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为此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跑；一个人、一个人地找谈话；谈了部长，谈副部长，谈了留任的再谈退位的；谈了正副部长，再谈司局长……谈得通的可以过关，谈不通的最后还得想法谈通后再过关。骂娘的、拍桌子的有，告状写信的有，领导干部也是人嘛！而且大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在跟你说话。将军靠的一是摆大道理，二是耐心细致的做说服教育，三是合情合理的妥善安置。经过五十天的紧张工作，将军分管的那些工业部门机构全部完成，新的领导班子获得中央书记处一次通过。总书记胡耀邦和书记处其他领导同志对将军的工作非常满意，并将经验向其他部门和省市区推广。
1982年9月27日。又是一个秋天的日子。脱了二十四年军装的将军这一天突然出现在人民解放军总政大院的宽阔操场上。令人惊奇的是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那鲜艳的红五星、红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上午9时，将军面对操场上整齐站着的23个绿色方队，健步登上阅兵车，甩起那条威武有力的右臂，目光炯炯地向受阅的官兵高声致礼：“同志们好！”
顿时，24个绿色方队的官兵，齐声回应：“首长好！”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那响亮高昂的口号声、整齐一致的步伐，铿锵有力地敲击着大地，预示着中国军队将掀开新的一页：是的，新华社借一个规模并不大但很特殊的阅兵式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了我军的一项重大人事改动：余秋里将军重新回到人民解放军领导岗位，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将军是一个星期前接到中央任命的。像当年战争年代接到战斗命令一样，第二天他就上了阔别二十四年的军队报到。因时间紧，军装都来不及做，将军那天是着一件平时常穿的蓝色中山装走进总政大院的。
“文革”十年，特别是林彪、张春桥（曾任多年总政主任）给军队留下的一系列问题，将军上任初始面临的军队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改正精神污染等方面的政治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他在党中央和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军队整顿的工作。
老实说，由于“文革”带来的后遗症，这个时期的军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印象不怎么好。而当兵的人不安心部队工作，缺乏理想信仰，为谁当兵等人生观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将军在重新踏进军营的那一天，便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而紧迫。甚至有军队高级干部好心地对将军说：秋里同志，眼下的军队不是那么好抓的，你得有思想准备啊！言下之意，你将军这回被邓小平点将回到军队的担子，可并不比当年毛泽东两次点将轻松。将军对这位善意的老同志点点头，然后掏着心窝说：我何尝不知？“文革”十年遗留下很多问题，新时期又会出现不少问题。可做工作哪能没有困难？我这个人如果有个优点的话，就是不怕困难，逼着自己面对困难和问题去动脑筋，想办法去克服困难。我的几十年革命生涯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是的。将军现在又要重新迈开步子，在新的时期、新的战场，一展风采。
自南昌起义以来，我军与老百姓的关系从来都被称为“军民鱼水情”。然而十年浩劫使这种关系受到极大伤害。如何恢复“军民鱼水”关系，这是将军必须完成邓小平主席交给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将军在保定驻地的某集团军调查中，总结和提出了一项具有新时期我军建设里程碑意义的创新。而正是这项被党中央、中央军委确认为“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的新型的军民关系的一个好途径”、“是加强现代、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伟大创新，使得被林彪、“四人帮”扭曲了的军民关系迅速恢复到了战争时代那种互不可分离的鱼水关系，并更进一步地发展。与之同时，军队的自身建设也在这样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提升和巩固。官兵一致，从严治军，也是在将军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
像我这样年龄的曾经是军人现在又离开部队的同志和千千万万今天仍在军队一线工作的中青年，我们都庆幸经历过新时期军队历史上一个使我们受益终身的重要事件，那就是“军地两用人才”活动。而这项活动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领导者正是将军余秋里。
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新景象和新现实，我们这些“出生在困难时期、成长在‘文革’时期、当兵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当兵人，都曾有过徘徊，都曾有过痛苦，但我们很快获得了春风和新生，这个春风和新生就是“军地两用人才”活动在全军的展开。当兵者，毫无疑问我们的责任是扛枪保国。但多数人不可能一生都留在部队，我们需要适应新的岗位、新的工作挑战，我们要安心当好兵，就必须考虑好今后的出路。这是和平时期所有军人及其军队的家庭和与军队们相关的人都在考虑的事。将军审时度势，在深入部队一线的调查研究中，他把军队的战时责任与和平时期军人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放在更高的起点上看待今天的军队建设，于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地两用人才”的科学建军理念，使得那些既要为保国守疆献青春、又期待未来能有更广阔战场施展建设四化才能的广大官兵，有了立身之本、建功之技。而关于这项影响深远的活动意义，我在此仅用几行字记述，显然过于简略和笔轻。但我有自己的认识，因为对于一个真理的认识，通常我们根本就用不着堆积许多所谓的生动事例或华丽词藻去粉饰它，就像我们对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经典真理的认识一样，不需要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或“三大战役”来解释它吗？显然不用。
一滴水可见太阳。将军的“军地两用人才”观就是这样滴水见得太阳的建军新思想，它的深远意义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将被显现出来。我们这些有幸在其中受益的亲历者，只有深怀朝圣般的虔诚才有可能充分认识它的光芒所在。
百万大裁军——这是将军出任总政主任一职后，又一件非做不可、又极“得罪人”的事。
较之将军在副总理时主持政府工业部门的机构精简，军队大裁军的难度要大得多。
那些裁掉的军队，都是比将军更老资格的将军们的心头肉，裁谁不裁谁，常常会搬弄出诸多历史上的许多陈皮烂糠，你惹得起吗？
惹不起也得惹。
大裁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军队现代化需要。而让军队的老同志退位，意在使部队的干部年轻化。“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军委主席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也很严重。
交账就得理账。这“理账”人便是将军余秋里。
自1927年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漫长而辉煌的历程。而这过程中，活着的和牺牲的都被铭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现在将军要把一些年龄超大的同志从岗位上“请”下来，让他们结束一生以此荣耀的军人生涯。而那些从战场上走过来的老军人们、老将军们，对军队的情结远胜于生命。如今靠一个“请”字来了结血脉里流淌的军人情绪，谈何容易！
年龄到限，一律退位。这容易实施，不接受也得接受。大势所趋，服从自然规律。但将军还要做另一件事，这让无数“生为革命而生，死为革命而死，从小立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老军人不干了：退出岗位，已经实属无奈，就连一件新军装都不发给我们呀？不行！
将军们愤怒了！愤声震天宇！
一身军装就那么重要？自然重要！比将军更高位、资格更老的将军们这样说。
我们都退下来了，连一身军装都不发给我们，太绝情了吧？发一套新军装给我们，死了也好做寿衣嘛！有人带着悲愤与眼泪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这样恳求道。
将军的心其实与这些战火中走过来的老战士们一样。他何尝想把事情做得这样“绝情”？但他必须执行军委和邓小平主席的命令：新军装还是不能发。
将军向老战士们陈述的理由是：军服是军队的一种标志，是军人区别于其他人员的一种标志。此次新军服改革，本来也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个内容，因此只能是现职现岗的军人才能换新军服。老同志们当兵一辈子，穿了几十年军装，现在离开岗位，又不能穿新军装，感情转不过弯，这是自然的事。但大家只要好好想一想，问题可能就想通了。50年代实行军衔制时，许多战争年代担任过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同志，还有的是开国元勋，因为当时没担任军队现职，他们不仅没有授衔，更不用说军装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既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一个传统，又是一条纪律准则。另外，我们查阅了外军资料，各国军队也是如此，一旦离开现役，就不再穿军服。
这样有情有节、有据有理的说明，多数老同志转过了弯。但仍有些依然不接受。将军只好向他们敬个礼，情深意切地说一声：拜托了。
不那么简单。将军为公鞠躬尽瘁一生，因这样的事也被人放过“暗箭”，而且射得蛮凶。甚至有人在他离休之后重病在医院住着时，也还有人跑到病榻前怨他“军装”一事没办好。将军听后沉默许久。身边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过去，便对将军说：“不给老同志发军装是军委的决定，他们这样埋怨你不公平。你应该向大家做个解释。”将军摇摇头，说：“我执行军委的决定，理所当然。一些老同志有意见，我能理解。但对这项工作我不后悔。”继而又说：“我这个人被人误解过，也被人诬陷过。但毛主席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自己又加了一条：要相信自己。”
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将军这句“要相信自己”的含义也在于此。
无须讳言：现在有人做官后为自己的家乡倾斜点感情、造福一方的事不少。这也是人之常情，并不算过分。但将军则在这方面真可谓铁面无私。
自1929年15岁时跟着红军离开吉安老家后，一别就是五十四年！这五十四年里他几乎跑遍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唯独没有在家乡驻足过。1983年5月，将军在浙江金华开完“军地两用人才”交流会，正巧与回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间还差几日。金华与吉安相距甚近，将军这回终于萌发了回老家看一看的念头。
阔别半个多世纪，谁人不忆家乡？一路上，将军兴致勃勃，对随行人夸口：到吉安后，一定请大家吃几个吉安名菜：粉蒸肉、红烧狗肉，外加封缸酒。然而到了吉安老家后，将军再也没提这事。为何？将军回老家后目睹半个多世纪后的家乡人仍穿着缝满补丁的衣服，孩子们吃他带去的几块糖果像过年一样，村上农民装着电灯却舍不得开亮的一幕幕贫穷的境况，让将军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与当地干部座谈会上，有人借他仍在当农民的弟弟的嘴巴说：“你在北京当那么大的官，可什么事情也没为家乡办过，大家都说你六亲不认。”
将军那天低下头，沉默很久后说：原则问题上我就是六亲不认。过去在当国家计委主任时，也有江西的同志跑到北京让我多给江西点项目和经费，我对他们说，我这个计委主任是全中国的，不是你们江西计委主任。现在我还认为这话没错。只要我在任一天，就不能行使权力专为老家做事。
那次将军在吉安只停留了一天，多半时间是在与当地党政干部商量如何振兴吉安经济的事。原本请随行人吃“特产”和游井冈山的事全然不提。故乡的依旧贫困让将军很多日子心情沉重。“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让他办些跟他个人或者家乡沾边的事，那真是难于上青天。在他从岗位上退下后，曾经找过我帮他老家办过脱贫的事。可他在位时连一辆拖拉机都没给过吉安。我还开玩笑说，你做得过分了一点。秋里同志还朝我瞪圆了眼睛，说：过分点好。”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同志在她的办公室笑着对我说。
将军在对自己和家人的问题上，有时真的很无情。但这种无情中却蕴藏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情大义。余浩是将军唯一的儿子，算是我们的同龄人。余浩自己说从小几乎就没有得到过父爱——因为父亲太忙了，连跟家人说话的时间都极少。同一小院住，却见面很少。将军通常半夜三更打道回府，等他第二天起床上班时，孩子们一个个已上学校早读去了。节假日全家人一起上什么公园玩一趟的事，余浩说好像他的童年和少年记忆中就根本没有过。80年代，中国的南方边境有过一场战事。余浩当时刚从北京某部队转业。有一天将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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