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对于开设懋勤殿和聘请伊藤博文都十分有兴趣。开懋勤殿可以继续推进官制改革，而聘请伊藤博文，对光绪来说似乎也是没办法：一场他亲自发动的变法，本国人不支持，请不动本国人，就只有去请曾经的仇敌日本人吧。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能让伊藤博文参与，等于取得了日本和英国的强力支持，对自己和对变法都十分有利！
只可惜慈禧比他更精，正是伊藤博文的原因让慈禧严厉地拒绝了光绪开懋勤殿的请求。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光绪皇帝受了一点打击，写密诏给杨锐，接受杨锐的建议，第二次命令康有为离开北京。而老康他们按原计划实行围园杀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直到袁世凯进宫请训完成。
而在这些天里，拿伊藤博文来炒作变法的气氛更加狂热，马上就有人上奏称仅仅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是不够的，应该让他担任“相”（国务院总理），然后再有人认为这还不够，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国际友人的作用，清、日两国，或者干脆清、日、英、美四国应该成为一个“合邦”，大家结成同盟，亲如一家，那些外国人也就会真心出力，事情也就好办了。
这些消息严重地震动了颐和园里的慈禧，她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恐惧！
·慈禧的恐惧·
在慈禧看来，伊藤博文不过是一个探路者，如果变法派和皇帝认为日、英两国真心来帮助清国搞变法，或者真的会与清国结成盟国，那真是太天真了。与俄国结成同盟《密约》的合同就摆在她的床边，没有人比慈禧更清楚，跟这些列强的“合邦”或者同盟，实际上只是会让朝廷接受别的国家的控制，与俄国结盟就是最好的例子。日、英两国只不过也想和俄国一样，试图来渗透势力，捞点好处，甚至控制朝廷。
如果光绪真的采纳这些人的建议，朝廷的外交政策就要做出重大调整，慈禧将不得不承受来自俄国方面的巨大压力，但这还不是她最恐惧的。
她最恐惧的是：至少目前为止，日、英两国的势力并不支持她。这跟俄国很不一样。
对于慈禧她老人家来说，只要有一支还听她话的军队在，国内的人包括皇上再怎么玩，她都还有信心掌控，所以她基本可以在朝廷一手遮天，指东打东，指西打西。变法期间看似光绪当家了，实际上光绪如果采取什么慈禧不能容忍的新政，任用不能容忍的大臣，她发句话即可，光绪就得马上去办——就连翁同龢这样的军机大臣，都是她下一道懿旨就给免职了，但慈禧也有她害怕的东西。
她唯一惧怕的就是外国人。“只要不涉及洋人，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这是老人家的公开名言。
如果说之前的权斗，不论如何你死我活，都还是窝里斗，慈禧对掌控局面还有很强的自信，那么，她现在很是担心一个她搞不定的外国势力的介入将是对她权力安全的极大挑战，她只能认为到那时自己对朝廷的控制也就到头了——搞不定的外国势力会搞掉她至高无上的皇权。
这是她真正惊恐的地方。
甚至问题的严重性不止如此。在心腹奕劻等人看来，这还将是一场“和平演变”，一旦按明治维新的模式走君主立宪，朝廷权力无疑会被转移到新兴的汉人手中，而那些人只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政治煽动家，比如老康。到那时，连光绪皇帝也会被架空，列祖列宗的江山就要变色，朝廷就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与改朝换代已经没有两样了！
是啊，这个问题慈禧也不得不考虑。变法的初衷之一是抓紧皇权，而不是要丢掉皇位！
一直以来，慈禧对变法有一定程度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她认为还能对朝政控制——大权还在她之手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列祖列宗的江山不变色——还是爱新觉罗家天下的基础之上的。而光绪这小子玩着玩着，似乎也把自己给玩进去了，难道他忘了他还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就算站在变法的角度，朝廷需要伊藤博文这样的人，但不需要伊藤博文本人。
“我必须要去管一下了。”慈禧对自己说。
而颐和园里就已经是一片热闹。当变法派们利用伊藤博文狂热地制造舆论之时，意识到权力危险的王爷们和大臣们纷纷涌入颐和园，他们开始反击，上奏折的上奏折，哭诉的哭诉，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太后您老人家不出山已经不行了。
·李鸿章的反击·
首先做出反击的是李鸿章。与俄国的《密约》是他亲自签的，一旦朝廷转向日、英，他不仅将彻底遭到排挤，从此靠边站，而且还将遭到调查和清算。
替李鸿章出面的，是一个叫杨崇伊的人，这个人不仅是朝廷御史，还是李鸿章儿子的亲家，他给慈禧上了一道奏折。
这道奏折的核心意思是：形势严峻，皇太后，请您老人家即日起开始训政吧。
而另一伙人开始哭诉，等终于哭完后，擦擦眼泪给太后讲了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皇太后您危矣！日英两国已经联手，在必要时候，会用武力支持伊藤博文掌控清国朝政，再扶持变法派上台，建立亲日英的傀儡政权。传言康有为已经蛊惑了伊藤博文，请伊藤博文命令天津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送上军舰。伊藤博文同意了，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光靠你们说的这些日本还无法行动，必须在皇帝接见我的时候，亲口向我提出这个要求。
按照这伙人的意思，慈禧不仅要立即临朝训政，而且还要废去光绪皇帝。因为康有为“很可能得到了皇上的授意”。
在伊藤博文进宫之前，康有为是去拜访过他（跟皇上没有关系），而伊藤博文的日记里并没有留下上述内容，所以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在造谣。但是，日记里没有公开记录并不等于这件事没有发生，因为从种种迹象上看，凭空捏造这个谣言也很有难度。康有为既然可以利用袁世凯在京城制造混乱，也可以利用日本人，这不过是日本人版的“围园杀后”，看来老康为他的计划设计了袁世凯和伊藤博文的“双保险”。
康有为啊康有为，你真行。
慈禧对这个谣传是半信半疑的，不仅因为现在京城里到处是谣言，而且因为她对造谣的这伙人并不信任，这伙人貌似忠心，掌握大权，却并不在慈禧的信任范围之内。他们将很快露出自己的面目。
对于谣传，她需要证实，不信谣，不传谣，这也是一个统治者的素质。但是对于光绪即将接见伊藤博文，她必须监控。局势已经到了十分紧急的关头，如果她再不出手，向日、英等国证明只有她才是严格控制这个国家的主人，以此绝了列强们蠢蠢欲动的那颗心，一切都将变得无可挽回！
所以，必须赶在光绪和伊藤博文见面之前，从颐和园回去看一下情况。
慈禧并不知道，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变法无疾而终·
按照总理衙门制定的时间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这一天是9月20日，在接见入宫请训的袁世凯后，他将和伊藤博文会面。
9月19日，慈禧从颐和园动身，回到了皇宫。
袁世凯的猜测没有错，光绪接见他时，御座背后，坐着慈禧派来监听的太监。
接下来接见伊藤博文，慈禧亲自坐到了御座后面。
9月21日凌晨，光绪被太监从龙床上叫起，来到大殿，去参加一场政治高层的小范围会议。
他是来参会的，也是来听训的，说直白点就是来挨骂的，因为他已经犯了错误。
大殿上灯火通明，慈禧坐在御座上，满族王爷、军机大臣等朝廷高层站在一侧，只有光绪孤零零的一人跪在另一侧。
慈禧开始了对光绪暴风骤雨般的痛骂。
光绪又变回了那个惊恐的小孩，只敢跪在地上，偶尔心急争辩几句，但一切无济于事。
骂完了，出完了气。王公大臣们向慈禧跪下，高呼：“恭请太后临朝训政！”而慈禧没有说话。
沉默，这个时候绝对要保持沉默，一定要有风度地沉默。
“请太后临朝训政！”光绪微弱的声音传来。
是啊，这话必须等皇帝亲自开口说啊。
结束了。在一场政治高层的小范围会议之后，一切都结束了。慈禧宣布，因为光绪还不足以担当国事，她将重新出山，采取临朝训政的方式来亲自指导光绪处理以后的朝政。
虽然过去很多的书中都把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称作“政变”，但从种种迹象看，这实在不能称作“政变”，权力本来一直在慈禧手里，只不过以前是在风景优美的颐和园，通过光绪的“事先请示和事后汇报相结合的制度”来遥控，现在换了一种方式，以后需要亲自来办公室上班。
对于光绪来说，这对他也改变不大，甚至还可以说是更好，反正以前要请示汇报，现在换成当场指导，不用辛苦跑颐和园，更好。
如果光绪夺权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政变嘛。
朝廷最高层（宫廷里）的权力斗争终于取得了平衡，皇帝没有多大的损害，太后没有多大的损害，大臣也没有多大的损害，热闹之后，一切照旧，朝廷继续运转。然而政变没有发生，变政却是实实在在发生了，光绪既然犯了错误，那么他推行的变法自然要停止，在宣布变法开始后的103天里颁布的大部分政令要废除，朝廷的大政方针又将回到老路上。只有那曾经令多少人热烈讨论、欢欣鼓舞、雄心万丈的变法，真正受到了损害。
而虽然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称不上政变，朝廷内部却一直存在着一个政变的图谋，主导他们的正是那伙一直在造谣的人，一群特殊的人，关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图谋，我们将在接下去的故事中揭晓。
步兵统领衙门接到了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的命令。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而且以前“屡被人参奏”，即行革职捉拿，交刑部按相关条律治罪。至于康广仁的罪名，因为他是康有为的弟弟。
南海会馆里只抓到了康广仁。9月19日，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第二天，康有为在安排好一切后，终于乘火车去了天津，然后在天津乘轮船去上海。在上海，康有为并没有能够上岸，听到消息的英国人将他从船上截下，送往香港。为了防备朝廷大内密探的刺杀，康有为被英国方面安排在皇家香港警察署里居住，躲过一阵时日后，他将去日本，开始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活。
康有为终于用这种方式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朝廷的政治舞台，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在海外的场合了。
康有为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有惊世的野心，也能勇敢地立于时代潮头。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变法的“激进派”，但所谓“激进”和“稳健”有时也是很模糊的，也很难去把握这个度，稳健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保守，激进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勇敢。事情做成了可能被认为是稳健，没做成又可能被认为是激进。只是，理想激进一点没有关系，但做事情是不能也无法激进的，因为它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过程，做事情的激进，恰恰是骨子里害怕作长期努力和长期斗争的准备。
而当这些事情是百姓的公共事务——政治时，更需要用程序的正当和正义来保证结果的正当和正义。康有为的很多想法，看上去是都是创新的“建设性意见”，而实质上也只是他翻翻书本、拍着脑袋想出来的，没有经过大范围的征求意见和讨论，没有重视其他人，甚至没有经过自我的科学论证，就急于出炉，这又和以往官僚集团的人治并没什么区别，反而陷入搞阴谋搞党争的嫌疑。
由于不懂得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康有为始终没有跳出自己的世界。他一直沉浸在自我悲壮的角色里，他把自己当作民意的代表，而且是唯一的代表，在康有为看来，似乎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反对变法，只有他在为了天下苍生而奔走呼号，受苦受难。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加上那惊天的野心，很容易做出极端的举动来。
康有为喜欢利用媒体，这本来是一种相对于旧时代的“现代化”的行为，但是老康的利用媒体也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目的的炒作，而没有真正把媒体纳入到普及变法常识，进行“现代公民意识”启蒙的作用中。这一切其实还是来自于康有为对于“现代”并没有深入的认知和了解，他的头脑仍然是旧式的，只不过比那些更旧的新了那么一点点而已。
多年以后，在变法期间被光绪接见过的另外一位大知识分子严复，评价起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
而康有为的可贵或者可爱之处在于他的坚持。他是作为一个斗士横空出世的，他一直在战斗，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不为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所动，如泰山般屹立不倒。流亡海外后的康有为以光绪给杨锐密诏为蓝本，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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