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老头自己给东坡推荐了个活路：进入国家史馆修史吧，不过要先再考他一回，这是宋代官员就任新职前的惯例。
这下皇帝终于忍不住了，当场反驳宰相：“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考试的目的是因为不知道这人的才干，像苏东坡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他吗？不明白为何要考苏东坡！
这话够重的，等于当面斥责宰相多此一举，有指责宰相老眼不识人，甚至故意设绊妒才的味道！
但是没有用，新皇帝的金口玉言不如老宰相的话灵光，最后还是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必须依法参加上岗考试。由此看来宋代的人事任命制度几近赶上今天，今天不是都要走组织考察、民心测试那套程序吗？上级的意见只能是参考，个人跑官没用，卖官更是谣言。
考试结果早在预料之中。苏东坡顺利三试过关，被正式任命在国家史馆任职。
苏东坡乐意这个新职务吗？恰如鱼儿得水！
原来，在史馆工作的官员，有在宫中图书馆轮值的条件，而苏东坡正能趁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等等，这对苏东坡将来文学上的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可以说，东坡文学日后得以辉煌，宰相韩倚功不可没！
但毕竟此时的韩倚当了东坡仕途上的绊脚石，阻人官路难说积德，要在今天，还不远大于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苏东坡心里能对这讨厌的韩老头没点看法？
东坡何等人？岂能是我们一般凡夫俗人能预料！据宋史载，苏东坡后来听说了宰相韩倚当时的表态，慨然感叹：“公可谓爱人以德矣。”――韩公这才是真正的用德行爱护我啊！
能得以干上恰投自己兴趣的工作，实在是人生莫大幸事，这期间苏东坡寄情诗书，专趣书画，操琴怀古，曲酒对月，生活的可谓适意。
东坡不仅诗词书画承古创新自成一派，对音乐琴律也是造诣颇深，一生留下数十首曲论琴铭，见解独特，新意频出，借琴吟诗抒情怀，苏子常留佳作。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时， 二十七岁的苏东坡所作《次韵子由弹琴》一诗，使我们略能感觉到他早期作品不涉政坛纠纷的潇洒。
琴上遗声久不弹；琴中古意本长存。
苦心欲记常迷旧；信指如归自着痕。
应有仙人依树听；空教瘦鹤舞风骞。
谁知千里溪堂夜；时引惊猿撼竹轩。
但现在朝阙就在身边，苏东坡还能自娱于琴棋书画之中吗？事实是不光“天有不测风云”的政坛风云他躲不开，就是“人有旦夕祸福”的厄运他也绕不过。
自古有“花无百日红”之句，快乐总是暂短不及流恋，命运总是在岁月的流水中打旋，苏东坡适意未久便突然遭遇了人生的绝大悲痛：自己中年丧妻，儿子幼年丧母！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苏东坡心爱的妻子王弗以二十七岁之芳龄因病早逝，遗下六岁的幼子王迈，苏东坡这年正是古人所称的而立之年――三十岁。
突然失去了人生的另一半，给苏东坡造成了巨大的悲痛，十年后发芽的《江城子》绝世之作，便是此刻埋下的思念种子，苏东坡一时面临国事即将堪忧，家事却先苦愁！
就连以不近人情著称的苏洵也对儿媳早殇表达了悲哀，他对儿子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莹旁葬之。”
将妻子尸骨送回故乡，让她安息在母亲身旁为伴，当然是东坡所愿，但他却没料到，陪伴妻子亡灵回乡的竟然还有自己的老爸！
朝廷没有丧妻给假的规矩，东坡送妻回乡的打算还未及付诸，父亲苏洵便于治平三年病逝于京师开封，享年五十八岁，苏氏兄弟又必须辞官丁忧了。
仿佛苏门家事纷扰预兆着大宋王朝的政局动荡，东坡送父亲回故乡眉山安葬的次年，三十五岁的英宗仅坐了三年皇帝御座便一命呜呼，看来命运这东西向来不照顾官职大小。
英宗的儿子神宗即位了，年号也随之改为熙宁。
不过老孙一直也没弄明白：为什么皇帝不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从没找到过有皇帝停职丁忧的记载，看来圣人的礼法还是要屈从于皇上。
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惦念着当皇帝，官大到顶点就是好！
十五、王朝动荡根源久
趁苏氏兄弟送老爸灵枢回乡安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北宋政权发生的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
误不了叙述东坡正文，东坡此行不比往年赶考被时间催促，需要日夜兼程；现在尽可以趁远行沿途游览，丁忧期要长达两年另三个月，有的是充足的时间。实际上苏氏兄弟光一个单程就走了将近一年。
王安石变法动静之大，事实上摧毁了北宋王朝；影响之久，甚至还影响着我们的今天――新法中可以看到不少国家行业垄断政策的雏形、甚至国有经济实体与国有银行的影子。
所谓变法，也可以称为改革，就是废除当时正在执行的一些法律，实施一些被认为能富国强民的新法律，具体到被后世称为的“王安石变法，即王安石所建议实施的九条主要新法：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 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 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本文不是探讨王安石变法，所以也就不详细解释这些几百年来争议不断的新法了，只谈点自己对这些新法的感觉：接近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吧。
均输法类似国家贸易垄断；市易法即对全国的商贩进行统一管理；保甲法即把老百姓编成十家一组的单位；这是否有些像近代的集体经济雏形？另一证据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列宁就对王安石极为欣赏，把他誉为“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但变法的源由却需要交代一下：北宋自960年太祖开国，到仁宗时的百年期间，由于“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已经混得国家近乎赤贫，但北宋王朝外表却曾是全球最富的政府，首都东京汴梁的繁华绝对当时全球第一！日子怎么会越过越穷呢？
中国自五代残唐纷争杀戮之后，国力尤其是民力其实一直没能真正恢复，大都市的繁华不过是由农民奇高的税赋装饰出来的，尤其是北宋的军事力量，在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指导下，与北方、西方的三大强邻（西夏、契丹（后来称辽）、金）相较总是处于弱势。
短期交战之后虽订约言和，但那些和约却是由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大量财帛的外流虽然得到了花钱买来的暂安，却使政府经费更加捉襟见肘，再加上政府行政队伍的那个““三冗”，大宋皇家实际上处于穷极思变之时刻！
富国强兵谁不盼望？但钱从哪里来？无非一个开源，一个节流，自持为财务奇才的王安石就是借此内外亟需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王安石的主要九项新法其实就是九项生财有道的法门，但具体分析却难冠以“生财有道”四字。真能“生财”的无非仅“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两项，其它逐项应该称为“敛财”更为确切些。
可悲的是：这两项能生财的新法却还不是具体实施的重点，那“方田均税法”自1072年颁布实施不到一年就废止了；“农田水利法”在实施中倒是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使近万顷的田地得以灌溉，但相较其它新政的弊端来说，老百姓得到的实惠远比不上付出的多。
这样必然出现了现实中的矛盾：王安石认为自己是“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共天下之费”，新法的反对者甚至大多数老百姓却认为是 “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
再谈具体点，对后世最熟悉的变法名词有两个：青苗法与免役法，其实这两个新法目的都是一回事：敛财。
青苗法：历史上哪个年代都有青黄不接的季节，这时的贫下中农便免不了向富农、地主们借贷高利粮款，同样也是农民的地主们便趁机以最小的投资取得了最大的高利。王安石在基层工作时便谙熟了这一点，所颁布的“青苗法”其实就是把这个高利肥肉从地主嘴里夺过来，由皇家政府享用。
具体措施是：在春耕时由官府借款给农民，收获后由农民还本付息，要说这是仁善之举，还不如说是一种类似现代银行的商业行为，而且那利息也不能算低：每季大约在20％到30％之间吧。比方：政府投资百万两白银，年底政府便可赚五十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啊，这样就成了年息50％左右的高息――注意：这债主是政府，谁若赖账？不要紧，有牢狱板子等着你。
免役法：实际称募役法，宣布可以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服国家兵役、工役，雇役所需银钱，由各地按户等高下分摊。这样既避免了原来由农民轮换服役组成军队战力难强的弊端，又使政府几乎凭空得了一大笔收入，确属一箭双雕。
国家军队原来由农民工组成的义务兵，现在成了近乎专业化士官生组成的部队，其战力当然能大大提高。所以说，新法也并非一无是处，但总归还是老百姓多出银子，政府增加了收入。
至于其它几种新法，制定者的愿望也是好的，看条文绝对是利国利民，制定时的口号也无不这样宣传：一切为了天下百姓！
事实上从古到今，不论何人做何事，哪怕是发动战争、挑起内斗、排除异己、祸国殃民灭人性，倡导者以及执行者喊的口号大都类似：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历史上多少罪恶不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实施的？大家心里哪个没数？
王安石变法最终归于失败，但要追究失败原因就复杂了，新法出台固然有其胎里带的先天疾病，但还是实际执行新法的过程决定了新法的成败，因为不管何法律都需要活人来贯彻执行，而大多数政策从高层到了基层没有不走样的，这就是执行人的原因，唐僧的经文从猪八戒嘴里呱嗒出来，还能不变味？
归根结底，一切在于王安石上台后组建的干部队伍素质如何，若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由一帮阳奉阴违的官员组成，欺下瞒上成了惯例，工资一般不用动的都成了廉洁样板，那就不管啥好法也成了一纸空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即有之。
扯苏东坡离不开他从头至尾都涉及其中的变法，谈变法离不开变法领袖王安石，尤其，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一生恩怨纠葛甚多，甚至达到故人入土也难释怀！所以，对王安石本人不得不费墨细描一番。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个堪称北宋当时的火车头王安石，车头质量如何呢？
十六、奇相奇人奇风范
中国有句话，叫作“盖棺定论”，但事实上历史中好多人都不易作定论，有时政府定论了，老百姓却不认账；有时老百姓给树起形象来了，专家们又不干了。王安石便是至今未定论的历史名人之一。
王安石也应该归于出身“干部子弟”之列，其老爸王益乃真宗朝进士，历任县主簿、县令、知州等职，死葬江宁（今南京）。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因被封荆国公，谥“文”，世人皆称其为“王荆公”、“王文公”；又因其家乡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而被称“临川先生”。
自北宋以来，对王安石褒之者少，毁之者多，无论是在官方的“正史”，还是在民间的小说、戏曲中，王安石被不断的全方位演绎，最终被塑造成一个与戏剧舞台上曹操类似的“白脸奸臣”，一直到了现代，棺木中的王安石才算稍得出头翻身，梁启超一本《王安石传》，通篇“荆公”为之翻案，尽扫几百年对王安石的指责，缺点也开始闪光――这是国人通病：给历史人要么起名“高大全”，要么被指责尸臭不绝、阴魂不散。
其实对一个已经闭眼入土的人来说，你搽粉也好，毁容也罢，都没多大干系，史实不会由于后人怎么胡说而改变，文人笔下的先人无非是他自己心中的形象；政权树立的死人形象更是把古人们加工成了服务员，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已。
评价一个人大概无非三条：道德人品、能耐学识、政治树建。至于性格习惯、处事方式等等其实不过末节。
王安石在上述三方面都是个另类，另类的出众拔类！
道德人品：王安石可称两个极端。任情放纵、贪污腐败这些历代官员常见的通病与王安石扯不上干系，就是宋代士子们视为寻常事的纳妾风气王安石也从不感兴趣，居官一生从无明暗二奶，至今罕见。
但他却难得看得起包括古人在内的所有先驱与同僚的施政能力，对于政治信仰，老王的做法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掌权之后竟然发展到把他自己所编著的《三经新义》中论点作为科考的标准答案之一，大家应该熟悉他的有关名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
其政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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