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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军在山西中南部攻城拔寨，势如狂飙，王鉴川其实忧心若焚；对自己家族和姻亲的安危日夜萦怀于心，若不是顾忌皇室安危，暂时不敢轻易调动大军南下追剿，怎肯任由“流寇”在山西肆虐？若不是蒲州城池坚固，粮械充足，知府、守备也都是擅长守城之人，才稍稍能令他安心一二，否则那真是要整日坐立不安了。
要怪也只能怪京师内外的大瘟疫来得不是时候，瘟疫、寇乱接踵，眼下从北方蒙古漫延过来的夏蝗，虽然不是很严重，但对将要到来的秋收也会造成影响，还得尽量灭蝗，保卫粮食收成，实在难以处处兼顾啊。
虽然如此，王鉴川也不是什么都不做，除了派遣大量探子打探军情之外，还针对许多流民军以骑兵为主，擅长流动作战，瞻之在东，忽焉在西的特点，暗中调遣集结了前几年曾经参与围剿流寇的精锐骑兵若干，挑选若干将官死命操练骑射攻伐。
整军经武，储备粮械，准备着皇帝一旦还驾回京或者有皇命剿寇，即刻挥师南进追剿；同时，在偏关、宁武、雁门等重要关口都加强了防备。
三镇的边军将官自然知道总督军门大人的微妙心思，因此也不敢怠慢，个个兢兢业业，日夕操练以备调遣。
也许是天从人愿，在宣府避瘟的皇帝居然通过‘行部’诏谕，令王鉴川集大同、山西两镇边军五万，速速剿灭流窜山西的陕西流寇。
山西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
宣府行在。
在皇室移驾避瘟的一段时间里，遵照皇帝谕令重新设立的‘行部’，其设立的本身就已经架空了内阁，再说行部只设一名内阁大学士，根本就是累死也玩不转那么多军国大事；同时行部又挤占了六部本来所剩不多的权力，行部由两尚书四侍郎分担权责，多半只能在具体事务上提供意见，备咨询而已，远略决策之事也一概用不到他们。因此，朝廷的‘内阁’实际上名存实亡，而在静悄悄的一连串人事变动中，又贬黜了一大批，在移驾、防疫、布防、治丧等重大事件上‘表现’不那么好的各部院文武官员，新提拔任用了一批官员，同时通过调防、升迁等手段，不声不响的牢牢掌握了二十多万京军和边军精锐，加上皇帝亲军‘上二十二卫’，足足有三十几万的精锐士卒。
就这样，“傀儡”皇帝仍然在前台发号施令，后妃和宦官们联手在幕后执掌权柄的架构已经牢固的建立起来，而在皇权积威之下，外官们的反弹是有限和软弱的。
在宣府，展妃、周妃、顾妃相继被太医诊明有了身孕，皇帝随后大大赏赐了替皇上打醮求子有功的陶仲闻真人，这两件事通过邸报传向帝国四方，已经有不少人在茶余饭后揣测将会是哪一位皇贵妃会被册立为帝国的新皇后。
这个时候，虽然河南，湖广郧阳，四川都有流民军活动，山东和北直隶靠近河南地方也有变乱，但是在帝国大多数士大夫的眼中，还都只是疥癣小疾，不足为患。
此时，退入上党山区的雷瑾对这些消息都暂时一无所知，他已经与那支不到五十人的候补猎杀队成功取得了联系，会师一处。
猎杀队之所以是候补，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正式通过秘谍总部的全面考核。
雷瑾综合猎杀队所搜集获得的谍情消息，很快就看出现在这些流民军的攻坚能力和攻坚器械实在过于欠缺，攻破较大的城池基本上只有里应外和一途，设若此计无功，便束手无策，所以里应外合的计谋，也只在攻破平阳一役中获得了成功，平阳知府和守备都因此死于乱军之中，而蒲州、运城、河津等较大的城池则凭着坚固的城防和严密的守城部署没有被流民军得手，成为山西南部的几个孤立据守的城池。
除此之外，泽州以及其他一些县城，要么是猝不及防，要么是邑令弃城而逃，真正被流民军强攻得手的并不多，而那些依据地形险要据守的堡寨，在流民军刚刚涌入山西时，往往由于防御力量的不足而被流民军攻破，到了后来流民军再强攻有准备的堡寨时，损失就越来越大，多数流民军开始逐渐把兵力转向北部。而平阳、运城、蒲州、泽州一带的乡村，尤其是山区的一些据险以守的堡寨仍然存在，与倏忽来去的流民军处于一种诡异的共存状态。
对于雷瑾来说，眼下当然是首先和进入太岳山区的离散部众取得联系，重新会合，把这支‘护卫骑队’组织起来。
这一步自然是毫无疑义要实行的，但接下去雷瑾却又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现在摆在雷瑾面前的形势，晋西南除了那几个未被攻破的孤城之外，几乎所有的地方官府都瘫痪了，也至少有一大半的乡村堡寨被流民军攻破了，但是流民军攻掠之后并不据守，流民军的老弱妇孺为了便于流动也多不在攻破的州县城池盘踞，实际上这里便存在着巨大的力量空白。
雷瑾当然可以趁着晋西南各方力量都比较空虚的时候，率领部众迅速渡黄河西去，但相对空虚的晋西南对雷瑾的巨大诱惑也是显而易见的。
晋西南有很多重要的黄河渡口，譬如河津的龙门渡、蒲州的蒲津渡以及蒲州对岸陕西境内的蒲津关、芮城的风陵渡、孟津渡等，都是兵家必争，历来从山西入关中下洛阳或者从关洛入山西大多由此往来。
从地势上说，关中固然是关河四塞，形势完备，潼关是关中面向东方最重要的进出门户，但山西的蒲津渡、龙门渡等咽喉要地，则可谓是关中的侧门。如果被敌方突破黄河险要，渡河西来，实已迂回到潼关背后，等于长驱直入，深入堂奥。任何一个据有关中平原的势力都只能与敌决战于关中平原，这无论如何都是最最糟糕的情形。
对于野心勃勃想西取陕西、四川全境以割据一方，静待天下时变的雷瑾来说，如果能占据晋西南，控扼黄河一线的重要渡口，这样的远景实在太过有诱惑力了，几乎无法割舍。因为如果他现在能够有效地控制晋西南，则紧紧扼住了从山西方向渡河西攻关中的咽喉要地，这将确保他在最终割据关中之后，保持对中原和山西方向最有利的态势，进则以之作为进攻的跳板，退则以之作为固守的堡垒。
这么有诱惑力的设想，被雷瑾在脑海里否定肯定了无数遍，但是理智也告诉他，现在以武力占据晋西南尚非其时，不要说朝廷方面是绝对不会答应，就是象蒲州王氏这样的本地大族也不可能容忍，宣大山西总督王鉴川可不就是蒲州王氏的么？只要一想到太原、平阳、蒲州的本地大族，以及丁氏、风氏、顾氏等其他三大家族都可能激烈的群起反对，雷瑾就知道占据晋西南可不是想想那么容易的。
第一个跳出来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人总是会比较倒霉，因为他会成为众矢之的，要想突破重围谈何容易？相反，当利益格局已经被彻底打破，有能力出来规划新利益格局的人，却能够把最好的一份留给自己。
雷瑾暗忖：
难道只有与退入太岳山区的护卫骑队余众会合后，迅速西渡黄河，再与前来接应的两万精骑会师，返回河西之一途吗？
真的只有这一条路吗？
一定还有其它什么办法的！如此兴师动众，岂可劳而无获？
以山西地势而论，东西群山夹峙，东有太行群山，北起拒马河，南至黄河，连绵八百多里，有太行八陉可攻可守；
西有吕梁群山，北起管涔山，南至龙门山，也有六百多里，又倚黄河之险为恃，堪称险固；
南则有中条山、析城山等横亘于黄河北岸，东连于太行，西接于吕梁，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滨河错峙，丛山莽莽；沟壑纵横，关隘重叠。
想到山西的地形地势，雷瑾心中灵机一动，突然觉得豁然开朗——
山西可谓环晋皆山，俗话说得好，占山者为王，我又何必斤斤计较于蒲州、运城、泽州、平阳那几座孤城？暂时让给他人又如何？
若是我方在晋南群山，如中条山、吕梁山上占山为王，瞰制蒲津渡、龙门渡又有什么问题呢？不也可以在需要时出奇制胜，随时攻占这些渡口么？不也同样可以达到控制的目的么？以迂为直，看似远远绕了个圈子，其实才是真正达到目的的终南捷径！直接以武力占据晋西南反而是当前最愚蠢的举动！
现时这里只需要预留一手暗棋，聊备他年之用即可，暂时不需要闹太大的动静。
现在我最该优先考虑的是尽快回到河西主持全盘大局，其它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雷瑾在心里告诫自己：切莫因小而失大！
完全转变了思路的雷瑾现在开始考虑如何获取给养，以支持到河西精骑到来接应，计算时日，河西精骑应该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赶到山西。
结束沉思的雷瑾，如释重负的站起来，损兵折将的阴霾已经荡然无存，自信的笑容中带出几丝狠厉。
骑队在太岳山的河谷中穿行，前方山梁上的斥候远远的打出了可以放心前行的旗号，整支队伍不约而同的扬鞭策马，加快了前进速度。
这支只有一千多人的骑队，就是雷瑾失散的护卫骑队中退入太岳山的那一部分，他们和流民军的追骑打了几次不算大的战斗，直到那支流民军转锋他向，前后已经损失了几百人。
要知道，在一次突击中，如果一支部队伤亡超过三成，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就会下降达七成之多；当伤亡达到一半以上时，这支部队就几乎丧失战斗力了。军卒们不是神，都只是普通的凡人，当周围的兄弟出现巨大伤亡、自己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士气就会直线下降，一支士气低落的部队是打不赢任何一场胜仗的。
雷瑾失散的这支部队就是这样，因为伤亡比较大，战斗力本就不强，如斯则更弱了。
所幸，骑队的骨干都是军士出身的义子府侍从，在流民军的追击下，明白如果一哄而散，后果只能是全军覆没，所以比较齐心，全力保持着这支骑队的编伍不使溃散，一直使上下保持协同一致的行军转战。
当然这里面不能不提到坚持跟随雷瑾同行的六名美姬，她们也是一起退入太岳山的，她们的骑术已经相当不错，能够在这次败退中保持不掉队，这确实让这些粗豪骁勇的军士们少了许多顾虑，可以放心的和追击的流民军在太岳山里面周旋。
而在宿营休息时，几位美姬也显示了她们的才能，虽然她们对作战仍然一窍不通，但对宿营、膳食、医药等等，似乎很容易就学上了手，有了她们帮手，军士们相对的要轻松许多，而且士气的恢复似乎也更快，这大概是由于男人总是好在女人面前逞显自己英武不屈的缘故。
在太岳山里转战了几天之后，打探到流民军已经北上，他们决定赶到平阳、上党一带寻找雷瑾的踪迹，因为雷瑾事先就说过，不利则退，以避锋芒，若离散则在平阳府附近取齐，不在太岳，则在上党太行。
第五章 烽烟四起
入晋以来，一直所向摧破的流民军终于遇到了强有力的截击。
此前，由于山西许多州县地方官组织的守备兵力不堪一击，敢与流民军野战的更是一个也无，各股流民军不免对山西的朝廷官军有些轻视。
然而，他们由于新补充了大量青壮，其战斗力实际反而不如刚出陕西之时，这一点其时雷瑾已通过综合各项谍报得出了结论，但是雷瑾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并不想现在和流民军激烈冲突，而且他手里也没有足堪一战的部队，即使看到了流民军的弱点也无法可施。
但身为宣大山西总督的王鉴川就不同了，他有清剿流民军的决心和动机，手里足有二十多万的边军可供调遣，又奉朝廷诏令，调动几万人马一点问题都没有，何况他是预有准备，兵精粮足，早早的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未与流民军交战之前，他这个军门大人就已经握有几成胜算了，只要不在战场的临敌指挥上犯致命的错误，击败北犯的流民军是意料中事。
王鉴川在任总督期间，除了在大同兵变一事上，是因为各种因素的掣肘而无法掌控之外，可以说在运筹帷幄上他还是极精明的，在抗御蒙古侵扰方面，把个宣大山西三镇经营得严密无比，蒙古游骑难以从桑干河谷深入京畿之地。
以王鉴川在蒙古鞑靼人身上磨练出来的精明强干，对付流窜山西，迅速膨胀起来的流民军绰绰有余，不可想象王军门大人会在临敌指挥上出现致命错误。
当流民军会攻太原不克，转锋聚众向宁武、雁门、忻州等处进攻时，被新任不久的大同巡抚方行之调遣边军，依托坚固的内长城关隘，层层阻截流民军声势浩大的攻掠之势达三日之久，大挫流民军锐气，流民军攻坚不克，已经师老兵疲，正萌退意。
早就蓄势已待的总督军门王鉴川看准这个时机，率领边军锐骑从侧后突袭，与方行之所率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