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裕仁准备启程访问京都及其他三个县。1000多名京都大学的学生举行和平集会，抗议吉田政府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他们发出了致“人间天皇”的“公开信”， 把矛头对准了重整军备：“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现在，在单独讲和与重整军备的日本，还想像过去那样，作为战争意识的支柱发挥作用。”11月12日，当裕仁出现在京都大学时，迎接他的是一幅巨大的条幅，上面写道：“在曾经是神的你的手上，我们的先辈在战场上被杀死。请你绝对不要再次成为神。请不要让我们再听‘海之声’”。
2000多名学生唱着“和平之歌”，而不是传统的国歌“君之代”，在校园中迎接天皇的到来。当局对学生们象征性的行为和有失礼节的表现感到震惊，大约500名全副武装的防暴和常规警察冲入校园，与学生发生了冲突。第二天的报纸站在警察一边，批判了学生的做法，宣称大学中发生了“世纪丑闻”。8名学生因和平抗议被开除学籍。学生组织遭到解散。受到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日本新闻界将学生的行动视为不敬罪，连续数周以煽情手法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全国上下，许多人指责学生们是“愚蠢的赤化分子”或是不懂礼仪的年轻人。然而，同样也有许多学生的拥护者，表示对天皇的反感，或是对天皇完全没有兴趣。
京都大学的抗议事件标志着不敬罪在事实上的复活，也标志着保护天皇的更为传统的手段的恢复。它为“人间天皇”运动带来了一个唐突的收尾。它警告日本领导人，时代已经改变，任何想恢复君主权威的行为都会带来真正的危险。从这次紧张的冲突中，我们已经能够预见裕仁在适应日本不断涌现的反军国主义和一国和平主义的过程中将面临的问题。
裕仁与麦克阿瑟的第一次会面使司令官确信，正如美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天皇可以被利用。裕仁在离去时也确信他只要配合就能获得好处。占领期间重大的历史交易就这样开始了：麦克阿瑟利用天皇，天皇则毫无损失地利用GHQ恢复他的角色。裕仁的巡幸一度是这个交易的一部分。对他而言，巡幸有得亦有失。战争在国民的记忆中依然是压倒一切的存在，一部分是由于败北的羞辱和惭愧，许多人站到了战败的天皇一边。事实上，他们在利用裕仁向世界宣告：“我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我们仍然拥有天皇和我们的骄傲。”1947年的巡幸受到最热烈的欢迎，“行幸”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天皇微笑着挥舞帽子，到处走动所带来的欢快景象上，仅从这一点看，就是对战犯审判的有力对抗。日本媒体通过赞美裕仁是“爱与和平的天皇”，将他的行动解释为对民主主义的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48年，欧洲的冷战对抗更加尖锐，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摊牌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裕仁更加关注国家安全保障问题。因为没有宪法上的权力，天皇只得在幕后操作，他鼓励美国保留冲绳作为军事基地，而后又为巩固日美军事同盟发挥了作用。对他来说，反对苏联和与美英合作是向以前政策的一种回归，由于他前期背离了这个政策才导致了日本的灾难。他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
译后记
现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日本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P。Bix）从1991起，用10年时间完成了《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并摘取了2001年普利策新闻奖中传记奖的桂冠。评选委员会评价这本书“改写了对裕仁的传统评价，揭示了历史的真面目，对日本有历史的警示作用。”此书在欧洲、日本、中国也同样引起舆论的极大关注，众多媒体对书的出版暨获奖都有报道与评论。
日本昭和天皇裕仁1926年即位，1989年逝世，在位63年。由于日本皇室和政府的严密封锁，有关他的一生世人了解甚少，尤其是他与那场以他的名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关系则知之更少。裕仁逝世后，世界对他的关注程度不仅没有减弱，反而空前高涨。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裕仁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关系上。随着昭和时代的结束，裕仁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的日记和回忆录逐渐公之于世。另外，美国国家档案馆也公开了许多有关太平洋战争和对日占领期间以及裕仁个人的机密资料。终于，躲在铁幕后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裕仁被拉到了前台。
在书中，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记述了裕仁的一生，并着重描绘了他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裕仁不但不是傀儡，而且还是大权在握的实力人物。战后日美两国基于各自需要，共同为裕仁刻意塑造了一个和平君主的形象——热衷海洋生物研究，不介入政治，没有实权。而作者的结论是，在战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的复杂体制中，行使了实权和权威。他熟知战争和外交情势，具有渊博的政治和军事知识；他参与了制定国家政策，并向陆海军将领们发布大本营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1941年，裕仁和他的宫廷近臣们与陆海军中反美英的强硬派联手，从而使亚洲—太平洋战争成为现实。”
因此，作者明确指出，裕仁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责任，并且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本书关心的一个重点是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对于那场以他的名义发动、他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指挥官积极指挥的战争，他从未公开承认自己负有道义上、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责任。他不认为他应该对日本在海外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那场持续13年又11个月的侵略战争夺走了那么多的生命，而他却从未对此认过罪。”“无论是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还是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抑或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虐杀俘虏、屠杀平民、开发使用化学武器等，裕仁不仅未采取任何阻止行动，反而嘉奖了犯罪者”。
尽管裕仁在侵略战争中起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可是他最终逃脱了审判，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对此，作者认为除了日本政府和裕仁本人负有责任外，美国更应该负主要责任。美国出于占领需要，欺骗本国及世界舆论，极力掩盖了裕仁的战争责任。日本之所以几十年来迟迟解决不了其战争责任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保留下来的天皇以及天皇制的存在。“许多日本人在参加战争时都与天皇有着共犯的关系，全体国民都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不负有责任，他们也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在迄今为止的有关昭和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的论述中，像本书作者如此观点鲜明、角度多样的阐述还是首次。按照日本社会的舆论现状，对于如此评论昭和天皇的书，右翼文人和保守媒体往往不会坐视，然而这次似乎有些例外。对此，有日本学者分析说，主要原因是因为此书作为实证史学著作，作者的观点和结论均基于第一手资料，而且作者立场公允，叙述客观，无懈可击。用事实说话，用史料说话正是此书的最大特色。全书50万字，其中12万字是对引用资料的注释和说明，可见作者治学之严谨。
比克斯教授在日本一桥大学研究生院任教时，我有幸作为他的学生接受他的指导。当我们向他表示想把《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时，他说：“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比克斯教授所言，也正是我和孙盛萍决定翻译此书的初衷。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为国内的日本史学者介绍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参考书。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准确地传达作者的意思和史料的原貌，我们对作者的表述基本上采取了直译的方法。而对书中引用的大量日文资料，则采取了直接从日文翻译的方式。这样做避免了从日文到英文，再从英文到中文的转译对原文造成的偏离。另外，对书中所涉及的日文史料、史实，也都进行了核实。在参照原始资料和本书的日文版的基础上，并征得作者同意，对原著中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做了订正。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多方面的协助与支持，他们对于此书的翻译出版至关重要。首先，要感谢决定出版此书的新华出版社。还要感谢我的导师、日本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吉田裕教授。他负责审译了此书的日文版。在他的理解和协助下，查找日文原始资料以及史实核对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有关日本皇室资料的翻译上，我们得到了友人槺局曳蚍蚋镜奈匏桨镏绕涫菢本夫人高深的日本语和日本史造诣，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古典日文和有关皇室资料的读解问题。还有东海大学名誉教授河上民雄先生，每当我们向他请教日本军事史问题时，总是能够得到完美的回答。在此，我们向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虽然那场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战争并没有远离人类。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战火在世界的某地燃烧。在战争与和平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课题的今天，分析战争的产生以及战争责任之所在，是防止新的战争产生的必要条件。我们向正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比克斯教授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王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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