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待别人轻视他,自己先作践自己。你士大夫不是老跟我提什么祖训、什么“君君臣臣”吗?我不要这“劳什子”,脚底抹油溜出宫去,再给自己封个“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官职,成不成?不成,我再给自己改个名儿,我不用爹妈起的名字“朱厚照”,我管自己叫“朱寿”,成不成?——既然我是“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我都不是皇帝不是朱厚照,我都改名朱寿了,你们还跟我絮絮叨叨什么呢?
这么匪夷所思的损招,没人想到,只有朱厚照想到,不是他多么高明,无非是谁都不曾像他这般惫懒罢了。
但他绝非真的不要当皇帝了。他推开了皇帝的名儿,却对皇帝的实一点也不放松,牢牢抓在手里,这才是他最最无赖之处。
先皇三位顾命大臣,三个被撵跑两个,剩下的那个基本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朝廷所养专事挑刺儿的科道官,也在“奸党榜”打击之下惨遭重创。至于母后张氏,自弘治驾崩之后似乎就从历史记载中销声匿迹了,朱厚照身世悬案虽然再也不曾沉渣泛起,但显然这对母子之间只是维持着相安无事的状态,张氏大约只能在慈宁宫安享晚年,而绝不可能对正德皇帝行使什么母后的威仪。此外还有何人?那个可怜的年轻的夏皇后和沈、吴二妃?说实话,朱厚照不理她们,她们就该知足。
因此,就算大逆不道,谁又能拿他朱厚照怎样?
三十六计,走为上,咱不在乾清宫玩儿了。老祖宗、孔夫子老东西、那张硌得人屁股疼的硬龙床,全都拜拜……
瞧他替自己选的地方:既出了紫禁城以外,又与它紧紧挨着,咫尺之间,若即若离,似是而非。他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参透“边缘化”的好处与妙处之人。
他管它叫“新宅”{87},译作今语便是“新家”。一个“新”字,尽显他喜获重生的欣悦;而以此为“家”,十足反映出他对紫禁城的不认同,以及在这里才找到的自在与安全之感的内心。毫无疑问,迁出乾清宫,搬入豹房,对于朱厚照来说,具有一种打碎枷锁、翻身解放的“伟大意义”。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没有父兄管束,却拥有无边的权力和取之不尽的钱财,法律对他不起作用,道德和舆论也悄悄躲到一边……试想这样一番情形,休说朱厚照,不管什么人,哪有不堕落的?人性本恶,人类的向善意志,起因在社会。由于社会的形成,人类发现如果任凭每个人按其本性自由行事,只能不可收拾,所以必须立出一些准则彼此共同遵守,于是始有禁忌,进而发展成宗教、道德、伦常、规约、法律和制度,这就是所谓“文化”。其间虽然也存在公平问题,但出发点则的确在于克服人的恶的本性,寻求社会和谐。可以说,人类之建立自己的文化乃是出于被迫,不如此,人必定形同禽兽;而自有文化以来,人类就沿着理性亦即善的方向一直前行,不断改进自己的文化,更多地抑制恶,更趋近于理想的善。此即人类及其文明之向善意志的由来。但在文明各阶段,社会制度总有疏漏与缺陷,不能将恶杜绝,甚至局部会有对恶的纵容和鼓励。朱厚照就面临着这样的纵容和鼓励,尤其当原本用以防范的机制和环节出现问题而失效的时候,制度中所保留的恶便借着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兼皇帝的朱厚照,大摇大摆地满足了自己。
朱厚照的豹房生涯,充满暧昧、晦涩的色调。
每当我想象豹房的时候,脑海里浮出的是这样的画面:那应该是一处密室,昏暗、朦胧而幽深,屋子不小,却约摸只开设着一扇窗棂,天光从那里穿透进来,成为一道浑浊的光柱投射在地面;而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清晨时刻,在那光柱投下的地方,一个衣着华丽、满脸倦容的少年胡乱地躺在地上,他的头枕在另一个男人的怀中,此人年约三十,身体强健,却长着一副贪婪的嘴脸,即便在睡梦之中也仍能看出这一点;随着眼睛适应了屋内的昏暗,稍稍移动视线,我们很快发现,四周横七竖八还躺着很多人,都是随地而卧、毫不顾忌自己的姿势,就好像瞬间被人施了魔法而突然沉入梦乡,在他们身边到处散落着酒罐、酒杯,有的倾倒在那里,有的则摔成了碎片,果品也从案上滚落于地,一直滚到墙角方才止住……镜头再往上摇,我们会看到屋内摆放的一些奇特的木雕和悬挂着的绢画,甚至有直接绘在墙上的彩绘,那些雕像带着明显的宗教风格,绢画和彩绘几乎无一例外是春宫内容,满目唯见男女赤裸交缠的肢体。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有一幅彩绘,上面的女裸体一望而知并非中土人物,画法亦出自域外,那沉甸甸的乳房,纤细、坚实而又富于生命力的腰肢,丰硕的臀,粗壮和充满欲望的大腿,以及似乎在疯狂扭动的躯体,加上立体透视笔触营造出的极度写实的效果,足以让任何生活在16世纪的中国人魂不守舍!
上文提到豹房的那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名叫钱宁,后被恩赐国姓而叫朱宁。此人通过巴结刘瑾,被引荐给朱厚照,跻身御前红人之列,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让引路人刘瑾都有些黯然失色。他最后做到左都督,执掌著名的锦衣卫和诏狱,成为国家秘密警察头子,就像纳粹党卫军首领希姆莱。能武,是他得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朱厚照一生都对征伐冲杀之事抱有白日梦一般的理想,据说钱宁射术骄人,会左右开弓。但恐怕这并不是他在豹房大红大紫的根本原因。
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明史》语意悠长,读起来总感到有些弦外之音。其中说,豹房之建,便出自钱宁的创意:“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复诱帝微行。”{88}当其提出这建议时,究竟是如何向朱厚照描画豹房的享乐主义气息的,其细节很有遐想的余地。从上述一句,显然可以读出钱宁作为朱厚照豹房生涯的纵欲象征这个形象。随后又有一句:“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说两人在豹房睡在一起,且非偶尔为之,是经常如此,以至于百官都掌握了这样一个规律,每天早上只要看见钱宁的身影,就可以知道朱厚照已经起床。两个男人,行迹如此亲昵,一般人不单做不到,恐怕根本就难以忍受。个中隐秘是什么,史无明言,却又老在暗示着什么。当时有个叫王注的锦衣卫千户,活活将人鞭挞致死后逃匿,刑部于是发出紧急通缉令,钱宁却把王注藏在自己家,同时让东厂借故找刑部的麻烦,刑部尚书张子麟得知王注有此背景,赶紧亲自登门找钱宁解释,并立即将王案一笔勾销,事情才得平息。那么,钱宁缘何要如此保全这个王注?史家只说出寥寥四字:“注与宁暱【昵】。”昵者,亲也,近也。一般友情不足以称“昵”,哪怕好到两肋插刀的地步,也不宜以“昵”字形容——特别是两个男人之间。
不单是这个钱宁,豹房前后几代红人,跟朱厚照的“关系”都很可疑。后期豹房佞幸的代表人物——边帅江彬(也曾被赐国姓而叫“朱彬”),经过权力斗争,不单取代了钱宁的地位,也填补了后者与朱厚照的那种“特殊关系”。《明史》和《罪惟录》都明载,江与朱厚照“同卧起”{89},“帝宿豹房,彬同卧起”{90}。《明史纪事本末》用词最有趣,写作:“上御豹房,与江彬等同卧起。”{91}这个“御”字,有多解,其中,用在生活起居方面的时候,与男人的性行为有关。谷应泰是用曲笔在暗示什么吗?中国古代帝王“好男风”是有传统的,更不必说朱厚照这样一个喜欢猎奇、毫无禁忌的人。
豹房原本就是一个无所禁忌的空间,所有正统的通常的道德标准,在这里完全失效,荡然无存。不管朱厚照有何离奇嗜好,不管他想做怎样的人生冒险,都可以不受阻拦地去实行,并且绝对不会感到任何精神压力。从史料来看,朱厚照在豹房所表现和为自己选择的兴趣爱好,确实都带有某种异常的色彩。
史料屡屡提及,豹房建筑很重要的内容,一是状若迷宫、宜行暧昧之事的密室(“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92}),二是寺院。后者乍看起来有些奇怪,难道享乐主义者朱厚照同时竟会是虔诚的教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但他对于宗教的目的,不是清心寡欲,毋宁说恰恰相反。朱厚照对执戒甚严的中土佛教毫无兴趣,他为之着迷的乃是当时谓之的“番教”。而“番教”的诱惑力在于“有道术”、“能知三生”等浓厚的原始神秘主义色彩,尤其是它将性行为和其过程视为修炼手段之一,颇有秘诀用于研习,这最合朱厚照胃口。
《武宗实录》描述说:“上颇习番教,后乃造新寺于内,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93}又见那个“昵”字,这样的宗教场合究竟是什么气氛,一目了然。他迷得很深,在豹房“延住番僧,日与亲处”{94},“常被【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95},直到自封“大庆法王”,还指示礼部,往后“大庆法王与圣旨并”{96}。《罪惟录》的描述是:“时西内创立大善殿,番僧出入其中。金银铸像,彝鬼淫亵之状,巨细(意大小)不下千百余。金函玉匣所藏贮,名为佛骨、佛头、佛牙之类,枯朽摧裂,奇丽傀儡,亦不下千百片。”{97}想象一下这图景,既淫荡又恐怖刺激,也是古往今来精神空虚者的一致诉求。时下美国社会里的另类青年,不也热衷于稀奇古怪的邪教,来表示他们奇异的追求吗?所以换个角度看,朱厚照倒可以说是现代颓废派的先驱,玩的就是心跳。
近幸群小了解皇上兴趣所在,自然百方觅奇,以便邀宠。
有人就探得消息,锦衣卫有个叫于永的色目人,通晓一种有助性欲的“阴道秘术”。所谓“色目人”,是元代出现的对中亚、西亚乃欧洲诸多种族的统称。13世纪,随着蒙古大军西征,荡平今之土耳其、伊朗在内的中东、中亚一带,大量色目人被蒙古军队裹挟,其中一部分后来辗转到中国,并与蒙古人一道,居于元代统治阶层。元败亡之后,明朝对色目人实行严格政策,迫其汉化,所有色目人皆须放弃本名,而改汉名。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便是色目人,他的姓名是朱棣亲自为其所取。眼下说到的这个“于永”,显然也是后来起的汉名。
豹房里的淫靡,外臣早有耳闻,但他们无可奈何。皇帝有此嗜好,从来是天经地义的,不这么搞,反倒“不正常”——譬如朱厚照他爸弘治皇帝。不过,正德十一年,外臣们却有些不安了,起因是一个姓马的女人。
当时有一武夫,名叫马昂。我们最早见到这名字,是在正德二年。那年年底,《武宗实录》留下一条记载:“升指挥使马昂为署都指挥佥事,充大同游击将军。”这项任命没有别的背景,但我们要记住“大同”这个地名,以便弄清马昂后来是怎么跟朱厚照搞到一起去的。马昂做了几年大同游击将军,升为延绥总兵官,不多久却丢官,原因是“骄横奸贪”。丢官的马昂,在家好不郁闷,却忽地想起一个人来。你道是谁?恰是那个在豹房大红大紫的江彬。原来,江彬领兵应旨调来京城以前,官职就是接替马昂所任的大同游击将军。此时,江彬正随驾向北巡幸至宣府,马昂赶了去,走“老战友”的后门,在皇帝面前求情复职。
以下的情节并非出自史书,但我们依逻辑想象应该如此——见了面,马昂道明来意,江彬故作为难地说:“马兄,这个忙我可以帮,但总得对皇上有所表示,让他高兴才好。”马昂便问,皇上最喜欢什么。江彬淫猥地笑了:“这还用问吗?马兄家里现就藏着皇上最想得到的东西。”原来,马昂有一妹,天生尤物,江彬本来就垂涎于她,眼下马昂找上门来,他心念一动,料定如将此女献与正德,必宠无疑,也会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好好添上一笔。马昂得知“皇上最想要的东西”是他妹子,倒也并不踌躇,回家稍作安排,做通妹妹的思想工作,便将人献了上去。
知朱厚照者,江彬也。马昂之妹进入豹房,立即受宠,不是一般受宠,《明史》用词为“大宠”。此女虽系汉人,却懂“外国音乐”(“解胡乐”),掌握外国语(“能道达(鞑)语”),还“善骑射”,是个高品位、“外向型”佳丽。在正德是如获至宝,而马昂所得,则远不止是官复原职——他一跃而被擢升为右都督;另外两个兄弟马炅、马昶,“并赐蟒袍”,即使最有权势的“大珰”(高级宦官)也都谄媚地称他们为“国舅”,朱厚照还特地在京城太平仓赐予府邸,安顿这一家子。
故事叙至此,还没出什么“彩儿”,假使仅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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