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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老股长时而信心很足的侃侃而谈，时而又支吾其词。偏偏在此时，这分行长就特别多提问，有些问题还特别专业，让股长一回答就知道是做了工作还是虚以应对。一个小时下来，这老股长已经汗流浃背了。
支行的几个股长也看到了厉害，坐在沙发上动弹不得，心里说道：“这回真是老猫烧须了。”
不多时，股长汇报完了，分行行长板起脸孔说道：“大家都在听吧？我们做经济工作，不能满足于‘大概、可能、估计、基本上’这些空洞的词汇。当行长的干什么去了？”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看见三个行长的脸一个比一个红。便缓和了口气说：“行长要怎样当？无非是看人、用人！当行长的就是要经常看部下在干什么，估计他在想什么。当一个业务部门，写的分析报告，每个季度都一模一样，我们还要这人干吗？就是不能用这样的人！你们不是缺乏有水平的人，不是没有努力工作的人。但是，作为领导，要去发现他们，任用他们，你的行长就好当了，各项工作就自然上去了。”
顿了顿，他又问支行一把手：“是不是这样？”
支行长立即点点头说：“是，是，是。”
话说这个股长被训了一通后，散会后就找了个机会私下问了计划科长，科长说：“这事在分行的时候，行长看了你的业务报告，就已经决定要批评一下你，改进工作。”
自始，老股长觉得没有面子，很难再呆下去了。
在1982~83年省金融专科学校准备升格为正厅级时，省人民银行要求老银行骨干支援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他就强烈要求并借调到该校试用了半年。这年中恰逢我在广州，有一晚我到珠江岸边的长堤拜访老校长，后来又来了抓教学的副校长，这样，两个校长、一个学生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了一晚。
临别时，教学副校长握着我的手，十分委婉地对我说：“你那位同事，就教学与他原来的工作相比，我看他更适应后者。”
副校长这话说完后的一个月，他就回来了。但心理上的创伤有增无减，不久带着家眷回老家去了。
这位分行行长不久也调动了工作，到省里任职去了。
一个随和行长。
这位分行行长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信贷副科长。他带一副近视眼镜，为人随和，不拘小节，也许他从来没有往上爬的意思，是时势造英雄般把他推上了分行行长的岗位上。
话还得从我刚回到梅州时说起。
那时的如银行分行信贷科只有三个人，科长被抽调到地区清产核资办公室工作，时任副科长的他就主持全科工作。当时，我们支行信贷股一些老同志退休的退休走了，生病的长住在医院里，升官的当了行长。因此，与地区协调汇报等一摊摊事，就轮到我去处理了。
实际上，我在省行读书时见过这个副科长一面，那时，他坐在分行的运钞车里上到省行。当时，我们也很关注家乡来省行的车和人，也跟他打过招呼。
我第一次作为他的部下到信贷科是1980年七月份，分行进行半年总结的时候。当时我到达分行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一到信贷科，大家都起身，让座欢迎，而里面坐着的近视眼一边睁大眼睛看他的报表，一边写着什么，嘴上说了一句：“到了？”
我一看是见过面的，就说：“是。”算是打过招呼。接着，科里同志就带着我到梅县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走进会议室一看，各县来的都是将到退休年龄的老同志，便不好意思地选了一个最边角的座位坐下。而当这科长进来的时候，有处于中心的主持人位子等着他坐，而他偏偏来到我的身边坐下。并在开会时把我介绍给大家。自始，我就算认识各县的同行了。
在轮到我汇报工作的时候，心里紧张，读起总结来难免快了一些，科长说：“都是自己人，好事坏事都关起门来总结，不要紧张。”
这样，我的心里就放松了。
第三天是会议小结，轮到科长做主讲嘉宾了。他完全不像人们心目中的官样：他仍然坐在我旁边，讲话时，嘴上说着那是一定的，眼睛很认真的一个一个轮番看着大家，两个手也没有闲的时候：一个手拿着笔记本和讲稿，另一个手不停地来回摸着我的大腿。我也不好说什么，倒是大家觉得挺有趣。
有一回，我也是到分行开会。听说科里的小张病了，我们几个县的信贷股长，想去她家看望一下，便问科长：“小张住哪里？”
科长不经意地说：“住哪里？一起工作两年多，我还真不知道。”
后来他找了一个知道她住所的同事，他和我们一起看望了小张。像这样科长不知道科员住家的情形，在地、县级的管理机关是不多见的。
后来，他在省行的干部考察中，被认为德、能、勤、绩都优秀，被提拔为分行行长。
1984~1990年，是我在金融经济理论研究中出成绩的时期。有两次在韶关召开的省级经济金融理论研讨会，我都凭自己的论文受到省里的肯定而参加了。自始，我知道了韶关的南华寺和南苑、北苑宾馆，还第一次听到温州的情况介绍——尽管当时介绍时是负面看法多于正面。
1986年，省里在韶关召开研讨会，我是在前一天到了梅县。第二天，与分行行长一行开车大摇大摆地往韶关进发。中午时分，在河源灯塔吃午饭。
我们找了一个小饭店，坐下后，行长说：“这里的白豆腐很好吃，一定要点上。不要放肉，叫清炒白豆腐一盘。”
我们按照他的吩咐，一行五人，点了四菜一汤，吃得差不多了，行长说：“再来一盘白豆腐，一样不要放肉。”
上盘吃完后，行长又说：“再来一盘！”
于是，我们又吃了一盘灯塔的清炒白豆腐。就这样，这顿午饭，我们吃了三盘白豆腐。
这顿饭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数十年间，我在广州、深圳——梅州的路上往返，少说也有数十次之多，我都特别经意地在灯塔吃午饭，也特别喜欢点上清炒白豆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好味不常有，好菜不再炒。如今的灯塔豆腐正迈步坚定的步伐向现代的味道变化。——这是后话。
话说当日，我们吃过午饭，抱着十分满足的心情，开车经连平、忠信的省道向韶关进发，下午五点多钟，到了翁源县城，车里的“军师”说：“到县招待所住，不要在那里吃。晚饭我带你们到小店去吃。”
得到行长首肯后，小车就开上了一个山岗，岗上是一个集市。我们停好车就在集市上买起了菜，计有草鱼一条、猪肚一个，咸菜半斤，青菜若干。
然后走进了一个小饭店，请饭店给我们加工。行长吩咐饭店：“鱼头配咸菜打汤一盆，猪肚炒咸菜一盘，红烧草鱼一盘，两个青菜一个清炒，一个蒜蓉白灼。”
我们刚找了一个饭桌旁坐下，行长就像美越战争中的美兵班长一样，十分熟练地指挥着他手下的每一个兵：“小卢：你去买一瓶米酒，吃鱼时没有米酒很腥；老陈：你去弄壶铁观音来；小肖：你去看着给我们加工鱼的师傅，他们的习惯动作是喜欢把切好的鱼从身边往地上掉。”
我一听，心想：“这事都有？”于是飞快地出了门，到饭店的厨房当监工去了。
刚一到，就看见刀工用菜刀习惯地将切好的鱼肉刮到了地上，我急忙说：“师傅：你看，不小心把鱼肉掉在地上了。”
师傅听到讲话，看了一眼地上，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哎，对不起！”旋即将鱼肉捞了上来。
我在监工的行当上做出了成绩后，心里也有点高兴，晚饭吃得很香也不再表。
回到招待所后，我由衷地说：“你们老同志经验太丰富了，真的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行长笑着说：“这么说吧：人走多了夜路，就会遇到鬼。”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我们驱车再往韶关方向前进，十点到了位于曲江县的南华寺。行长说：“南华寺是名寺，下来看看。”
平心而论，我已经到过一回南华寺。在1984年的时候，也是省里在韶关召开经济金融理论研讨会。当时，我们来到南华寺参观的时候，还破天荒地吃了一顿佛家用素菜做成的鸡、鱼、猪、牛的菜肴，那味道至今仍可津津有味地回忆。
据说，当时每桌价格是800元人民币——这个价格在当时也是破天荒的。为什么我们能享受到呢？人们找了个理由，说是专家、学者研究经济理论，不给他们吃好一点，他们能讲得出来吗？——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吃了一顿南华寺的丰盛的斋菜。
行长对南华寺的气派非常满意，看到有南华寺的历史传承的书籍出售，行长吩咐我说：“小肖，去买一本给我，机会难得。”
于是，我就去买了两本，一本给行长，一本自己留着。我再看了那几副对联，越看越爱，又抄了一回。一个多小时下来，我们才上路。
到了宾馆，人们无心看论文，因为带论文来的代表，已经按照要求把论文印刷了400份，除了满足这次会议的需要，有一部分是要给省里带到国家在陕西召开的经济理论会议的材料。我翻开南华寺的小册子，里面介绍了开基祖惠能六祖和尚当初在受到师傅慧眼识真金的时候，道出成名谒语：“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来受到同门师兄的迫害，历尽艰辛，创建了南华寺。
这情景，真像一部电视剧里说的：
真君子无惧无畏，大丈夫能屈能伸；
饱受磨难真男儿，不被人忌是庸才。
其实，行长是个乐天派。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他都还有一大堆问题等着他解决，他在茫无头绪地过着日子。就像他自己也不太相信地当了分行行长一般，有人看着他的进步，发表感想说：“这官运要是追上了你，你就是拆下门板来挡也挡不住！”
我回忆起对不起他的事情也是有的。
那是1982年的时候，我刚接手县五级电站的贷款管理工作。我在调查研究几个月后，觉得按照原定计划和资金概算要完成五级电站的项目是不可能的，如果成为烂尾工程将对县水电局和银行构成灾难。当时，贷款给电站的资金是省行的专项贷款，我认为有必要向省行汇报真实情况。于是，就写了《关于我县五级电站建设情况和资金概算缺口的报告》，以银行正式文件主送省人民银行，抄报地区分行。
文件发出三天后，当时仍是信贷科长的他，打电话给我，说：“你发这个文件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一声？我刚刚向省分行说缺口120万，你的文件就说缺口150万。我的文件说可以按原计划还款，你的文件就说推后三年还清是‘可望的’。这样，省行听谁的？老兄，我收到你的文件与省行收到文件几乎是同一时间，省里打电话给我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次被你们害死了。”
两天后，我又接到他的电话，他说：“省里要来人，你准备一份文件，说我们经过进一步的挖潜，增加120万可以拿下五级电站，归还期限也是按照原来的，由县水电局统筹还款，并与县里协调好。”
这样，我又忙碌了一回。
人们想象不到的是：省里下来的科长是比我高两届的学长，名叫吴广生。原来，他看了我写的文件，觉得这种文件不多见，就打了电话问地区分行，决定下来看看。他先到了地区分行，然后由我的科长陪同他到了县里。
当时，我们县里接待上面来人有个规矩：来到的时候在支行吃平餐，每顿交三两二角钱。走的时候，由支行像样的款待一顿。
也是因为当时年轻，接到地区分行通知，省、地分行要来人时，我向行长汇报后，就向总务借了10元钱，到市场上买了一斤多的一刀切猪肉和青菜，自己下厨煮了两个菜，等待他们到来。
那个时候没有专车，坐客车从梅县到平远一般要三小时左右，有时候坏车就更把握不定了。他们到来时已经是中午一点多钟了，我请他们两人到饭堂吃了饭，安排在办公室稍事休息。我就去收拾他们吃过的碗筷。发现两人都把肥肉剩在碗里，我顿时觉得很难为情，很对不起他们。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有这个感觉。
而他们两人，虽说都是省、地的科长，一点个人的要求都没有，也没有因为吃的问题而影响工作，下午就听汇报。第二天，和我一起，坐客车到了热柘乡，然后向乡农业银行营业所借了自行车，骑车五公里到了电站工地。回来后又到了县农委，协调统筹还款事宜。
在事情处理到近尾声的时候，我的这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