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皮皮
何时,一个男人才能成为男人
我,四十二岁,据说这样年纪的男人很多,希望我跟他们不一样。这不是追求个性,事实恐怕也是这样:我不会骑车,也不坐公共汽车,养了二十五条好心的热带鱼,慢慢就有了鱼的特点。所以别人给我的评价都是“摸不透”、“摸不着”之类的。从外表看,我是个和气宽容的人,这样的男人谁见过很多?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还有个一官半职,还掌握着一点点小权力。
有一天我老婆会发现,像我这样有点小权的男人,已经不和气,已经不宽容。
我先介绍我和我的周围,这样对你有好处,进入故事之前你可以对我的周边有个大概的了解,就像了解城市先了解它的郊区一样。这样对我也好,至少在你面前我看上去还是可靠的,是想说心里话的,是不打算用别人的故事骗你的。当然看完小说之后,仍然存在这种可能,你无论如何都觉得受骗了,那你就把我的心里话全当废话吧,像我老婆那样。
我和我老婆没有孩子,这是她常常在我面前恶声恶气说话的原因,也许是原因之一。要知道,天底下女人最容易找到的东西就是对男人不满意的原因。在我老婆用各种语气(敌视、挖苦、讽刺、嘲笑等等)表达对我不满的时候,我就像鱼那样闭着嘴。我终于让她明白:她对我的不满跟我无关,她怎么表达我都不会改变,因为我对她也非常不满,可我从不唠叨。
有两次,她虚伪地夹起尾巴,把她的悲伤和期望搅和了一下,差不多是温柔地对我说:
“人家说这个能治,我们也试试吧?”她说的是我的不育症。
“算了吧。”我也和气地说。
“为什么?”她大声责问,忘了刚才的温柔。
我说你可以离婚但别问我为什么。那以后她没离婚也不问我为什么了,我也就此感到满意,过日子不就这么回事嘛!
女人也是这么回事,你吓唬她,她就怕你,不然你就得永远怕她。当然,如果你不幸属于另一类男人,那么这规则就不适合你。这类男人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打死你。即使这样,他们也可能在这话的尾音里挨上一个耳光。
他们一辈子里挨过的耳光可能都是由女性送过来的,女人是他们的天敌。
不育,是我的另一个特点,一个不让女人怀孕的男人而已。如果上帝捏造我的时候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成为不育的男人,可能我会问问他老人家想把我扔到什么地方,如果他说中国,你说我还能说别的吗?!上帝每天都得做几个不育的男人,而我又想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一拍即合。有位老作家说,只有两件事可以使人口增加——照镜子和交媾。这两件事我都好久没做了。
今天以前,我是一个县城的副县长,主管文教。现在,我步行去新岗位,一个文化研究所的所长。
我看着大街上的景象,漂漂亮亮的小汽车排着队往前挪,整个大街像一个巨大的停车场。空气中混合着汽油的味道,五十年后,汽油会不会成为一种香水的成分?如果以后的香水闻起来跟汽油似的,肯定会有人跳起来赞美:香水,这古老而庸俗的行业终于迎来了一个小革命。
可惜,五十年后的事总是让我激动不起来,所以我爱看热闹。那些有车族抱怨堵车,对我来说就像女人穿高跟鞋抱怨脚疼一样,能给我心中带来阵阵窃喜。以前关于这个,我还爱说说风凉话,后来偶尔听见有车族讽刺这样的人,说得也很犀利,我就把讽刺改成窃喜了。他们说:
“穷酸是必须制止的倾向,你可以酸,如果你不穷的话;你也可以穷,但绝不能酸。穷和酸弄一块儿了,就是文化的大敌。”
我加快了脚步,奔向我的新岗位,就像奔向文化的海洋。
一个只研究文化艺术的地方,会是怎样的?
一缕带我登场的长发
带着这样的悬念,我来到了研究所的跟前。
研究所的全称是××文化艺术综合研究所,这牌子让人想起那种什么病都治的补药,可惜我不知道它们都叫什么。
一进门的前厅空着,收发室在走廊口上的第一个房间,我经过时通过玻璃窗往里看一眼,没人。走廊尽头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门口挂了两块牌子:
论丛编辑部
会议室
我知道研究所的大事都发生在这儿。
我从门口看见,里面有三个男人在聊天,其中两个人看见了我,但都没打招呼,好像经常有人这样从外往里看,他们对此已经烦了。
我走到一个角落,打开随身带的一份报纸,遮住自己。他们继续聊着,从始至终我叫他们男人一、男人二、男人三,名字对谁都不重要,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
男人一说:
“昨天我看了一条新闻,有一个老师提出了关于月球形成的新理论,说月球不过是地球在某个时间甩出去的一块石头。可惜那些月球专家都不认可这一说法,所以弄得那老师特孤独。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高处真是不胜寒。”男人二说:
“地球真是很潇洒,连想都没想就把月球甩出去了,那自己还剩什么了?”
男人三说:
“下次中国人登月,肯定会劝月球回归,就像港澳回归大陆一样。”
我听他们说话,心里有的感觉到现在我也描写不出来,真是很抱歉,也许只有鲁迅能把他们说话时的那种状态以及那状态下产生的气氛传达出来。我不是为自己开脱,这么多年的确也没再出现鲁迅这样的人。
我依旧拿着我的报纸,又有人陆续走进来,他们不看我的时候我就看他们,有人注意我时,我就看报纸。一个多年来我见过的最瘦的女人坐到了我的旁边。她也只是看了我一眼,没打招呼。她枯瘦的身体让我想到防火。后来的工作中,我和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叫邓远,一个好听的女人名字。
“哎,哎,今天我可是真的给吓着了。”一个年轻姑娘说着走了进来,她伸着一只手,朝我身边的邓远快速滑行过来。我发现她只想让邓远听她到底是怎么给吓着了,所以声音不高,也没过分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你总是给吓着。”从邓远老大姐一样的语气中,我猜测她们关系不错。
“哎,你听我说。今天我刚从我妈家出来,碰见一个男的,他从我对面走过来,什么都挺正常的,穿着上衣也穿着裤子,但把我吓坏了。”
“哎,我说黑丽,你今天没发烧吧?”
黑丽长着一张鸟脸,尖尖的下颚,高高的颧骨,细长的眼睛,多少有些神经质的表情,使她看上去像一个机敏的小动物。
“我从来都不发烧,你听我说!哎,你从正面看那个男的,什么都看不出来。可是他突然弯腰系鞋带儿,我的天,我都看傻了。”黑丽又留了一个悬念,终于引起了邓远的兴趣。
“他一低头,头顶上的一缕薄薄的头发就慢慢地滑了下来,滑到了一边儿,你知道吗,那缕头发就是从那边儿长出来的。那缕头发就飘起来了,我看见他那特亮的秃顶。”
“好多男人都留这样的发型。”
“我知道他们留这样的发型,可我从没见过那缕头发飘下来。真的,你打死我,我也想不到,那头发飘下来会是那样。”黑丽说得无比诚恳。
“听说,这样的男人性欲极强。”这话是邓远附在黑丽耳朵上说的,但也让我听见了,对我来说,这句话很重要。
我用报纸挡上自己,并且发誓,即使我的鞋底掉了,我也不会低头去管它,至少现在不,不!
有多少男人有这样的发型?没人统计过,因为它既不给社会带来好处,也不带来坏处,属于不影响任何人任何事的私人生活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我头上的那缕跟黑丽描绘的差不多一样的长发,引着我登上了研究所的舞台。
武打开始前的几个文雅瞬间
如果你坐在那儿没什么事情干,就像我现在这样,用报纸挡着自己,等着开会,或者等着电影开演;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自我卖弄的人,你就会看见好多好玩的事情。
当戏剧室的鲁先生和舞蹈室的吴女士一起走进来的时候,他们盯着我看了一阵,好像我是他们曾经见过的某个凶手。我只好再一次用报纸挡住自己,尽管我知道,即使我是他们曾经见过的凶手,他们也没胆量告发我,胆小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鲁先生说他昨天看了一本书发现了一个新观点,说每个男人的一生中都想骗一个姑娘或者必须骗一个姑娘。
“这叫什么新观点,骗姑娘是男人的天性。”吴女士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好像她是上帝派来专门让鲁先生不高兴的女人。
她虽然年近五十,但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就连我这个不喜欢她的人也得承认。
鲁先生很委屈地说:
“把天性第一次说出来也算是新观点吧?”
吴女士不客气地提醒鲁先生:
“如果别人一次也不说你是人,你就不是人了?”
鲁先生最后小声说,他好像前辈子就得罪过吴女士。可吴女士却走到男人一二三那边去了。
他们之间发生的小故事,以后你会读到,我一定记着写。
其实我还是爱听那三个男人的聊天。他们又换了一个话题:改革。
男人一说:
“要改革了,把现在的每周上一次班改成每周上两次。”
男人三说,这叫什么改革。
男人二立刻问:
“多给钱吗?”
男人一摇摇头。男人三马上生气,认为这不是改革。他说:
“改革都是先给一点甜头:比如医药费不报销了,但每年要给你千把块钱的;房费涨价要先给补贴的。这么多年我身心都习惯了,一听说改革,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男人二说:
“钱是多给了,可还是不够花。”
男人三说:
“这是肯定的,但这属于党和国家和我自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许我命中注定就是穷人。”
男人一问:
“那你怎么办啊?”
男人三说:
“等着下一次改革。改革是这样的,既然开了头,就得改下去。”
男人二说男人三挺有信仰的。男人一说这就叫“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有希冀”。男人一还接着告诉他们,这句诗是那个叫汉人的马原写的,那家伙是他的同学。
“哎呀,哎哟,哎哎哎……”男人三和男人二乐完蛋了,那慢慢弯下去的腰好像一辈子都不会再直起来了。
“那个叫汉人的马原!……”
冷汗前奏曲
研究所现任所长张道福进来了。一想到他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前任,就觉得他很亲切。他是一个看上去胖而软的男人,但是脾气不小。他经常让我想起邓远,如果我像他这么软而胖,如果她不反对,我会拥抱她一下,不带任何欲念和邪念,只是让她感受一下肉的柔软和温和。
张道福坐到他的固定位置上以后,男人三也坐到了我的旁边。他问我:
“你等人吧?”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所长还没介绍我呢。
“一看你就了解我们所,今天谁都来,等谁都能等着。”
男人三说。
张道福终于看见了我,对我点点头,我也小心地点点头,希望他能像我们商量好的那样先正常开会,然后再介绍我,让我对研究所多一点感性上的认识。
张道福说:
“都来齐了吧,现在开会。几件事,咱们一件一件来,先说分房的事。我现在把暂定的分房名单念一下。”
屋子里的人都安静下来,看上去每个人都有极好的教养。在这个瞬间里,我对我将要领导的研究所充满了希望。在张道福念分房名单时,有一只鸟落到了敞开的窗台上。它旁若无人地朝屋里看看,和竖起耳朵听分房名单的人比起来,鸟立刻显露了一种人才该有的气质:即使我什么都没有,最终也得不到什么,我还是超然。名单念完了,鸟也飞走了,我一个名字都没听见,我在想鸟的一生,拥有的那么少,甚至比一个穷人所有的还少,而且,在飞行中它们还有随时被击中的危险。可它们还是能优美地飞,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把思绪从鸟的身上收回来,考虑着被作为新所长介绍时,怎样站起来,怎样向大家点头,怎样控制着点头的幅度。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愿意让黑丽和邓远现在就认出我的发型,让我也有的那缕薄薄的长发现在就飘下来。
门被粗暴地推开了:于奎站在门口。他,六十多岁,男。
“我不是偷听!”于奎的一根手指指着张道福,“我是站在门口听完名单的,但这不是偷听!是你逼我进来的,因为分房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于奎是个爱用虚词的男人,在他的指责下,张道福像一个三流的反面演员那样慢慢靠到椅背上,用夸张得近乎温柔的语调轻声说:
“这次分房不包括离退的,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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