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 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
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
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
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
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 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
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
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
《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
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
【点评】
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
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不起，洋务运动始终只能学到别人的浮表和过时的末技，这就根本谈不上中兴之路了。因此，晚清的中兴之举，只能给未来播下一些种子，要想国家富强，只能化为了一场梦。晚清中兴的失败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永远不要让软弱派主政，软弱派只能使强国变弱，使弱国灭亡，依靠他们来变革图强，无异于缘木求鱼。
值得回味的是，软弱派在主观上也是希望国家富强的，所以才会掀起一场洋务运动，实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些中兴的大臣，皆是智慧之士，看到此“软弱姿态”无效了，为什么不改变方略？难道这是一种性格使然？政治上的软弱性是由一种人格的软弱性决定的吗？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又为什么那么残酷强硬呢？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对外政治上永远的软弱性？
第十八章 百日维新始末
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举国震惊，它标志着洋务运动救国的彻底失败。在全国上下的群情激愤中，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风暴来临。
一、戊戌变法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立刻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人民奋起反对，痛骂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此时，正是全国举子在北京会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两人一起写了份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参加会试的各省一千多名举人都签了名，然后集合起来，到都察院门前请愿，求都察院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这次“公车上书”，虽然皇帝没有看到，但影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成了维新派的领袖。
“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清廷授予工部主事，但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一个月后，康有为又写了《上皇帝第四书》呈了上去。
康有为这些“上书”，光绪的教师翁同龢都读过，觉得说得在理，并积极向光绪推荐。光绪读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心被炽烈的火焰所燃烧，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光绪亲政六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但这必须征得慈禧的同意。光绪决心向慈禧摊牌了。
他来到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巳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六月十一日），由军机处颁布了诏定国事的圣训，向中外宣示。光绪在圣谕中说：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主大小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准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从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授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听了不少有关改革方面的意见，其变法的要点就是“富国”、“养民”、“散民”之法，实行“议郎制”，开设十二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光绪很高兴，授康有为暂时为总理衙门章京（主持文书工作），任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的工作。同时，李鸿章、敬信给因筹办新政不力而被撤出总署。
于是，维新变法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
二、袁世凯叛变
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
但随着变法的进行，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之声四起。御史文悌就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不久又索性上了一个奏折，严参维新人物康有为等。光绪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一棒，他们觉得在皇上那里是无法行通，便转向慈禧那里下工夫，他们私下串联，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
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的下场也将是一个未知数。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酒楼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
看到火候已到，顽固派代表人物荣禄，就开始频频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太后听完气得脸色发青，半天不说话，心想：“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
过了几天，光绪到颐和园去见慈禧，慈禧铁着脸对他说：“你实行法政，我不管，可你要随便裁用大臣，任用那些维新派小人不行。”
光绪帝说：“不变法不能救国，不把把守旧无能的大臣罢免，任用有为之士，就不能变法。请太后理解我的心情。”
慈禧冷笑说：“你倒该想想，你的皇位还要不要了！”
光绪一走，慈禧就同荣禄密计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实行废立，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颐养天年”的样子，假作脱离了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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