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先生》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所谓先生- 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来,干一个。”李大轮端起酒杯。

“我操,你有病?”那男人虽然是东北人,还是有点没想到。

“有啥病?你刚才说的话,是我一直想说一直都没说的,这还不值得干一杯?”李大轮说完就先干了。

那男人一看赶紧也跟着干了。

“哎,一看你就是东北人,爽快。”

李大轮放下酒杯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哎,”那男人说话喜欢用“哎”起头,“我看那帮傻×说得不对,你这人挺好的。”

李大轮尴尬地笑笑。

“哎,我看你将来准能写出点别的来。”

“还有啥好写的,当作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哎,比如你写点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还写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呢?!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东北出的汉奸最多了。”

“真的吗?”那男人受的震动不小,“你这资料准吗?”

“咋不准?!我在图书馆查的。”

“你在哪国图书馆查的啊?你可别是在日本图书馆查的啊!他们日本人净埋汰我们东北人。”

“你别说东北土词儿,埋汰,他听不懂。”李大轮说着指指柜台的男人,“他是牡丹江来的。”

“埋汰就是贬低,说你坏话,懂了?”那男人对柜台男人解释了一下,接着又说:

“哎,你说,那日本人净埋汰咱东北人,那咱们汉奸不是白当了?”

“那还不白当,当汉奸你还想得奖状啊?!”

“说的也是。”他若有所思,“不过,你别太悲观,咱东北啥稀奇古怪的事都有,还怕没写的!你写个吓人的,落后的,残酷的,说不定就能让张艺谋看上,他就喜欢这样的。他一拍电影,外国人就能注意你了,说不定还能给你一个诺贝尔提名啥的。”

“行了,我看你还是回你那地方喝酒去吧,说来说去又归到外国那边儿去了。”李大轮咕哝着。

“哎,你这就不够朋友了,我为你的前途着想,你咋拐着弯儿骂我呢?”

“哎呀,你就回你那地方喝酒去吧,我们不是一条路的,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算个球,你这人真不怎么样。我看那帮人说的没错,你就是一个大傻×!”

“你再说一遍?”李大轮站了起来。

“我再说一遍,你能把我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你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了,你是一个大傻×!”

亲爱的读者朋友,假如我在这儿笔锋一转,你一定会怪我,为什么不写下去呢?东北人打架看起来一定很过瘾。这是道听途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东北人打架好看,但不好描写,因为不好观察。如果你选择了观察,就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那酒瓶子椅子桌子腿儿,某一样东西,说不好是哪样东西,就会砸在你的头上身上腿上,说不定哪上!

我扔下酒钱就跑出来了,没有受伤,但是,那个绝词儿——“傻×”,就像一把大锤把我的心情砸开了,把我的理智砸碎了,把我砸醒了。

我随便走进了一个理发馆儿,让他们把我脑袋上还剩下的那么一点头发剃净了!

团结起来到明天

我仿佛在肚子里迎来了一种理解,对自己的,也是对他人的。

我仿佛把箍在身上的多年的肉制的锁链挣开了,说不出的轻松,从里到外。

我仿佛看穿了一切,于是,没什么再是诱惑,也没什么能产生压迫。

我在街上给老婆打了电话,她现在住在人家家里的事实这会儿没有带给我额外的不安。

她说:

“胡东,是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看看你,有事要说,行吗?”

她让我等一下,一段寂静之后,她又回到电话里,告诉我,不行。

“我跟他说说行吗?”我请求着。

又是一段寂静。

“他说,算了,以后也许还有机会,跟你电话里聊聊。 ”老婆说,“那你还有别的事吗?”

“我想见见你。”我说。

“不用了,胡东,这已经是我们可能有的最好的结局了。”她仍然让我觉得陌生,我知道,这陌生将在我们之间永存。

“那好吧,我就电话里跟你说说吧。”

她没有接我的话,好像对我将要说的话并不十分在乎。

“房子你不要换了。”

“你什么意思?”她下意识地说出了一句话,让我短暂地回溯了一下我们过去不太美好的日常生活,那时她常这样责问我。

“房子你都留着吧,我不要了。”

“你疯了?”她说。

“有一点儿,不过没全疯,所以想补偿你一下。跟我这么多年,我虽然没打过你骂过你,但也没给过你幸福,也没让你有个孩子,不管怎么说,房子……”

她哭了。

我的眼睛也湿了,想马上放了电话,可她突然说:“我不要整个房子,换开吧,换开吧。胡东,我不恨你,因为你不是坏人,所以你不用这么做。在婚姻中的时候,我想不开,现在我都想开了。你留着房子吧,留一半儿。”

“我已经决定了,就按我说的办吧。”我不想再说下去了。

“等等,他不想跟你说话,没有别的意思,他中风了,嘴斜了,说话不方便。”

“明白了,再见吧。”

“再见。胡东。”

这是我们最后的感情交流,所以老婆她叫我的名字。一个从不叫丈夫名字的老婆,突然开始总叫他的名字,而且一直叫下去,以至于不叫名字,就不能表达感情,无论是愤怒还是伤感。这也是行为艺术的一种,含义多多,理解多多。

我朝刘托云家里走去,就像我回家一样。我跟老婆说把房子都给她了,就觉得不再有家了。

路上,我既没有惯常那样的激动,也不平静。我双手插兜,把路走得晃晃悠悠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还能再打扰我,我可以向前弯腰,向左低头,没什么需要掩饰,不需要加任何小心。我嘴角保证噙着一丝那样的笑意:有点儿坏,有点儿甜,有点儿认真,有点儿放荡……什么都有一点儿。

我想着和刘托云在床上的某些细节,想着她家昏暗的旧时间颜色,想着她在可能的某一天,真的发疯了,像某些人议论的那样,像另一些人希望的那样(希望别人过得比自己不好,是各种社会体制下的产物,除了共产主义),想着她随时把我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想着她看见我的光头时的表情,想着,想着……

怎么想,我都不担心,我都不害怕。为这个,我该感谢谁,该热爱谁?是谁给了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差不多快说,我真他娘的幸福啊。

刘托云看见我的光头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又风趣地说:

“这至少可以让我们家明亮一点儿。”

我因此答应她不戴帽子,永远,无论是冬天夏天,无论是我老了我死了。

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她一切。她不愧是我的女人,我们就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她马上就像我一样高兴起来。

“你想干什么?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正经说,还是不正经说?”我问她。

“正经说,也不正经说,把什么都说出来,包括你最阴暗的心理,最坏的念头,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

我让她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尽管它们黯淡。她也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她说,尽管这不必要。我们躺到床上,尽管对彼此还没有欲望。

“你准备好了吗?”我说。

“准备好了。”她说。

“那我开始说了。”

“你说吧。”

我要给黑丽一个耳光,然后再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说对不起。

(刘托云给了我一个善意的嘲笑,她说,这是男人最典型的情感,又爱又恨。)

然后我就永远不理睬她了,就像从没认识过她一样,既不恨她,也不爱她。

(刘托云脸上对我的嘲笑消失了,她多少有些难过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坏男孩儿。这是让所有男人都舒服的注视,如果它不经常出现在同一个女人的脸上。)

我希望于奎丧失性能力,那样他就不能那么张狂,有时间就上街遛遛电线杆子,看看治疗阳痿的广告。

(坏了点儿吧?刘托云说。)

可能吧。我被他打动过,可我不希望被他打动。不管怎么说,他属于我愿意忘记的人。这是真的,我一想于奎,就不安,好像我们无形中有什么联系。

我还希望邓远长胖一点儿,要不我长胖一点儿也行,然后拥抱她一次,就一次,不带男女之间的色彩,就是拥抱本身,一个胖一点儿的人拥抱一个瘦一点儿的人,甚至连温暖的企图都可以没有。

(我相信你的纯洁。她说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眼中对我的一往情深。)

我想跟张道福一起去干件坏事儿,肯定会特别有意思。

他是我这辈子里见过的最适合跟我一起干坏事的男人。

(就像一个人老想干坏事但不是真正的坏人。刘托云说。)

你怎么什么都能理解?真烦人。

(我就是聪明,我也没办法。)

下一个愿望,你无论如何猜不出来的。

(说说看。)

我想跟那个做按摩的张小姐一起生活。去之前,把我老婆安顿好,能给她准备下的都准备好。跟张小姐,能过好就过,过不好,我就跑。

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

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

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

也不愿有人跟随

我只想看到你长得美

但不想知道你在受罪

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但不是你的泪……

嘞嘞嘞

只有上面的三个字是刘托云唱出来的。她说,她最喜欢崔健的歌,她说那是让人撒野,让人幸福的歌,尽管这幸福是红布下的短暂和虚幻,但是强烈,强烈得能在瞬间穿透世界的全部虚伪。

这三个字上面的歌词是我念出来的,我喜欢背诵崔健,不喜欢跟他唱。

刘托云又开始唱崔健的另一首歌。我制止了她。

先别唱了,听我说完,我还没说完。这次你无论如何听我说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还有一个愿望。

刘托云像有预感那样突然静了下来,安详地听我说了。我想跟一个叫刘托云的女人结婚。我还想告诉她,我害怕她家里的昏暗的光线,害怕她家里墙壁上旧时间的颜色。我害怕,有一天,一推门把自己吓一跳,她和别人说的一样,是个疯女人。

我想向她求婚,等我老婆跟我离了婚。我什么都知道,也什么都明白,可我一想她那干瘪的身体,就激动得不行,就觉得自己像二十岁的小伙子,就想和她睡觉,睡觉。

你疯了。她轻声说。

我点点头。我知道我疯了,因为我从没有过这么好的感觉,我被规则给甩了出来,太好了,太好。我要在大街上拦住跟我过去发型一样的人,我要告诉那些人我的经验:用那几根稀薄的头发你能遮住什么啊?!人皮都遮不住人心,别白费劲儿了。如果他不听我说,骂我是粪土,是傻×,那就太好了。

“我也想跟你一块儿当傻×。”她说。

“你已经是了。”我说。

“我不是。”她说。

“那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她反过来问我。

“我是处级干部,××文化艺术综合研究所前所长。”

我准确地给自己定义着。

“现在呢?”

“人生十字路口的一个左顾右盼者。”

“红绿灯下的光头青年。”她大叫着。

“‘文革’时,曾经有过一个革命的想法,绿灯停,红灯行。可惜没实行。”我说。

“要是实行了,用中国在野派画家的话说,就是太狠了,真狠。”她说。

“你说什么,在野派画家,你也够狠的。”我笑死了,“要是实行了红灯行,绿灯停,改革开放以后也得改回来。” “为什么?”

“穿达芙妮鞋,跟国际接轨。”

“那就更狠了,谁还买电视啊,大街都有可看性了,肯定能超出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平。满大街,清一色追尾。”

“你真是看热闹不怕热闹大。”我说。

“你怕吗?”她问我。

“你真是个精神病。”我说。

“我不是精神病。”她说。

“精神病患者一般都这么说自己。”我说。

“胡东,你是个……”她举起了手,要打我。

“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放下手大喊了一声。

“胡东,”她接着又喊了一声,“胡东,我真爱你。”

“刘托云,你可别犯傻了,你以为我不爱你吗?我假装爱你吗?”

“你说吧,你让我做什么,我太愿意了。我恨不得把你的胳膊拉一个大口子。”

“我也想。我们会是最佳搭档,比亨特和麦考儿还好一万五千倍。我们在一起能把全世界的案子都破了。”

“对对,所有的案子只有一个动机,就是活得不对劲儿。”

刘托云,你听好,我终于什么都不是了。我不想再是什么了。你明白吧?

你是说你不再是研究所的公章了?

也不是博物馆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