人省心。从咸亨年间（公元670～674年）起，高丽的旧势力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叛乱，虽然屡屡被唐将高侃击败，但由于新罗一直在全力支持高丽的反叛势力，所以唐军始终无法将高丽彻底荡平。此后新罗又出兵占领了百济故地，大有称霸朝鲜半岛之势。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正月，高宗终于忍无可忍，命老将刘仁轨再度挂帅，以卫尉卿李弼、靺鞨族将领李谨行为副帅，发兵征讨新罗；与此同时，高宗又下诏削除了新罗国王金法敏的封号和官爵，封他的弟弟，其时正在唐朝任职的金仁问为新罗的新国王，让他即日归国赴任。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二月，刘仁轨亲率主力在七重城大破新罗军队，同时又命李谨行率靺鞨部众在新罗南部海岸登陆，横扫驻扎在这一带的新罗守军，斩获甚众。稍后，高宗考虑到刘仁轨年事已高，不宜长久在外征战，遂召他回国，然后任命靺鞨勇将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让他进驻新罗的买肖城，摆出与新罗打持久战的架势。

新罗国王金法敏不甘心失败，一连对李谨行发动了三次反攻，试图夺回买肖城，拔掉唐军插在他心窝上的这枚钉子。不料，新罗军队的三次进攻皆被李谨行挫败。金法敏发现自己在军事上已经无牌可打，只好转而打起了政治牌，当即遣使向唐朝入贡，并口口声声向高宗谢罪。

由于唐帝国这些年一直疲于应付吐蕃，本来就不希望两线作战，所以高宗马上趁这个机会就坡下驴，赦免了金法敏，并恢复了他的封号和官爵。此时金仁问刚刚走到半道，朝廷忙不迭地将他召了回去，并把他原来的爵位“临海郡公”还给了他。可惜金仁问才做了几天国王梦，就稀里糊涂地被打回了原形。

新罗既然已经谢罪，唐军便主动撤出了朝鲜半岛。可高宗君臣断然没有想到，唐军一走，金法敏便故态复萌，马上又开始了对高丽和百济的蚕食，成心要跟大唐打一场“敌进我退、敌退我扰”的疲劳战。

面对朝鲜半岛如此风云变幻、反复无常的形势，高宗君臣到最后确实也有些疲惫和无奈之感。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二月，高宗不得不改变战略：一方面收缩战线，把安东都护府从朝鲜半岛的平壤撤至辽东的新城（今辽宁抚顺市北）；另一方面，任命原高丽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封爵朝鲜王，任命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爵带方王，让他们回国安抚旧众。

高宗此举，名义上是让他们复国，实际目的是要在朝鲜半岛建立亲唐政权，以此遏制新罗。这与当年太宗让阿史那思摩返回漠南重建东突厥以遏制薛延陀的战略，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然而，太宗当年的计划失败了，如今高宗的这个举措会成功吗？

很遗憾，结果也是失败。

问题首先出在高藏身上。

九年前，高藏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来到唐朝，虽然备受优待，甚至被高宗授予工部尚书的要职，但是亡国之痛一天也没有从他的心头消失。就算现在高宗给了他“朝鲜王”的封号，并在名义上让他复国，可高藏很清楚，在大唐的扶植下重建起来的高丽当然不可能是原来的高丽，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傀儡政权。而高藏在亡国之前已经做了太长时间的傀儡，所以这一次，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做傀儡！

一回到辽东，高藏便暗中与靺鞨人联络，企图与他们联手反叛大唐。可是高藏刚开始筹划，安插在他身边的朝廷耳目便察觉了他的阴谋，当即向朝廷密报。于是高藏很快就被召回，随即流放邛州，最后死于贬所。

随着高藏的贬死，高丽的复国行动随之搁浅。新罗趁势向北扩张，出兵占据了高丽的旧都平壤。由于当时百济荒残，扶余隆暂时寓居在辽东，一见新罗势强，当然不敢回国，所谓的重建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至此，高丽、百济的复国计划彻底泡汤，高宗的新战略宣告失败。

没有人会料到，大唐帝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多年经略，到头来只是为别人做了嫁衣裳；而当初一直在扮演弱势群体的那个可怜兮兮的新罗，却成了笑到最后的唯一赢家！

新罗占据了百济故地和原高丽部分领土后，继而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所有地区，从此国势蒸蒸日上，进入了其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时期。

新罗的背信弃义和以怨报德让高宗李治怒不可遏。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高宗宣布，准备再度发兵征讨新罗。当时正卧病在家的宰相张文瓘闻讯，连忙抱病入宫进行劝谏：“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资治通鉴》卷二○二）

张文瓘的谏言正反映了当时朝野上下的普遍忧虑——多年征战的唐帝国已经没有那份雄厚的国力，可以在东、西两线同时打赢战争了！

这样的担忧高宗又何尝没有？

只是新罗实在是太操蛋了，不煞一煞它的嚣张气焰，高宗绝对吞不下这口恶气！

然而，来自吐蕃的巨大威胁又让人不敢忽视。

怎么办？

就在高宗万分踌躇、左右为难的时候，西部边境传来了李敬玄十八万唐军惨败的消息，高宗的一颗心顿时跌入了谷底，东征新罗的计划就此搁浅。

紧接着在第二年，即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北方边境又爆发了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迫使高宗彻底放弃了东征高丽的计划，而且在今后的几年里，令原本已经不堪重负的大唐帝国陷入了更深的战争泥潭之中。

这个来自北方的危机就是东突厥的复国运动。

【平定突厥叛乱】

在历史上，东突厥一直是中原王朝最强劲的对手。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平定东突厥之前，它也是唐帝国最大的心腹之患。自从其覆灭之后，大唐帝国的北疆基本上就平静了，除了突厥余部车鼻可汗在贞观末年发动过一次小小的叛乱之外，东突厥的降众大多数时候都还算老实。但是这些年来，眼见唐帝国在吐蕃的打击下连遭惨败，国力大不如前，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突厥人终于坐不住了。

调露元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辖下的阿史德家族率先揭起了反旗。

阿史德家族分为两部：一部由阿史德温傅统领，一部由阿史德奉职统领。两部同时起兵，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随后，原东突厥境内的二十四州酋长也纷纷起兵响应，一时间，叛乱部众多达数十万人。

消息传来，朝廷大为震惊，高宗急命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率部平叛。一开始，平叛战役进展顺利，所以萧嗣业就起了轻敌之心。其时正逢天降大雪，唐军更无戒备，突厥叛军遂对唐军发动夜袭。萧嗣业猝不及防，狼狈拔营而走，唐军大溃，被俘和阵亡者不计其数。随后，萧嗣业因战败之罪被流放桂州，两名副帅也均被革职。

此次惨败令高宗又惊又怒。他意识到，如果不慎重选择一位真正具有才干的统帅，势必无法扑灭东突厥的叛乱。

十一月，高宗经过慎重考虑，终于锁定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他，就是初唐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之一——裴行俭。

裴行俭是绛州闻喜县人，父亲裴仁基是隋朝将领，曾任河南讨捕使，后来归附李密、王世充，武德初年曾密谋归唐，因事泄被王世充所杀，武德中期被追赠为原州都督。裴行俭幼年时以父荫入弘文馆就读，于贞观中期参加科举考试，考中明经科，开始进入仕途，任左屯卫仓曹参军。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恰好是左屯卫中郎将苏定方。苏定方对他颇有好感，于是“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旧唐书·裴行俭传》）。

永徽年间，裴行俭经过六次升迁，当上了长安令一职，但紧接着就遭遇了他仕途上最大的一次挫折。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裴行俭因反对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被逐出长安，贬至西域，任西州都督府长史。可是，仕途挫折并没有磨掉裴行俭的锐气，反而磨炼了他的意志，激发了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此后十年间，裴行俭在西域边陲多有建树，遂于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升任安西大都护。

几年后，政绩卓著的裴行俭又被调回朝中担任吏部侍郎。在此任上，裴行俭再次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华，创造了著名的诠注法，作为官吏选拔和升降的标准。所谓诠注法，就是在选拔官吏的时候从身、言、书、判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身，要求体貌丰伟；言，要求言辞辩正；书，要求楷法遒美；判，要求文理优长。先观其书、判，再察以身、言，最后再注明其有何特长，以此标准来任命官吏。

由于此法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量化性，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制度，所以一经颁行，就在唐朝成为定制。

除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具有过人的才华之外，裴行俭也是初唐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尤工草书，与当时的禇遂良、虞世南等大家齐名。裴行俭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说：“褚遂良写字时，一定要用上好的笔墨；不择笔墨而能写出一手好字的，大约就只有我和虞世南了。”

调露元年五月，也就是在东突厥的阿史德家族发动叛乱的半年之前，西突厥的贵族阿史那都支就已暗中联合吐蕃，侵逼安西，并密谋重建西突厥。情报传回长安后，朝臣们纷纷建议出兵讨伐。由于当时李敬玄、刘审礼刚刚败于吐蕃，帝国元气未复，不宜再出动大军西征，所以裴行俭力排众议，向高宗提出了一个智取西突厥之策。

在取得高宗的同意后，裴行俭率副将王方翼，以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为名，向西突厥进发，在途经阿史那都支的驻地时，趁其不备将其生擒，从而兵不血刃地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

裴行俭的智慧和胆识顿时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同时也让高宗大为叹服。

正因为裴行俭在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能力都相当突出，并且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所以高宗此次才会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征军的统帅。

这一年，裴行俭已经年逾六旬。

出征之前，高宗专门设宴为裴行俭饯行，对他说：“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资治通鉴》卷二○二）随即任命裴行俭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由于当时的左卫大将军由英王李哲挂名，所以裴行俭实际上就成了京师宿卫部队和出征野战部队的最高军事统帅。于此足见高宗对他的倚重和信任，也足以表明此时的裴行俭已经成为大唐帝国数一数二的名将。

调露元年年底，帝国的北征军集结完毕，由主帅裴行俭亲率十八万主力，另以丰州都督程务挺为西路军，以幽州都督李文暕为东路军，两路皆受裴行俭节制，兵分三路直取东突厥。

为了一举平定东突厥的叛乱，唐帝国此次一共出动了三十多万大军，其动员兵力之多，为高宗登基以来所仅见。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春，北征军进抵朔川（今山西朔州市境内），与东突厥的前锋部队已经近在咫尺。由于在此次北征之前，东突厥叛军曾成功偷袭萧嗣业的运粮队，所以裴行俭料定，此次突厥人一定还会故伎重施。于是他将计就计，挑选了一些老弱残兵伪装成运粮部队，负责押送三百辆粮车，同时在每辆车中隐藏五名勇士，一律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