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员将在这里接受各种间谍技能培训，学制三年，毕业后在清国实习一年，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间谍。
当他们毕业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894年，清日战争即将打响，他们中的优秀毕业生得到了睦仁的亲自接见。然后，这些人从上海直接潜往天津、威海、旅顺、大连湾等地，为日军作战先期收集情报！
直到这时，这些人员仍然没有日本军队的正式编制，他们仍然是日军的“编外人员”，虽然他们担负的是最危险和最艰苦的工作，但日军军费紧张，军饷只能发给直接战斗的人员。对于这些人，强调的是“无私奉献”，而所有人仍然没有怨言，带着他们“神圣的目标”消失在清国大地。
从为清日战争作早期准备到直接培训间谍服务于清日战争，开创了日本间谍工作的一代大师荒尾精的传奇生涯结束了。而他的结局是比较悲惨的，在日军攻下台湾后，荒尾精想到这块已经变成日本宝地的美丽岛上去走一走，看一看。1896年，荒尾精来到了台湾，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比他更精更可怕的东西——老鼠。荒尾精感染鼠疫暴亡，终年37岁。
荒尾精的一名学生即将接过他的大棒，将日本对清国的间谍工作推向另外一个高潮！如果说荒尾精是间谍中的战略大师，那么这个人就是间谍中的先锋猛将。
·日本间谍史上最杰出的天才·
在日本参谋本部清国课培训的第一批间谍中，除了荒尾精，还有一个叫宗方小太郎的人。这个人成为间谍天才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从外形上看，他和一个真正的清国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他常年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华语竟然说得比一些清国人还要流利。
宗方小太郎被誉为日本间谍史上最杰出的天才，至今仍有很多日本人去他的墓地“朝圣”。
当荒尾精筹备汉口乐善堂北京和天津“支部”时，受荒尾精派遣，宗方小太郎成为北京这个最重要的支部的负责人。北京崇文门外一家眼药水店就成为收集清国京畿地区重要情报的中心，而宗方小太郎就是这里的领导人。
和荒尾精那种“大师”级的行事风格不同，宗方小太郎更喜欢自己冲锋陷阵。他曾经以“留学生”的合法身份周游清国北方各省，竟然沿着渤海海岸线，徒步从山海关走到大沽口，一路侦察清国海军沿海防御设施，为日本舰队寻找理想的登陆点。清日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提出了从陆海两路包抄攻占旅顺的计划，这一战术被大山岩的第二军实现了。
而宗方小太郎更疯狂的举动还在接下来的事情中。
1894年6月，清日战争即将打响，宗方小太郎认为收集北洋舰队的情报极为重要，他先是来到了靠近威海的烟台，后来发现此地还是不甚理想，就直接潜入威海军港，收集北洋舰队和威海陆路炮台的第一手情报，通过上海中转，源源不断地发回参谋本部。
在清日战争打响后，在清国境内的日本侨民开始撤离，而此时的宗方小太郎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留下。
为了防止被捕后将间谍网暴露，他做好了一旦被捕就能迅速销毁情报并自杀的准备。
冒着随时被暴露的危险，宗方小太郎竟然又潜伏了一个多月，而正是这冒着生命危险的潜伏让他成功收集到了清日战争中日本最重要的情报之一：9月15日，北洋舰队护卫运兵船前往大东沟前，宗方小太郎成功地刺探到了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和目的地，他把这个情报发给了参谋本部，得到情报的联合舰队由此前往大东沟海域搜索，大东沟海战由此爆发！
在从烟台发出这个情报后，宗方小太郎开始撤退。而这一次，危险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宗方小太郎的情报是通过上海中转的，而上海当局已经截获了他之前的两封谍报信，随即向上海和烟台发出通缉令。通缉令到达烟台前，嗅觉灵敏的宗方小太郎已经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但他可疑的行迹终于引起了清国密探的注意。他们一路尾随宗方小太郎上了船，而宗方小太郎镇定自若，用流利的华语不停地与船上相识的清国人攀谈，终于躲过了一劫。船到上海时，上海密探上船了，正举着通缉令到处捉拿！此时的宗方小太郎似乎只有等着被捕，然后被清国朝廷千刀万剐（凌迟）的命运。
多年的间谍生涯让宗方小太郎拥有极为出色的心理素质，他仍然表现得很镇定，用易容术变装换貌，然后利用多年反侦察的经验，混杂在旅客中溜之大吉，从上海坐上英国客轮成功地逃回日本。宗方小太郎回国后，被直接接到了广岛大本营，在这里等待他的人，是睦仁。
睦仁在这里亲切地接见他，嘉奖他的“惊世之功”。
·重要的间谍中心——日本驻北京公使馆·
除了这些“编外”的间谍人员，在山县有朋派出12名军官之后，日本陆海两军也多次派出在职军人前往清国潜伏，实地勘测军事情报。
1886年，日本海军部派出的一名海军大尉前往清国了，他化名为关文炳，装扮成一名清国书商模样在天津开了一家书店，而他选择书店的地点很特别——开在了李鸿章直隶总督衙门旁边。
当时的李鸿章正指导威海军港的建设，每当威海有人来总督衙门办事时，关文炳就想方设法与他们攀谈，套取情报。然后一路尾随着他们来到威海，详细侦察。
通过无数次反复的勘查，关文炳和他的谍友绘制成了一张详尽的威海军事地图，在这张地图上面，不仅威海的军营、村庄、道路、炮台、溪流、水井标示得清清楚楚，甚至连树木都标示清楚，后来山东作战军进攻威海时，他们每个指挥官的身上都携带了这张地图！
而作为海军军人，关文炳还实地寻找和侦察了威海周边日本舰队可能的登陆点，他沿着海岸线一路摸索前进，最后写成《关于威海卫及荣成湾意见书》，其中有一条“进攻威海卫必先取荣成湾为基地”，这就是在开战后，日军山东作战军轻而易举地选择了荣成湾作为登陆点的由来。
关文炳后来出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由一线转往幕后，而在他的麾下，又有一名重要的间谍出场了，他就是石川武一。
石川武一从18岁开始就来到清国从事间谍工作了，出于间谍工作的需要，他刻苦学习语言，掌握多门外语，除了华语，还能流利地说英、德、法三国语言，关文炳将他派往天津，专门负责收集来自李鸿章直隶总督衙门的情报。
石川武一很快盯上了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棻，用一名日本妓女将此人成功色诱，为了泡妞的方便，刘棻让石川武一住进了自己的家里，两人结为“兄弟”。1894年7月，当李鸿章计划租用“高升号”等舰船向牙山湾运送援军和武器时，这个情报被石川武一从刘棻处成功截取。
从牙山湾到大东沟，清国两次海上运兵，都遭到了日本联合舰队的截杀，这就是谜底。那时候没有军事卫星，而这些潜伏的间谍，就是日军的卫星。
而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个级别非常高的军人觉得只在国内听取情报不过瘾，在1892年日本对清国战争的各项准备基本完成后，他决定亲自前往清国走上一趟，过过当间谍的瘾，同时也亲自核实收到的各类情报。
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陆军中将、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川上操六。
·日军副总参谋长亲自潜伏·
1893年，川上操六来到朝鲜，侦察了仁川、汉城，然后从仁川乘船到烟台，再到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天津，在这里，他住了下来。
在天津的川上操六密令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召集潜伏在华北地区的所有日本间谍人员分为两组：一组从山海关陆路徒步走到天津，沿途核实清国陆路军营、炮台、道路情报；另一组走海上，从塘沽乘帆船沿海岸线一路北上，沿途核实清国海防情况，并为日本舰队寻找一个可以直攻北京的登陆点。船上的这些人每天只能航行几海里，因为每发现一个可能的登陆点，他们都要下水去摸，记录海底是泥沙还是岩石，有没有暗礁。
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期间，川上操六自己也没有闲着，他摸进了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武备学堂刺探情报，还爬上了北塘炮台，查看炮台状况，北塘炮兵甚至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做军事演习。
在核实了所有的情报和过完做间谍的瘾后，川上操六安全地回国了。一名副部长级别的军官在眼皮底下潜伏了一个月，李鸿章没有丝毫的察觉，清国其他政府部门也没有丝毫察觉，当清国朝廷高调地说要防备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并没有言语上的回应，却开始了暗中的潜伏！
·清国之败，败于全民腐败·
清日战争中日本间谍的故事基本讲完了，其实精彩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大家熟悉的战前日本早已经截取了清国驻日本公使馆电报密码，总理衙门和公使馆之间的往来密电全部被日方破译，使得清国在战前的外交斡旋上极为被动。日军获得密码的方式可以用我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词来概括——钓鱼法。
日本外交部先用完整的中文向清国驻日本公使馆提交外交文件，使馆工作人员正好觉得这很省事——如果是日文还要翻译，于是他们把这个文本用密码向总理衙门发出，而日军用预留的中文底稿一比对，密码就这样被破译了。
真是防不胜防啊。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只要他们处心积虑，这是很可怕的。
而接下来要讲述的，是揭开之前那个问题的谜底了：除了军事方面的原因，清国为何会如此溃败？
日本人早已给出了他们的答案。正是因为有这份答案，日军才敢以八万兵力去赌清国的百万之军，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不顾一切地要打进北京！
回到日本的宗方小太郎在接受睦仁的接见后，他找了一个安静的住所，开始整理他在清国潜伏10年的情报，他把这些情报写成了两份总结性的报告。
在第一份总结性报告中，宗方小太郎强烈反对当时欧洲人正在鼓吹的“清国威胁论”，虽然清日战争刚刚打响，但他预言清国一定会失败：“天朝（指日本）加兵之日，亦是胜利即来之时”。
原因是：“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
宗方小太郎分析，洋务运动后，清国虽然在表面上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腐朽的风气源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所追求不过金钱、享受之事。在此风气之下，每个原本有良知的人都是可能的腐败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而清国的问题正是“人心腐败已达极点”。
1893年，清国政府公布的全年财政收入约为白银8300万两左右，根据实地调查，宗方小太郎对这个数字持有强烈的质疑，因为调查的结果是：清国老百姓实际缴纳的数额是这个数字的至少四倍以上！也就是说，还有巨额的税收被地方官和各种利益团体贪污截流了，那些数目巨大的大头一分钱也没有入国库。
朝廷实行的征税政策是任务制的，在每一个年度，各省必须完成一定数额的税收，而地方官在完成这个任务后，就开始了巧立各种名目向民间乱收费，这些钱自然就落入了他们的腰包。
因此，清国的老百姓虽然明明多交了税，多创造了财富，国家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富裕起来的只是各级官员，在“官富”之后，他们结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对影响他们进一步发财的政策进行明违暗抗。
利益集团最终给朝廷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损伤。宗方小太郎总结道：清国的政局表面上皇权一统，实际上却是政令无法出皇宫，统治者高高在上，与人民却是“上下隔阂”，“朝廷即使想施行仁政，美意也不能贯彻至民间”。不仅美意无法到达，相反，由于在各地金钱可以买通法律，受到盘剥的普通百姓即使想申诉也无路申，民怨积压很深。
久而久之，清国社会出现了全民腐败成风的现象。这几乎是所有在清国的外国人的共识，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写给美国总统的密信中就说，清国朝廷几乎已经到了“无官不贪、无事不贿、上下相欺、官民互骗的地步”。宗方小太郎认为这比朝廷政策失误还更可怕，政策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全民腐败必使国家元气丧亡消尽——
“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而清国虽然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军备薄弱、民心涣散，却又在“虚张声势”。宗方小太郎认为，清国绝对不能称为“真正的强国”，因为这个国家的圣人孟子早就说过——“上下交征利，则国危！”
“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清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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