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 第53部分

古来皇帝里，这近乎绝无仅有。大多数皇帝无所作为，只顾玩乐；少数有作为，办了一些实事。嘉靖不属于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他有作为，却对“办实事”不感兴趣，所谓的“作为”全部集中在思想意识形态或者说虚文浮礼的领域。他在这方面花的工夫和取得的“成就”，超过帝制史上任何一位君主（即秦始皇以来，以前的周文王不在此列）。

嘉靖的努力，不全出于想名留青史一类的虚荣，他其实有很实用的考虑，或者说逐渐发现“务虚”而不“务实”，对于驾驭群臣、抬高自己的权威，好处甚大。纵观整个明代，做皇帝做得最轻松，最游刃有余，数他朱厚熜。

他在三十多岁上退居西苑，到六十岁死掉，这样漫长的时间，一直不曾亲理朝政，但他居然从来未尝失去对局面的控制。从他本人的行迹来看，他绝对可以算是一个荒嬉的皇帝，可是，居然没有什么人能够钻他的空子，无论内官，还是外廷，都不曾出现奸雄级的人物（包括那个在史家夸大其词下被说成大权奸的严嵩，关于此人，我们后面将专门谈论他）。这简直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根本原因，即在嘉靖以心驭人的绝招。这是他经过“大礼议”和更正国典等一系列思想意识形态交锋的锻炼，摸索并总结出来的一种统治术。统治后期，他表面上过着隐居生活，对朝政撒手不管，也不见其人，可实际上这是一种心理战，外面有个风吹草动，从逃不出他的耳目。群臣完全猜不透皇帝在想什么，反而小心翼翼。

他的心术统治法，最典型的表现，是“青词”。“青词”，是道教用于祭神的骈俪体表文｛45｝，以朱笔写在青藤纸上｛46｝。嘉靖躲在西内崇道，经常设醮，让大臣们为他撰写青词。他对这件事的运用，继续贯彻了统治前期在儒家礼仪问题上的“政教合一”思路，也即，既是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写得好，称旨，就给予政治信任，否则相反。此时的几个重要大臣，夏言、严嵩、徐阶，都经常为他写青词，其中严嵩提供的青词——不少出于其子严世蕃之手，世蕃人虽不堪，却是少有的语言奇才——尤能博嘉靖欢心，所以也最受信用。有人于此道不通，写不了，或能写却写得不好，竟被削职为民，如驸马邬景和、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等，都是如此下场。反过来，嘉靖自己也经常以青词来代替谕旨，语意晦涩，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他这么做，是故意的，除了借以测验臣下对于他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持何态度，也专门造成一种令人犹疑不定的心理，平添别人的畏惧。

嘉靖与明代士风

帝制时代，政治是否清明，跟士风相当有关系。

一般人对明代士风的印象多不太好，觉得士人当中盛行享乐主义，嫖妓、搞同性恋、拿女人三寸金莲的小鞋子行酒，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金瓶梅》出现以后，色情文学在明代甚嚣尘上，可以说是历来所无；虽然这些小说前面往往冠冕堂皇地加上一篇劝诫世人当心色魔伤身的序文，却遮掩不住作者对纵欲贪欢的欣赏，每个读过这种作品的人，都难免会想象明代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当时流行所谓“名士风度”，也很出了一批这种放浪形骸的名士，从王世贞、屠隆到秦淮河畔的钱谦益、冒辟疆、侯方域，以及李渔、张岱等，或浅或深，都染上了这种习气。除了行为有失检点、不够端正的情形，更糟糕的是很多士大夫人格低下，卖身求荣，摇尾乞怜，助纣为虐，无所不至。魏忠贤身边就有一批这样的士大夫，他们的无耻，竟到了甘为阉宦儿子、孙子的地步。宗臣的名篇《报刘一丈书》，里面描述了一种朝夕候于权者之门，厚颜巴结显贵的人，这种人在当时显非少数，凡读过此文者，对明代士风都将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鄙夷之意。

有个具体例子，大书法家董其昌。此人官做得很高（礼部尚书），艺术成就更冠绝一时，所创“董体”秀美温柔。倘依着“字如其人”的老话去揣想，谁都无从设想现实中他会是比南霸天、周扒皮坏上百倍的恶霸。而事实上，董其昌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流氓。他退休后在松江乡下，“倚势横行，民不堪命”，劣迹累累，仅因一件小事便纵喝豪奴毒打生员陆某，犹未尽意，复将其妻母掳来府中，“大都剥裤捣阴，四字约而概矣。打后大开重门，祖常【其昌子】南坐，对众呼为榜样【谁再敢……瞧瞧这便是下场】。复将诸妇，舁入坐化庵中，泥涂满面，上无蔽体之衣，血流至足下，乏掩羞人【疑为“之”字之误】布。观者摩肩，人人发指，咸谓董氏之恶至此极矣”。民众约齐告到官府，不想董其昌早将官府打点，于是民怨益甚，到了第五天，终于激成大乱，十余万松江百姓聚结董府之外，人山人海，骂声如沸，投砖扔石，最后放起火来，大火彻夜不休，董家豪宅付诸一炬。乡里人给了他这样的评语：“吾松【松江】豪宦董其昌，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交结奄竖已屡摈于朝绅，纳苞苴复见逐于楚士”，“欲壑滋深，惟图积金后嗣；丹青薄技，辄思垄断利津”。｛47｝

单看这些，明代士风之坏，似乎是不可收拾的。

其实，明代士风本不是这样子。我们虽不能简单以“好”“坏”来形容，却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跟过去历朝比，明代士风算最端正的。由于儒家思想权威在明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士大夫的精神是历来最正统的，士大夫之间，砥砺名节是普遍的风气，对于刚直不阿、勇于任事、杀身成仁这类品格的追求，相当热诚。加上开国时期朱元璋用极严酷的手法整饬吏治，明代士大夫很长一段时间里鲜见贪黩之徒。永乐篡位，大杀忠正之士，对于士风虽然有所斫伤，不过根基尚未动摇。所以，我们才得以看见从方孝孺到于谦，以至于正德年间刘健、嘉靖初年杨廷和这样一代一代绵延不绝的刚毅清正的士大夫代表人物，他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身后都站着一大群禀持同样精神与原则的同事与同志。而相反的，逢迎拍马或明哲保身的情形，非常少有，偶有这种败类，也举朝侧目，使其无地自容。例如成化年间的大学士万安。武宗皇帝那样荒淫，但身边的追随者，那些济恶之人，要么是内竖武夫，要么是伶人番僧，没有一个文臣肯与之为伍。到严嵩之前，明代士大夫中间也不曾出过一位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的大臣，倒不乏韩文那样去职之时行囊空空的例子（韩文丢官返乡途中，刘瑾令侦卒暗相刺探，希能发现不利于韩文的证据拿回问罪，但韩“止乘一骡宿野店而归”，刘终无所得）。其实，即便到士风几乎烂透了的天启年间，明代士风的深厚传统也仍有极耀眼的表现，在杨涟、左光斗身上，以及魏大中、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等许多人身上，硁硁自守、刚劲肃如、忠义自命的风范，较诸方孝孺未尝逊也。

所以，我对明代士风有三个基本的看法：第一，跟历朝相比，它不仅不算差，总的来说还属于更端正一些的；第二，从它自身来看，的确有变化，从比较端正变得比较丑陋；第三，这种变化由累积而成，但嘉靖朝无疑是一个转折点——由嘉靖朝起，士风转向堕落（虽然仍不乏忠介之士），复经万历、天启两朝，而至不可收拾，明朝亦随之败亡。

为何说嘉靖年间是转折点？通览一下明朝历代政坛和士林风气，会明显地看到，正自此时起，正气下降厉害，邪气上升严重，形形色色的“小人”开始层出不穷。以往政局之坏，除去皇帝本人的因素，十之八九都坏在宦官、外戚、特务、近幸这样一些人手里，嘉靖朝则很不一样。以“阉祸”为例，宪宗以来直到明季，几乎代代都有为恶甚巨的大宦官出现，独嘉靖朝是个例外。嘉靖年间政局基本上由文官政府掌控。这一时期虽也诞生了自己的反面明星，但他却非汪直、刘瑾、魏忠贤一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严嵩。知识分子严嵩能超越一帮“传统坏蛋”脱颖而出，是有象征意义的，意味着士大夫或者说儒家官僚这个集团，已经开始质变。

然而，主要责任不该由士大夫阶层承担，尤其不该由个人承担（我是指严嵩）。在专制体制下，“一”即为最大数，民众虽广，却兆亿而不能抵其一。这个“一”，就是独坐于权力最顶端的皇帝陛下。如果在民主政体内，他这个“一”至多只是个“一”，与千千万万个“一”相平等；但在专制政体下，却完全颠倒过来，千千万万个“一”加起来，也休想和他这个“一”相等。人民如此，官员其实也一样，再高的官儿，在皇帝面前，还不是一颗被随意吹来吹去的尘埃，除非专制统治衰象已现。只要它还稳固，就永远遵循这条法则：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嘉靖与宦官的关系，不像明朝大多数皇帝那样迩密，事出有因。

首先，与他的出身有关。明代的正式皇帝中，他是仅有的两个以外藩而践祚的人（另一个是以武力篡权的成祖朱棣）。跟通常长于东宫的袭位者不同，嘉靖在紫禁城就像半路出家的和尚，无根无柢，没有打小陪伴长大、可寄心腹、离不开少不了的太监。这是他得以未蹈倚用宦官旧辙的直接原因。

其次，他也用不着。不要忘记，嘉靖的个人权威，是通过与士大夫集团十余年的拉锯战，树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专攻士大夫的命门，瓦解其精神优势，颠覆其文化领导地位，从而取得彻底胜利。当他从思想上击溃士大夫阶层之后，后者在他面前已完全缴械投降。因此，驾驭士大夫正是嘉靖最大的成功之处，他可以很好地控制这些家伙，根本没必要去依靠另外一些人，利用别的力量来抵消和抗衡士大夫阶层的力量。

他所须做的，只是使自己的驾驭技巧更加纯熟老道，使游戏的玩法更加游刃有余。

他借“大礼议”，向士大夫明确发出信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几位支持他的干将，张璁、桂萼、方献夫，都飞黄腾达，三人均位列九卿（尚书），均入阁参与机务。而反对派，辞职的辞职，罢免的罢免。这还不算完，嘉靖七年六月，嘉靖以胜利者姿态发布敕旨，实际相当于一份“奸党榜”，里面开列了主要的反对者名单，数其罪过，并宣布最终处罚。对于“首恶”杨廷和，指责他“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约而言之，就是把自己凌驾于皇帝之上。嘉靖恶狠狠道，杨廷和之罪，“法当戮市”，但他决定宽大处理，将其革职为民，从统治者阶级中驱逐出去。其他几位大角色毛澄、蒋冕、毛纪等，革职，但保留他们使用原官职冠带的待遇（即所谓“冠带闲住”。毛澄已死，不在此列）。｛48｝

这对鼓励谀顺的确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且马上生效。张璁等人的发迹史，对儒家官僚体系的许多边缘人物，构成重要启示：只要揣摩好皇上的心腹之事，满足他的心理，就可以找到升迁捷径。一时之间，此辈竞起邀功。翻阅史料，会很有趣地发现，迎合嘉靖、积极建言的人，几乎咸系下级官员、地方小吏、退休赋闲人员或曾受过处分的丢官者，如听选监生、致仕训导、革退儒士、府学教谕等。《万历野获编》为使他们的事迹不被埋没，特地在“嘉靖初议大礼”这一条中“略记于后”。被提到的有：历城县堰头巡检方濬、致仕训导陈云章、革退儒士张少连、教谕王价、原任给事中陈洸、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光禄寺革职录事钱予、致仕县丞欧阳钦、光禄寺厨役王福、锦衣卫千户陈升、湖广璧山县听选官黄维臣、广平府教授张时亨等。把这份名单从头看到尾，眼前很难不浮现一幅“小人物狂欢图”（里面甚至有个厨子也赶来凑热闹）。

上述诸人，有不少在进言之后官复原职，甚至得到提拔。嘉靖的做法，不唯给希意干进之人打开方便之门，更主要的是，等于明白无误地对全体儒生阶层表示，在“君子”与“小人”之间，选择后者会比较有好处。

后来，这努力终于收获了一个最极端的“先进典型”，此人名叫丰坊。说起此人，他一家跟“大礼议”有着极不寻常的渊源。当年左顺门请愿事件中，他的父亲、翰林学士丰熙是骨干分子，“率修撰杨慎等诸词臣，于嘉靖二年，痛哭阙下，撼门长跪，力辩考兴献之非”｛49｝，随后遭受廷杖，“濒死”，捡了条命，下狱，流放。到嘉靖十六年，圣旨特赦当年因抗议而被流放的诸臣，“独丰煕、杨慎等不宥”，同年丰熙死在流放之地。丰煕是这样一个精忠之士，丰坊自己在左顺门事件中，曾随父伏门跪哭，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