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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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这哥们儿-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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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将会成为大害的人之也有,例如王安石的老友张方平及张方平的好友苏洵。估计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与张方平也不无关系,以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骂文《辩奸论》。

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王安石大概由于曾上奏朝廷反对由英宗接班,更加不愿在京师为官,直到神宗明显表示出对他欣赏,王安石才算重回京师,就任参知政事的高位。

经年轻皇帝对王安石的一次密谈考察,神宗皇帝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至于预料之中的反对?皇帝有心理准备: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不幸被皇帝预料而中。

依照王安石建议,神宗熙宁二年(1609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东坡弟弟苏辙便被安排在了此司校对文稿;七月开始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谁知仅仅数月,朝中大臣对王安石便由期待而开始了怀疑,进而由怀疑成了反对,伴随着反对呼声的还有内心的恐惧!

这除了新法实行后在地方引起的难以避免的混乱之外,主要还是王安石的用人政策所致。

新法实施,排除反对者的干扰并没有什么不对,但颁布的法律总需要有人去执行,这时的王安石选择官员之标准也就简单了:首先要政治过关――支持新法!可惜政治上过硬的干部人品上大多有缺陷,这是不可避免的,喊政治口号响亮的人没有心里不肮脏的,明撒谎不脸红的人还能谈得上什么道德人品?

王安石就职不久,便开始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在各个要害部门大肆清除异己。清洗最为彻底的莫过首先公开反对新政的御史台的御史们,实际上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本来就是御史的职责,但有些敏感时期,尽职的官员反倒是装聋作哑才是优秀干部,能跟上面保持一致么。

前后御史台被清洗了十四人之多,这些空缺当然需要新人来补充,于是一批善于高喊与领导保持一致的“人才”被纳新到了执政队伍内,这些人也就是咱们现代人所痛骂的“小人”,小人混进了革命队伍,那社会还不给闹腾的乌烟瘴气?

朝堂开始混乱了,一些贤德干练深孚众望的大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皇帝也曾疑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在反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

王安石成功的使年轻皇帝相信目前的混乱纷争是不可避免的,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政府官员被分成了左右两派,双方都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左派(变法派)无疑是王安石挂帅;右派(保守派)则是由德高望重的政府军事主官枢密使司马光挑旗,皇帝居中时常左右游移,还是偏向王安石多些。

王安石初掌政权之时,司马光就因一项节俭政策与王安石在御前争吵起来,皇帝想取消春季的祭天大典赐与臣子银两绸缎的惯例,王安石支持,司马光反对,两人针尖对起了麦芒,司马光情急之下公开指责新法:“你的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辩解:“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斥责:“荒唐!一国的财富是固定的,财富不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说的多好听,无非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开始有几分赞同司马光的说法,新政也暂行搁置了一两个月,但不久便形势大变,皇帝彻底一屁股做到了王安石那边,朝中重臣纷纷被贬或自行辞职,新法实施方兴未艾!

而且被贬官员里面就包括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先于苏东坡在新法实施的浪潮中犯了船。

熙宁三年(1070年),苏辙上书神宗极力反对均输法及市易法,认为:朝廷若垄断全国贸易,那全国的商贩还哪里再有活路?谁能与国家竞争?国家也未必有利可图,反而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再高薪雇用大批干部经商,建筑大批官衙。其结果不还是便宜了与官商有私人交情的关系户?官僚作风的无能也将造成物价的持续上涨,只会富了那部分与官府有关系的人,对国家百害无一利!

但此时的皇帝不会理睬苏辙这等小官的胡说,苏辙又致书王安石,更加激烈的指责新法,结果被贬出京城去河南作了个小推官。

而苏东坡恰在这明显左派占上风之时,毅然公开加入了右派阵营。

十九、只因言政远朝政

事情起源于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事与愿违。

青苗法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公布,实施效果很快反馈回朝廷:事情不大好办,需要借官家高利贷的无疑是穷极的贫雇农,但任何借钱都是要偿还的,这就需要类似现代银行的抵押物品或担保之类的手续,而这些必要手续都是穷人办不到的。

事情出现了极为正常的现象:急需借贷的穷人官府不敢贷给,敢借给的对象唯有富农级别以上的富户,但富户又不愿意借这些对他们不但无用甚至增加负担的高利贷。

而上级是把完成贷款数额作为官员的政绩的,下级们也就自然把指标层层落实,强迫贷款出现了,再往后,弄虚作假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大家回忆现代某时期:上级要求下面以打擂台的方式报庄稼产量!就会理解一切光怪离奇其实都是合理现象了。

而初掌朝政的王安石无疑像多数上级领导一样:乐意听喜报不爱听忧报,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这时作假的官员成了能吏,报告实际情况的成了办事不力!

不听话的御史们遭到了清洗,苏东坡发怒了,书生开始挥斥方遒!但此时的苏东坡只有三十二岁,任职只限于执笔为文的史馆,官卑职微且与行政毫无关系。

但书生意气的东坡管不住自己笔锋,他连续越级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

两次奏折皆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笔锋所指:青苗法以及支持此法的皇帝本人!

这下可不得了,苏东坡何人?官职虽小,名气却大,再加文笔如刀,泼墨似锦,立时在京师甚至全国引起轰动!

尤其奏章中直接点明了此法实施的目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你这是在想叫那部分人富起来呢?人民还是国家?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文笔也显示了个人气质与风格,有悲伤讥刺,有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全文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显然可见。

苏轼东坡上书反对新法之时,正是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之刻,对这种刻意迎风“作案”的叛逆,在政府中权位似乎凛不可犯的王安石能容忍这个公然邪说“误国”的书生吗?

不可思议的是,宰相并未理睬东坡的越级上书,连行文反驳也懒得去做,甚至默许苏东坡得到了皇帝的亲自召见!

可见王安石对待苏东坡是有别于他人的,大概这就是惜才的心理使然吧,也兴许王安石自持东坡不足以动摇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王安石在政治、军事、当然主要是经济等方面的变法,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这还不算,一项新法又颁布了:这次是教育改革――“太学三舍法”。

内容主要是兴办官学,改革科举制度,尤其是考试内容,新法废除了进士们主要的业务:诗词,代之的学问则是实事策论――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不能不说这是文学的悲哀!

苏东坡照样上书反对,一篇《议学校贡举状》获得了皇帝极高的评价,蒙神宗亲自召见,皇帝勉励苏东坡:“尽陈得失,无有所隐。”

但是没有用,朝中有关新法的斗争大局已定,所有反对新法的高官大臣都已近乎全部去职,不过王安石有一点还不错:轻易不开刀杀人,也不创造些“五七干校”之类的玩意来圈禁持不同政见者。

苏东坡明白这险恶朝局,一切势态都呈现不利,即便自己不遭大祸,遭到罢黜是必然无疑的。

不过苏东坡还是上书,用孟子的教导提醒皇帝:一是“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第二点东坡替孟子解释: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

苏东坡在对比了古今历代政权施政的优劣之处后告诉皇帝:万不可以威权压服百姓而使之服从。这是针对谣传朝廷欲恢复肉刑之说,结果酷刑终于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

皇帝欣赏也没有用,苏东坡所有的上书几乎都如石沉大海,新法照样实施不误。针对皇帝临时下的一个严禁强销青苗贷款的诏书,苏东坡继续上书。

这显然是因为皇帝却没打算废止此法,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如同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苏东坡不但没有遭到罢免,反而被委任了一个可以参政的兼职: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被委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

在开封府推官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此考题不用翻译解释,东坡的矛头直指宰相专权!这下终于激怒了王安石。

报复比苏东坡自己上书前所预料的还要利害:苏东坡被立即立案调查。

不过立案的理由实在难以让人心服: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说传言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以经济问题作为手段,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这等高招宋代的官员就掌握的极为娴熟。

历朝历代一个真理:贪腐最遭人民痛恨!

调查是必然的,工作却不是有效的,初步结论很快做出:查无实据,未见违法事实。调查工作看来需要长期进行。

不过这也没有用,有时对干部的审查需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苏东坡还是引起了皇帝的猜疑。

在司马光被赶出中央回洛阳之前,皇帝对司马光表示:“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替东坡辩解:“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离开京师已经不可避免了,苏东坡干脆主动请求外调,王安石也就顺坡下驴从其所请。

要按苏东坡的政绩及才能、资历,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圣意,亲自下旨任命苏东坡为颖州太守,这等于提升了苏东坡一个级别。

但圣旨在王安石与谢景温那里卡了壳,哪有处理反对派将其提拔重用的道理?任命书呈报皇帝御批时给降了一级:苏东坡就任颖州的判官;意外的是皇帝绕了个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通判就通判吧,亲笔予以改动了任命书,让苏东坡去风景秀丽的杭州做通判。

此通判却非彼通判,颖州是安徽的一个小县,民地贫庾不说,论级别也就如同苏东坡的老职务凤翔通判而已,杭州却是当时中国江南的最大都市,苏东坡通判杭州,与其说是被罢黜,还不如说是提升了一级!――皇帝与王安石之间的“蜜月”,看来此时已经不那么甜蜜了。

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理睬,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朝廷继续调查这“假公济私、贪腐案件”,自己携眷径赴杭州。

二十、书生戏谑犟相公

苏东坡离京之时,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已经公开面世,他的《三经新义》,也就马上成为思想上的官定标准。

举人们一时盛行“天天读”,千遍那个万遍呀下功夫,不过绝对不是为了只觉得心眼里面热呼呼,而是假如不深刻道理仔细领会,那就没得官当,这是朝廷科举经史理论方面的标准答案,不摘出“安石语录”填到高考答卷上,你还想中进士?砌烟囱忘了留掏灰口――门也没有!

把官权滥用到学术上,王安石既不是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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