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服从中央”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将军还得接受这样的任务：中央对石油部领导的处分决定，由你余秋里去宣读。无奈将军必须执行中央某领导的指示，而他一到石油部宣读给宋振明、康世恩等人的处分决定后，更加让石油部一些人对这位带领他们石油人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老部长产生了误会。公开的、背底里的埋怨和积愤随之而来——将军真的成了里外不是人。有一个著名漫画家竟还在《人民日报》上刊出一幅讽刺领导干部瞎指挥的漫画，明眼人一看就是对着将军的，因为那画中的人缺一只胳膊。这是一个庸俗文人的浅显之见，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幅画对将军和石油人是个多么残酷的刺痛啊！血，流了一地，可将军还不能哼一声。在位时的将军一直将石油部自己的人和外界对他的误解深深地藏在内心，他当时的身份无法向属下和亲爱的石油人说明白内情，苦水只有往自己的肚里吞……这才有了90年代将军在接受李国昌先生采访时的流泪——将军说起宋振明对他的误解时这样流着泪说：他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又是一手提拔他的，从大庆会战初期的普通中层干部一直到石油部长，我能对他怎么着？事故出来了，我不说他说谁？不对自己的兵严，还能对谁严？我对自己儿子的关心有对他关心的百分之一就谢天谢地了……在说到另一位埋怨他不保石油部的副部长时，将军流泪说：他在沈阳军区时因为受政治迫害，正军职务一抹到底，没人敢要他。是我把他弄到了石油系统来，并委他以重任，后来又当上了副部长，他、他还不了解我的为人？我不保他？我不保他能有今天吗？
将军也是人，铁骨铮铮的将军也会流泪，但看看他的每一次流泪我们谁不动情呢？
面对林彪、江青等利用“文革”企图疯狂搞乱国家的跳梁小丑的罪恶行径，这一次将军的泪，是为国之忧、为民之忧，也为他一心想把国家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壮心未酬而流。
自刘少奇、邓小平被林彪、江青之流借造反派之手打倒后，中央及各部委党政军领导几乎都被当作“走资派”而被剥夺了权力和工作，尤其是领导中央经济工作的，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当时只有连他五个人：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李富春身体不好，谷牧不久也不能坚持工作。真正协助周恩来的只剩下李先念和将军两人。而即使如此，林彪、江青一伙仍不死心，他们一方面欲置周恩来于死胡同，另一方面对从来不屈从于他们的余秋里使用种种手段迫害打击，企图达到不让他再抓生产的目的。
那是个许多领导干部再不敢抓业务、再不敢抓生产的年代，因为一抓业务、一抓生产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干将”，一旦被扣上这样的帽子轻者批斗下台，重者死了都不见尸首。
将军一身正气，继续敢抓敢管，一心忙于生产和经济建设大事，因而遭林彪、江青之流的迫害便可想而知。先是在计委大院、计委礼堂，再是上北京展览馆，后是北京工人体育场，总之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喊出的“打倒”口号越来越响。造反派们逼将军承认他反毛主席，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有一回几万人的大会上，有人用高音喇叭逼着将军问：你是不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全场的人等着他的回答。只见将军猛地一抬头，高声喊道：“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干将！”造反派哪饶得了将军，他们像发疯似的扑向将军，几个人上来残暴地把将军的头往下摁，把将军唯一的一条胳膊反向地抬起，让他做“单翅喷气式”。是周恩来得知后赶到现场救下了将军。
周恩来看到整天忙着帮助自己执掌国家机器的将军被人如此残酷迫害，怒火万丈地严斥道：余秋里同志是毛主席要保的人，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大家想想看：我们从开国以来就搞油田，可是最大的发展，最大的收获，是大庆！是大庆这面旗帜。我们靠什么打的这个胜仗？首先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其次靠的是广大会战职工；再次就是全国的各方大力支持。但大家想一想，单单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这次会战的领导人，没有组织这个会战的领导班子，等于说打一个大仗，没有指挥员，行不行啊？不可能嘛！大庆会战的指挥者、石油部的创业者余秋里在这个工作上他的成绩功不可没！他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打了最困难的仗，取得了最大的成绩的！到计委和小计委后，他的工作也是大的，这两年多来，他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的计划工作，成绩也是显然的。毛主席选将是选对了的，抓准了的嘛！
然而造反派仍然不依不饶，他们借种种理由欲置将军于死地。在那个时候，像将军这样管生产和抓业务的人不被批斗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出面与造反派周旋，让将军尽可能地少受罪。每次造反派把将军从中南海揪出去批斗，周恩来就派自己的联络员跟随。等待批斗会结束后再接回来，因为他还要将军与他一起处理焦头烂额的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求救。有一次造反派使坏，知道你周恩来不是要保余秋里吗？那好，他们借机批斗后，突然说将军不见了。周恩来急了，立即找到谢富治，命令他必须立即把将军找回来，否则一切后果要他负。谢富治这才紧张地找造反派头头商议，最后把关在北师大地下室秘密地点的将军送回了中南海。
江青一伙仍然不想放过将军，她一方面到处放风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历史有问题”，一方面派人到处找证据。结果调查来调查去，将军与贺龙仅仅是工作关系；他们上将军的老家搜索材料，发现将军家几代赤贫，就是当了部长，他的亲属仍都是种地的农民。于是他们找到康世恩和铁人王进喜，逼他们揭发“余秋里是石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后台”。康世恩回答说：“余秋里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没有错。中国石油工业是余秋里开拓局面的。他会打仗，有领导能力，很会带队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石油队伍，干得的成绩举世瞩目。”铁人王进喜说得更形象：“没有余部长，你们北京大街上走的汽车还得背大煤气包呢！”
“我就不信他余秋里一只胳膊能拧得过我们两条胳膊的人！”江青如此咬牙切齿地说。她和陈伯达等在寻找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江青的那对“蛤蟆眼”乐得都要崩裂了。
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和余秋里等，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碰头会。会上谭震林和几位老帅讲到造反派迫害老干部、破坏生产、冲击军队时，对“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等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指责。余秋里在会上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愤，拍案指着陈伯达等，称造反派干出的事“简直像法西斯”，并说：“我对计委的造反派讲了，你们这样对待老干部，我就不检讨了，连你们的会也不参加了！”
这一天是1967年的2月18日。当天，康生、张春桥等就立即跑到钓鱼台跟江青密谋对策，他们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于当夜向毛泽东作了添油加醋的歪曲事实的“报告”。毛泽东听后大怒，生气地说：他们行嘛，他们可以把“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找上余秋里……”
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
主席是这么说的？将军听到这消息后震惊不已！他一生对党、尤其是对毛泽东赤胆忠心，甚至多次说过：“我谁都不听，就听毛主席的！”而现在毛泽东却对他不满了，误解了，划到了与之对阵的一边去了，这让将军内心深深地痛苦，也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痛苦和失落。
难道真的是我错了？难道真的让国家乱下去，农民不需种田、工人不要上班吗？
那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国家怎么强盛？
将军百思而不得其解。痛苦中，造反派对他的批斗也因为“毛泽东有话在”而变本加厉。“打倒二月逆流黑将余秋里”的标语贴满北京大街小巷。这时将军的迫害已经殃及到他的家——夫人被不断拉到石油部和计委机关，白天批斗，晚上罚扫厕所。几个十多岁的女儿也不时被拉去陪斗，最后不得不让她们分散寄养在好友家里长达数年……“那时我们很长时间看不到爸爸，偶尔他半夜回家一趟，像地下工作似的不让我们吭声。随后拿点东西便又匆匆走了，连句交代的话都没有。造反派也不让我们跟妈妈在一起。我们姐妹几个只好到处流浪，到处躲藏……”与我同龄的将军女儿们说。
周恩来急了。一为将军的生命安全，二为没有将军等人帮他支撑国家机器而急。“全国上下这么乱，现在只剩下连我才两个半人在抓经济，我算半个，李先念算一个，余秋里算一个，可你们还没了没完地批斗余秋里，国家的经济、企业的生产还要不要抓了？你们小将造反不也要吃饭嘛！”周恩来苦口婆心地一次次上造反派头头那儿或者批斗现场去做说服工作。但林彪、江青和陈伯达暗中指使的造反派才不为此所动。“打倒余秋里”的口号和声势越来越大，北京各路造反派还专门成立了“斗批批”联络站，即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而且声称要斗倒薄一波，必先斗倒余秋里、谷牧。接二连三的批斗，使得本来干起工作不要命的将军回到办公室后连端茶杯的力气都没有。至于响彻耳边的各地求救电话和雪片似的催促电报，他都无神回复。
“再不准参加批斗会了！”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到现在连个检讨都没写嘛！”造反派跟周恩来纠缠。
“他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就写不好检讨，给他们一些时间嘛！”周恩来既说了实情，又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回应造反派。
“可我们知道余秋里一不批斗他，他就忙乎抓生产……”
“他不抓谁抓？我把你们提拔上来能行吗？”
周恩来严正驳斥。
这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焰火晚会。毛泽东也许出于某种考虑，仍然让将军和所谓的“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帅和谭震林等人都上了天安门城楼。
“上城楼也要打倒！”陈伯达一副无赖文霸嘴脸。
将军不仅没被造反派停止批斗，而且不知何来的“杨、余、傅事件”，使批斗他的大会参加人也增加到了10万人。这回“文革旗手”江青亲自出面声嘶力竭地在高音喇叭里诬陷将军。但有一点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之流是没有想到的——他们反将军更加猛烈，毛泽东却再不曾发过话，相反在又一个“五一”庆祝大会上让其露面。1968年6月14日，毛泽东接见沈阳军区、南京军区读书班的人，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拟的陪同接见名单中，有意不提将军，想让人相信“余秋里真的已经打倒了”。可毛泽东审阅时发现了，说：“还有余秋里嘛！”
将军就这样参加了陪同接见。奇怪的是在第二天见报时，一串长长的陪同接见名单之后，出现了这样一行字：“还有余秋里等同志”。显然这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和张春桥一伙想的邪招，他们既不敢惹怒毛泽东，又用这样的话把将军打入“另册”。
“还有余秋里”于是成了在报纸上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新闻经典语”。有趣的是：在我采访将军家人，请他们谈谈“文革”中的经历时，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模仿着广播员的嗓音，绘声绘色地说着“还有余秋里”这句话。
这是极其耐人寻味和具有讽刺意义的。
其实“文革”十年中，我们的国家机器之所以还在运转，靠的就是余秋里等人，而并非“还有余秋里”。然而“还有余秋里”这句话事实上也拯救了将军的政治命运，当然与其说毛泽东说这话拯救了将军的政治命运，还不如说晚年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完全被林彪、“四人帮”利用而不断犯错误之时，他并没有忘记老百姓要吃饭穿衣这件事。“还要余秋里”其实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这个。
“还有余秋里”，是“文革”十年和毛泽东晚年时期的一个特殊政治现象，有着深刻的含义。本身便足可以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因为自大庆油田之后，是周恩来和将军使“余秋里”三个字成为了中国和平建设时期的一种道路、一种方法、一种经验和一种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象征。
“还有余秋里，”能让一个人最高兴，他就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有了这话，就等于有了一只左膀右臂。中共九大时，他推荐将军进了中央委员。1970年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