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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赖外国史志，这些本已湮没的史实多少年后才重见天日。由此不禁令人深疑，朱棣一生究竟还有哪些暴行已经石沉大海，被官方史志抹杀得一干二净？
这个恶贯满盈的统治者，若询之今人，恐怕没有几人认为他是大暴君。原因何在？除了他本人和明代官方竭力销毁那些罪恶证据，除了他搞过很多迷惑后人的“形象工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曾用大量言论把自己打扮成道德高尚的贤明君主。但更可悲的是，今天许许多多、泛滥成灾、不负责任的通俗化帝王传记作品，对朱棣这些漂亮话居然连最基本的“听其言，观其行”的意识都没有，一味采信，把它们用做刻画朱棣形象的材料，影响相当坏。
就在他血洗后宫的过程中，永乐十九年四月八日，紫禁城三大殿忽为雷火所击中，引燃天火，新皇宫这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最主要建筑，落成仅三个月，即化为灰烬，直到正统年间才由英宗朱祁镇修复。三大殿毁于雷火，曾给未及被杀的人们带来一丝希望：“宫内皆喜，以为帝必惧天变，止诛戮。”｛183｝朱棣的确于第二天就下了一道罪己诏，里面说对于三殿之灾“朕心惶惧，莫知所措”，他随后在内外政及自我道德修养等所有方面，反躬自问，又极诚恳地表示：“尔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与共，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184｝可实际上呢？《李朝实录》指出：“帝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这正是朱棣一贯的风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公开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他可以一面下罪己诏，满是悔过之意，一面依旧屠杀不辍，“无异平日”。
这才是真实的朱棣。
朱棣之生也晚。以他的禀质，早生数百年，当不失为历来暴君头把交椅的有力竞争者。但前面所说的帝制晚期特色限制了他，使之不能尽情发挥。
过去，讲到宋以来礼教（道学）对人的束缚，多注意的是读书人和士绅所受的影响，小说家也以此为题材，加以渲染，留下很多精彩故事，所以现在一谈起礼教的虚伪，我们脑中浮现的尽是严贡生一类形象。
其实皇帝也一样。到了明代，做皇帝愈来愈不“自由”，道学的各种清规戒律如影随形，令他们不胜烦恼，却又无可奈何。终明之世，几乎每个皇帝都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回答道学的提问。有朱元璋的方式，朱允炆的方式，朱祐樘（明孝宗）的方式，也有朱棣的方式，也有朱厚照（明武宗）的方式，朱厚熜（明世宗）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必须和道学打交道，做出回应，表明态度，而无法置之不理，其情形则无奇不有。像朱厚照，生性与道学相左，又不惯隐忍，索性破罐子破摔，以沦为市井无赖的方式来达到反叛目的。朱厚熜也很有意思，早期他极在意道学，他承祧武宗得为皇帝后，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的生身父母正名，为其上帝后尊号，他这行为正好触动了礼教的自相矛盾之处，礼教凡事以孝为先，朱厚熜所争正因他笃行孝道，不愿当了皇帝而成为别人的后代，但礼教对于名分偏又抠得很死，从名分上说朱厚熜必须以孝宗朱祐樘之子的身份继承皇位才算合法——一边是孝道，一边是名分道统，朱厚熜为此与群臣往来相斗，双方引经据典，各不相让，搞到后来终归皇帝力量大，朱厚熜如愿以偿，但也真可谓焦头烂额——此即有名的嘉靖“大礼议”事件，其所起，完全由于如何解释道学理论是正确的。经此恶战，朱厚熜身心俱疲，加上其他一些事如“宫婢之变”的影响，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中年后完全转向仙学道术的钻研，关起门，沉浸在虚无的神仙世界里。
朱棣却有自己的应对方式，那就是阳奉阴违。他既不像朱允炆那样“中毒”颇深，对道学诚心信奉，一言一行都比照“圣王之道”；也绝不像朱厚照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圣人之言，老子就是不侍候，不学、不听、不理睬，通通给我滚一边去！朱棣的方式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毫不手软、毫不顾忌，然而在言语上他却是比谁都正宗纯正的道学大师。说得雅致一些，这叫文过饰非，说得粗俗一些则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
这实际上反映出朱棣是一个深刻的矛盾体。他不具备“仁柔”的心性，可又比较在意自己的名声，希望跻身“正派”君主行列，甚至是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伟大皇帝，而不愿意与荒淫无道的坏皇帝为伍。但朱棣并不在自身矛盾的夹击中痛苦，相反他倒是追求把这种矛盾练成一种独门功夫，其情形正类乎金庸笔下那个练“左右互搏”的周伯通；干出的事，绝大部分属于地道的“小人”，说出的话，却绝大部分属于标准的“君子”——在这一点上，历来帝王似乎无出其右者。
奇怪的是，他自己对此竟然心知肚明。当皇帝后，有一次与翰林侍读胡广等人闲聊，他吐露了这样的心声：“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185｝此语出《易》“泰（卦十一）”：“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原意是讲事物应该刚柔互为表里。但朱棣之用于自况，却显然是在替他的表里不一作辩解。甚至他能想到用这句话自解，也真是让人钦佩不已——双手沾满鲜血的独夫不止他一个，但从没有哪个曾这样，做了很多坏事以后，还能找到如此漂亮的借口。
大独裁者朱棣给自己搭的牌坊巍峨壮丽，高耸入云。倘并不了解此人一生所为，只读史书上记述的他的言论，你简直会相信这是上下五千年屈指可数的贤君之一，那样忧民爱民，那样敬仰天命，那样理性澄明，那样好德乐道。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永乐七年他撰写并颁布的《圣学心法序》｛186｝里。
《圣学心法》，据说是朱棣亲自编纂的一部“采辑圣贤格言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者”，专供其子孙学习之用的一本“德育教材”——这恐怕不可信，他老人家大约没这份闲工夫充当一名编辑家，而当系臣下“代劳”，却用了他的名义发表。不过，那篇序言应该是他自己捉刀，理由是文字并不高妙，观点也保持着他一贯言不由衷的特色。
读读《圣学心法序》，很容易知道朱棣给自己究竟搭了怎样一座美轮美奂的牌坊。我从中撷取五段话，分别与他一生为人和行事的五个重要方面相关。以这些话，质诸他的实际做法，对照起来读，会非常有趣。
第一段，谈“仁义为君”、“以德治国”：
道德仁义，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郭【外城，比喻保障】，以仁义而为干橹。陶【陶冶、化育】民于仁义，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虽然，王者下之表，上以是帅之，下以是应之【君主应在道德上为人民做出表率】，故笃行躬钱【当系“践”字之误】，渐摩人心，此德化之实也。
第二段，谈“以民为本”：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其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婴儿】，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则有以遂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
第三段，谈“慎刑少杀”：
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最终而言，用刑的目的是有朝一日可以根本无须用刑】。先王之敬用五刑也，一则曰钦【恭敬，指态度庄重和严肃，不玩不亵】，二则曰慎，以见用刑之不敢以轻。故天下无滥狱过杀，而民罔不协于中【只要不滥用刑狱、少杀人，老百姓没有不心平气和的】，所以久安极治也。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忧伤】之意？死人之血漂流愈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矣，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
第四段，谈“富民之利，扰民之害”：
经【治理】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余，则用不乏。所谓生财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余；品节【衡量、鉴定】制度，使物之用不竭。下有余，则上何患于不足？下不足，则上何可以有余？故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人君富有天下，亦必量入为出，守之以节俭，而戒慎于奢靡。……若夫衰世之主，极财用之费，穷耳目之好，朘【搜刮、剥削】民膏血，暴殄天物，民怨于下而不恤，天怒于上而不惧，欲国不亡，乌乎可得！
第五段，谈“不穷兵黩武”：
驭夷狄有道，谨边备是也。……毋先事以启衅，毋贪利以徼【求取】功。起衅徼功，损财耗力，中国罢【通“疲”】弊。
“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郭，以仁义而为干橹”，“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终也，刑，期于无刑”，“死人之血漂流愈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矣”，“民怨于下而不恤，天怒于上而不惧，欲国不亡，乌乎可得”，“起衅徼功，损财耗力，中国罢弊”……这些话字字珠玑，说得是何等好啊，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正大光明、更高尚动听的至理嘉言吗？
可是请注意，朱棣写下这些句子时，是永乐七年五月。
那时，他早已屡兴大狱、滥杀无辜、恢复锦衣卫、任用大酷吏。
那时，征服和吞并安南已然三载，正在如填无底洞般地消耗着国家和人民的巨大财力。
那时，他已经四遣大臣、征调大量民夫在各地采木，紧锣密鼓准备再建一座京都。
那时，以“耀兵异域”、宾服四方为目的，靡费无算的郑和远航，已进行过两次（永乐三年和永乐五年），马上就要搞第三次（永乐七年十月）。
就在写下“毋贪利以徼功”这句话的当年，墨渖未干，朱棣北上抵达北京，着手调集兵马粮草，强迫数十万农民离开田地、家乡和亲人，即将发动对蒙古部落的第一次北征……
在许许多多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再去拜读《圣学心法序》的大哉煌言，能不充满作呕之感？
“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向也，料差日繁，饥者弗食，土木屡作，劳者弗休。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此时，复以黄泽奏折所提出的指控，与《圣学心法序》的自我标榜相对照，你无法不惊讶于两者间的反差，是如此悬殊和刺目。
你心底将浮现出一个字眼——只能是这个字眼：伪君子！
十足的坏蛋，至少比十足的伪君子要好些。
至少，十足的坏蛋并不会在祸害人间的同时，还额外向世界和历史索取名誉。
注释
｛1｝故事大致说，杜太后病危时，召见赵匡胤，命其传位于赵匡义，再传赵廷美（赵匡胤四弟），三传赵德昭（赵匡胤子），理由是“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避免皇帝年龄太小）。赵匡胤依母命，并写下誓书，放在金匮之中密存。事见《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宋史·列传第三宗室一》。
｛2｝｛3｝《明史》，列传第二十五。
｛4｝《太祖实录》，吴元年十月。
｛5｝《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
｛6｝《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四月。
｛7｝《太祖实录》，洪武二年五月。
｛8｝《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四月。
｛9｝《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10｝｛11｝《明史》，列传第二十七。
｛12｝｛13｝｛14｝｛15｝无名氏：《奉天靖难记》，一。稿成于永乐年间，撰者佚名，然当为朱棣指使下结撰，因后之《太宗实录》卷一至卷九即在其基础上增改而成。
｛16｝孟森：《明清史讲义》。
｛17｝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页四下。
｛18｝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一。
｛19｝《建文书法拟》前编，页九下。
｛20｝《明史》，本纪第四，恭闵帝。
｛21｝《建文书法拟》附编上，页二十四，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
｛22｝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革除。
｛23｝《野记》二。
｛24｝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
｛25｝《建文年谱》，卷一。
｛26｝对此，李贽《续藏书》卷五有评语，极好：“然在建文，但可谓能长养死难之人才，而不可谓能长养辅弼之人才也。”方孝孺等一身正气，但作为政治家却都不甚高明。
｛27｝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革除。
｛28｝黄佐：《革除遗事》，一。
｛29｝朱睦：《革除逸事》，卷二。
｛30｝史仲彬撰、徐兴抄：《致身录》。
｛31｝有两种说法，一说朱允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