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作用；至嘉靖年间方复誊第二份，同样秘存大内，直至散佚。第二，编这套巨书的起因，虽然纯属朱棣为刻意表现其“文治”而搞的形象工程，但对古代文籍究竟有保存之功，倘传之今日，无疑是瑰宝——但可惜没有。总体来说，《永乐大典》声名虽赫，但实际于我们近乎只有“传说”的意义，当时、后来以及现在，很少有人享受到它的好处。这固然当问外寇抢掠之罪，然而造此物者本无意使之发挥任何现实作用，这一点我们亦绝不应为之饰言。当时若果有此心，以明代印刷技术的成熟和发达，以朱棣一贯大手大脚花钱的风格，非不能将其变成出版物，供人阅读，而必深锁其于禁中，至终不见天日。｛114｝今天的人们都很明白“知识共享”的意义，只有进入共享领域，知识才能发挥其效用，这是从公共图书馆到互联网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反之，垄断起来，再好的知识也毫无价值。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七下西洋，显示了当时中国造船及航海技术在世界上的优越，这没有问题。郑和本人，尤其船队中的船工，堪称当时举世最好的航海家，他们的经历极富传奇性，这也没有问题。
除了以上两点不可动摇的事实，自郑和七下西洋六百年来，围绕着这一历史事件的，更多的是叙事话语的变化。
《明史·郑和传》体现的是世界全球化体系到来之前，中国以自己的眼光对此事的认识和评价。《郑和传》凡九百五十四字，兹略去有关具体经历的叙述，撮其议论部分如下：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朱允炆】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郑】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宦官】。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115｝
里面讲得很清楚，朱棣派遣郑和船队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其结果，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建文帝下落仍然不明，第二个目的则取得奇效，终永乐之朝，“外番”前来上表进贡者络绎不绝，成为“明初盛事”，持续到宣德时，热潮方渐退，但以后余威犹存，明王朝在跟海外诸国打交道时（“凡将命海表者”），总要提起郑和之事以自我夸耀和慑服“外番”。此外，《明史》中这段话还有一点很重要，即郑和下西洋并非朱棣对于中国之海上发展有专门的认识和单独的设想，而只是“锐意通四夷”——全面威服四方——海陆并举，在郑和被派往西洋的同时，另外几个太监则从陆路被派往西北、西南和北方执行相同使命。因此，就其本意来说，郑和下西洋实际上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传统的中华帝权中心主义的延伸或翻版，所不同者，无非过去发生在陆上，而郑和事件则发生在海域而已。
历史本身也印证着《明史》的这种解读。郑和事件是孤立的，也是特定的。过去未曾有过，此后也不再发生，它既未激起连锁反应，而且基本也仅见于朱棣时代（七次下西洋，有六次在永乐年间，只最后一次在宣德初年）——总的来说，它只跟两个人有关，一是朱棣，二是郑和，彼二人谢世之后，此类事件便无影无踪。因此，《明史》中有关郑和事件的叙事话语，跟近代以来渐渐形成的另一种叙事话语有很大差别，除了这件事本身的直接起因与动机外，它没有额外强调和挖掘更多的含义。而且，从郑和事件发生到清代初年修撰《明史》以及鸦片战争之前，没有别的叙事话语，对此事意义的认识一直仅限于《明史·郑和传》所代表的那种评论。
对郑和事件的叙事话语的变化，发生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东渐之后。全球化趋势的到来、全球化意识的形成以及在此人文背景下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使郑和事件突然被“发现”或被赋予近代意义，并用近代话语做了新的解读。首先是“新民论”的发轫者梁启超撰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以全新视角重估郑和事件的意义；继之，民族复兴的象征和领袖孙中山也在《建国方略》中以相近的观点伸扬郑和精神，将郑和下西洋称做“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以后，郑和事件不断被置于种种“现代性”叙事话语之下重新观照：郑和开始成为中国远洋外交的先驱，郑和下西洋被视为与闭关锁国态度相对立、一种体现“开放”精神的历史资源（这观点已成为中学历史课的内容），近年更有诸多文章把郑和事件与由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完成的欧洲地理大发现相提并论。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本质其实是解释学。若就此言，围绕郑和事件的叙事话语的变化，也无足怪。当然还可以有另外的态度。对历史采取比较朴实的态度，这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性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会倾向于原原本本地看郑和下西洋这件事。
郑和下西洋直接或初始的起因，是“踪迹建文”，亦即查缉失踪的朱允炆。朱允炆下落不明，是朱棣的一大心病。为此，他派人四处暗访达一二十年之久。其中一个主要的密探是户部给事中胡濙。《明史·胡濙传》：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一说张邋遢或即张三丰。这里，朱棣以寻仙为幌子，派人四下查找朱允炆下落】，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116｝从永乐五年起，胡濙衔命在外奔波竟达十六年，到永乐二十一年似乎终于查实了朱允炆的下落。当时朱棣在宣府，胡濙星夜前来汇报，赶到时朱棣已睡下，但左右还是叫醒了他，他也就“急起召入”，可见重视之至。胡将其掌握的情况一直汇报到凌晨——究竟说了什么，除了胡濙和朱棣这两个人，谁都不知道，《明史》的编修者们也不知道。但《胡濙传》很明确地指出，朱棣多年来的疑虑，是在这一天打消的。《胡濙传》也再次重复了《郑和传》的说法：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显然，这一点是作为官方史的《明史》所认定的事实。同样，当时朝鲜的官方史《李朝实录》留下的记载，也证明朱棣确实严重怀疑建文君臣流亡到了外国，并不遗余力地加以追捕；永乐元年二月，朱棣这样指示赴朝鲜的使臣：建文手里有逃散的人，也多有逃去别处的，有些走在你那里，你对他每【们】说知道，回去对国王说，一介介都送将来。｛117｝据此很容易得出结论，郑和下西洋的起因，根本和“航海探险”无关，绝非堪与导致地理大发现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同日而语者。永乐年间的下西洋进行了六次，最后一次为永乐十九年正月出发，时间恰在永乐二十一年二月胡濙夤夜驰至宣府汇报之前，而在这以后，朱棣果然停止了对郑和船队的派遣——这就是《胡濙传》所谓的“至是疑始释”，暗示胡濙提供的情报让朱棣认为下西洋的行动已失去意义。
——郑和下西洋非关“航海探险”，此第一辨也。
除“踪迹建文”，郑和下西洋的第二目的，如《明史》所说在于“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可能这两个目的在七次下西洋的过程当中，主次有所易位。开始时，“踪迹建文”是主要的，但后来“踪迹建文”明显无望，于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转而成为主要目的。
史书上只笼统提到郑和船队共计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但可以想象除了官员、海员以及杂役等众，绝大多数为士兵。如果每次航行都保持这样的人数，则郑和船队自非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那种小型冒险家组织，实际上是一支庞大的远征海军（水师）。而这样的规模，远超乎捉拿建文君臣这区区流亡者的需要，非“耀兵异域”不足以解释。在七次下西洋的主要区域内，诸海国多为“蛮夷小邦”、“蕞尔之国”，而近二万八千人的郑和舰队，休说当时那样一些国家全然不能抵挡，即在现代亦足称大兵压境。
因此，朱棣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他的目的，在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郑和舰队只有三次诉诸武力，其余所到之处，都是兵不血刃而令其臣服，那些“蛮王”之使纷至沓来，到北京朝圣献贡，朱棣的虚骄之心得到极大满足。时人这样颂扬他的荣耀：“天之所载，地之所覆，贡献臣服，三世五世，不过是矣。”｛118｝吹捧朱棣可同三皇五帝相埒，很是肉麻。朱棣自己更飘飘然而有世界领袖之感，永乐十七年他在劝诫暹罗国王不得侵扰满剌加国时，俨然一副救世主兼地球总管的口吻，而视此二国皆为“朝廷”臣属，说：“满剌加国王现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虽然我们不必苛求朱棣在那时能够具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意识，却宜予指出，郑和下西洋大大助长了他好大喜功、“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119｝的心态，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朱元璋制订的“勿勤远”、不扩张、与民休息、注重本国民生的国策。
——由上可知，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是炫耀武力以宾服四方，满足朱棣身为“上国天朝”之主的自我崇拜心理，此第二辨也。
随后应搞清楚，郑和下西洋是不是一种开放姿态，是否代表永乐时代并不闭关锁国？在目前中学的历史课教学里，讲到郑和下西洋，就常常拿来与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相对照，似乎前者体现了一种与闭关锁国相反的意识。例如采用相当普遍的北师大版初中教材《中国历史》下册第23课，标题即闪烁其词地写成《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其中还说：“清朝的闭关政策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言下之意，闭关锁国乃是清朝以后的情形。
暂且不论郑和下西洋的含义如何，仅就该教科书所提供给学生的闭关锁国乃清朝以后的情形这一认识，已大有误人子弟之嫌。中国文化的锁国心态，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绝非清代后才形成。其原因相当复杂，跟中国的地理环境、政治体制、社会伦理、经济发展水平乃至周边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程度，都有一定关系；若极而言之，庶几可认为华－夷论的历史有多久，锁国意识便有多久。纵观历代，唯一真正扬弃锁国意识的，仅唐代而已。
不过这种意识所造成的问题与困难，明代以前都不很明显，也不很迫切，尚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较为主要的矛盾。随着中古世纪接近终结，世界明显加快了不同文明间的融合的脚步，也带来越来越多的冲突，此后，由来已久的锁国意识渐渐成为中国的沉重精神负担和最突出的问题，而在清代中期后演变成危机。
此一过程，即从明代开始。明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除传统的先进农业文明与原始游牧文明的冲突外，又加入一个新的因素，并且愈益突出，亦即由对外商贸而引发的冲突。其最引人注目者，当为东南沿海的“倭祸”——日本早自隋唐便与中国交往密切，但“倭祸”却是典型的明代危机。此时，日本列岛已非隋唐时蒙昧初开之状，其社会固有结构，正催生它延至今日的极度依赖海外贸易的特点，于是，借“朝贡”为名，频频前来中国东南沿海交易，但日本人之需求，偏与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相抵触——中国一方，因为不感到与外贸易的需要而宁愿置海防安全于优先考虑位置，乃颁行“海禁”政策，日本人一方则与中国货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两相矛盾，间以若干其他原因（海盗的勾结、官府的腐败等），遂频频作乱，与北面建州（女真）问题并为明代的两大心腹之患。
所谓“海禁”，是对沿海或海外的对外贸易的禁止。这项政策前代未有，由明代首创，而清代袭之。前代未见，似不宜顺势理解为过去国门就大开，还不如理解为过去这问题不那么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