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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子商贩疑虑的接过被法官涂抹的扇子，举目一看：扇面上被画上了一些石头、枯树、竹子、兰花之类，心想：每把扇子价不过两文，怎会有傻冒出资千钱来购买现在已经用不着的凉扇？就算杭州人今天全都疯狂变傻瓜，二十把扇子每把就是卖上一百钱，也凑不上那两万钱巨资呀！
但是法官的话还是要听的，小贩怀着被无奈作弄的心情走出虚拟的法庭边界，谁知周围早就围观旁听了无数看热闹的闲人，对苏东坡的举止言语早就听罢兴奋，看过欲狂，一见小贩湖边出货，便一拥而上，开始了抢购飓风！
这是官方定价，不容打折或提价，所幸大家还知道规范自己的文明行为，自觉排起了长队，每人一把，不许多购，就这样也就前面的二十人才得幸运啊，据说排在二十一位的那位仁兄回家就上了吊，幸喜被120抢救脱险。
仅一会儿工夫，两万钱到了扇子小贩手里，不，到了原告绸缎商手里，这下原告被告皆大欢喜，被告当然更喜：凭空因祸添福，竟然发了笔大财！
这个事儿记载在宋代的史料笔记《春渚纪闻》里边，绝非杜撰，老孙只是叹息：这扇子小贩怎么也该给自己留上一把呀，此纪念品必将成为传家之宝，要流传到今天，无疑将成为国宝级别的一级文物了。
举此例子无非是说东坡判案当然首先要依据法律，欠债还钱的天理国法是不容违背的，但妙在东坡能理论联系实际，公正的使原被告都获得了尽可能公正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个对双方都能产生有益的结果，避免了官司常见的两败俱伤结局，这才是真正的立足民生，“以人为本”。
有人说：“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看来东坡法官是有赖于没带大盖帽，没穿庄严的法袍。
东坡的湖边法庭设立久了，一些西湖妓女也难免来法庭光顾，当然，也是来打官司，例如请求“脱籍”之类的业务，有些类似前些年的变更农业户口性质吧――在宋代，妓女们都是在了国家编制的，想改行，那需要申请法庭予与脱籍认定，不然你就只能依法卖到死。
东坡代理郡守的那几天，有个艺名“九尾野狐”的歌妓看准了时机：都知道苏东坡对妓女慈悲为怀，趁这时提出脱籍申请，成功的概率肯定大得多！
“九尾野狐”走上了东坡的湖边法庭，以自己已经年龄偏大，不再适应妓女工作为由提出脱籍诉讼，东坡体谅妓女的半生辛苦不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是？便慈悲打开了这难开的善门，赋诗判决：“五日京兆，判决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五日京兆便是代理郡守五日之意，但就是这五天的一把手，也要替妓女姊妹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
但也要看对谁，你如果真的不符合妓女改行的硬条件，东坡也是不会废国法徇私情的，有时东坡也挺坚持原则。
九尾野狐脱籍成功，使另一名周姓歌妓看到了改行的希望，便也趁时机向法庭提出脱籍改行，但此妓非彼妓，这周妓女年龄正值芳龄，色艺冠杭州，被称为西湖花魁，东坡实在惋惜周妓的天赋被埋没，大好青春，岂能浪费？
提笔赋诗下判：
“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矜，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周妓女只得还操旧业，继续妓女的重要工作。
由此可见东坡性情的两面性，对妓女也并非一视同仁，有能力的女子，还是留在妓女岗位上更能发挥专长。
苏东坡判词都能诙谐调侃，有意判词成诗。但东坡此期间的诗词却并非全是风花雪月，大部分还是借景抒情，有些甚至影射政局，怜恤贫民、囚徒，这给他将来的仕途埋下了绝大的隐患，甚至威胁到了他自己的生命！
二十八、祸患常隐随意中
苏东坡于杭州通判任上过得其实是他这一生中最适意的日子，就是他日后重回杭州就任太守的几年，也没有这二把手的日子过得安逸。这期间东坡在文学上收获颇丰，诗词名篇留给后人多多。
不过这期间的作品大都是他率意为之，即景即情，随意出句，墨迹所留，遍及杭州名寺险山、歌妓衣带、故人书信、花船酒桌……；只是性情黑字留在白纸，却不是什么好事，诗句中一些对新政的不满、贫民的怜悯、甚至对囚徒处境不免实话实说，这其实是给自己挖下了将来的陷阱。
期间，一些文学同好自然也乐于前来杭州凑趣，苏东坡自然更乐意陪同游湖，诗酒会友。常来杭州盘桓的有官、有民、有僧、有道，不能一一列举，甚至连八十余老翁也成了苏东坡的至交好友。
据传，四川绵竹文人张子野张先，成诗词文名要早于东坡数代，世人谓之乐府体诗泰山北斗，自来杭州一见东坡，立时倾慕起这三十余岁的后生小辈，二人关系发展迅速，竟成为佳话当时的忘年交。
苏东坡用一首词纪录了自己与张先同游西湖的情形：《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舍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但据说苏东坡对这位前辈好友却难得尊敬，原因是那张先虽年逾八十五岁，却有一身令世间男人无限眼红的本事：依旧花心不退，色欲不减！那张老先生照样娶了一个十八岁的美貌少女为妾，并且带来杭州显摆给小兄弟苏东坡。
苏东坡见此老牛乐啃嫩草之事，心内颇不以为然，遂作诗赠张先嘲讽：“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梨花以素白著称，而海棠则以鲜红娇嫩闻世，东坡这里暗讽张先一个白发老头娶一少女为妻，有违伦理！
不过此事载于野史，尤其诗虽巧妙，但其中“压”字用得暧昧，作为持才孤傲的东坡应该不会如此低俗吧。
姑且算真有其事，但东坡将这种歪才用于赋诗填词，却不是屈才的问题了，尤其将对时政的心中不忿发泄于诗词之中，更是给正在瞄准自己的政敌提供了绝佳弹药。
当时王安石新法正在实施，新法规定全国实行盐类商品由国家专卖，这里不说此政策于国于民有甚大利之类的政治问题――其实这大利政权的“德政”至今仍在执行中，只说因此法令造出了众多的副产品：私盐贩子！
东坡通判杭州之时，仅杭州一地便在押贩私盐的囚犯一万七千余名。
有一首写天欲雪的词，东坡寄给好友的诗中这样起句：“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朋友的和诗寄回来了，苏东坡又答和诗寄回去，起句：“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朋友再和，他又寄了第三首，起句：“东望海，西望湖，山平水运细欲无。……”
第四次的起句如下：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
该诗后来就给苏东坡惹出了大麻烦，第二首起句被指责为在描写监狱中被鞭打的囚犯，及囚犯的妻子儿女也被关入监狱的事；第三首起句明显是在嘲讽政府的商业政策使水运凋零；第四首起句干脆是在明说社会今不如昔了！
在苏东坡看来，人民现在是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一边写些令人心旷神逸的田园诗篇，一边用寥寥几个字夹带出“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之类的愤世之句！
从杭州到富阳的途中，他开始写天刚放晴时清新可喜的诗句：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但转眼之间，他便在同样的田园诗中写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岂是闻韶解妄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以至后来被指责：“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这倒没有冤枉苏东坡，他诗中描写农民正在吃竹笋，说竹笋虽好吃，但是没有咸味，因为“尔来三月食无盐”，原因自明：是朝廷的专卖食盐扼杀了盐业。
在一首描写水车泻出的水流的诗中，他起的题目是“吴中田妇叹”，但全诗几乎就是一副农民的受难图：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耙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而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茹苦一月被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赤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牺。
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鬼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归。
此诗易懂，不用讲解，大家可以想象到：啥样的政府允许这样的作品出笼？不是朝廷倡导的“主旋律”，强行播放必然倒霉有日！
在苏东坡这段时间里写的数百首诗词里，不好确定哪种意境是东坡诗词的主要情调，但不管是启人灵思的山水诗中，还是荡气回肠的爱情诗里，都不少掺有诗人之戏谑讽刺的诗句。
东坡的诗词，轻松愉快时能惹人大笑，辛酸凄苦时能令人落泪。可是在表面的嬉笑欢乐之下，在筵席上的戏道打趣之下，却能感到诗人的不安、、隐忧、忧伤。
在他那朗朗笑声的歌里，能听到诗人的怒吼与叹息！东坡笔下：在鸳鸯的鸣声之外，能听见牢狱中的呻吟；在水车的摇动声中，能听到乡村老妪的悲叹；在湖面花船的喧哗里，能听到妓女绝望的幽怨。
就是给钱塘江潮的“弄潮儿”所写的快乐诗歌，字里行间也不无嘲讽时政；在日后引起是非的一首诗里，他挖苦了当政者，把他们比喻做了夜袅。
根据记载：东坡的一位朋友是岭南的太守，他路过杭州时告诉东坡：“我被夜袅逐回矣。”
苏东坡当时不解：“你说夜袅是什么意思？”
太守回答：“一只燕子和一只蝙蝠争吵起来。燕子认为日出是一天之始，而蝙蝠则认为日落是一天之始。两鸟相持不下，只有去请教凤凰。路上他俩遇见一只鸟，那个鸟儿向他们说：“近来我们没有看见凤凰。有的鸟说他请假不在，有的说他正在睡一大觉。现在夜袅正在代理凤凰的职务。你们去问他也没有用。”
东坡听罢，赋诗给朋友：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
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
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
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
奈何效燕蝙，属欲争前瞑。
这类的挖苦嘲讽诗句多的难以尽数，不过都会被日后准备灭掉苏东坡的政敌们收集齐全的，中国的文字狱奠基甚早，此狱后来被后辈们更加发扬光大，关入囚犯数十万计，前面平反旧犯，后面又投新囚。
苏东坡的一位好友王洗好心办了坏事：把这些诗刊印了出来，一时传遍天下！而苏东坡当时是家喻户晓，名声远播，执政者对苏东坡的不安分当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表面上看还是置之不理。
这主要是顾不得地方上常见的不和谐，中央更重要：三年中，朝局已经发生了剧变：当权的已经不是相对宽厚的王安石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已经被罢免。
二十九、安石罢相观朝事
王安石的新政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风风火火、磕磕绊绊、勉勉强强坚持了七八年。
人怨自不必说，朝中名臣宿老几乎没有不反对的――当然也被尽数赶出了京师，这些都不足以动摇王安石在朝中的地位，或者说王安石在皇帝眼中的地位更为准确。
要害在于：皇帝如果失去了耐心呢？这就是所有专制政权的最大的危害之处――国策民生系于一人好恶，一旦此人转念间兴奋，或大脑掺水，那时必然国不将国，民难为民！
前文说过，从苏东坡离京任职这件事上，已经初显皇帝与宰相王安石之间的不愉快，从那之后，国家、朝局的混乱愈加不可收拾。
最先被主动中止的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 所谓“保马法”无非就是把政府的马匹强制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的制度；“方田均税法”有点类似把农民组织起来向国家纳税的集体制度。
其实所有的集体制度对百姓无非多榨取些而已，人民不可能从中获得幸福，只能乖乖的交出自己最高贵的：自由！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又一项新税法公布实施了，该法称为“全民财产申报法”好像更为名副其实，林语堂先生把它称作“所得税”法也有其道理，因为新法登记人民财产的目的还是为了从中敛钱增税。
这下全国终于鸡犬不宁了！据史载：此法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
这也没什么，民穷国富也未尝不能暂时立国，最要害处：政府近似在强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