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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是空话。
在我们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年轻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英特尔实现生活的虚拟化，也可以通过资本运作一天之内发大财，他们也许根本不信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先辈们靠一条拐杖和几支破枪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去饿着肚子走雪山草地？他们或许不信或许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过好日子的时候有人却在红岩渣滓洞里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去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很多人不明白他们的先辈为什么这么“傻”，“傻”到现在还在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希望子女们上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在大庆采访的日子里，我被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中的一幕所吸引和震撼：那便是一台台无法数清的“磕头机”——油井抽油机，它们每天24小时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停地一点头、一磕头，几年几十年天天如此，但似乎谁也没有把它们当作一回事。该骂骂咧咧的照样骂骂咧咧，该对现实不满并张口脏话“操”这“操”那的依然大有人在。但是似乎唯独忘了他们身边的那些“磕头机”，忘记了是它们给予了这块富饶的土地和这个美丽的城市。
而从大庆回到北京后，当我看到一幢幢更高的高楼和立交桥、看到更加繁华的街道和更加如潮涌动的车水马龙时，我听的和看的骂声更刺耳，有人直着脖子喊着更高的“操”声时，我更强烈地想到大庆城内城外那些“磕头机”……
“磕头机”在干什么？为我们在输油——把地下源源不断的油输出来供大家生活和发财、幸福和快乐、憧憬和梦想。可是北京有几个人知道大庆那儿有5万多台40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在为我们送来汽车可以转动的油料、做饭可以开启的液化气和身上穿得如此美丽的化纤衣料的“磕头机”？全国还有多少人知道40多年前中国北方的荒原上有一群饿着肚子、捧着两本“毛选”、用肩膀和流着鲜血的双手在为共和国的昨天和今天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人？
我想知道的人不会多过知道刘晓庆的人数、也不会多过知道“小燕子”的人数，更不会多过知道肯德基和麦当劳的人数。
以为我因此悲哀？不！恰恰相反，我坚信我写此作和我所歌颂的主人公绝不会如同几个时髦明星、几样快餐品牌那样昙花一现，过去若干年后再也不会有人提及。我叙述的事件和人物他们终将成为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的星星，他们在月夜和严寒的帐篷里手捧“两论”的情景也绝不比身家亿万资产的慈善家捐出百万千万那一刻所闪动的光芒低微什么、黯淡什么。
“两论”对几万石油会战大军而言，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下一部感人至深的史书。这是因为，“两论”让困守在冰天雪地荒原的共和国建设将士们获得了一种信念和实现信念的指路明灯。
今天的大庆人曾不止一次如此自豪地告诉我：40多年来，大庆油田共相继有27个油（气）田总计1885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投入开发，建成年产原油5600万吨的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累计生产的原油占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近一半。特别是自1976年起至2001年，连续实现25年产石油在5000万吨的水平，创造了世界陆相非均质、多油层砂岩油田注水开发的最高水平。如此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靠的是什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油田历届领导带领广大职工，以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导，针对非均质、多油层砂岩油田的地质特征和开发特点，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科技创新，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油田实际的科学对策。”大庆人如此说。
文行此处，笔者想起了余秋里老秘书给我讲过的一则故事：1963年底，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大庆会战情况时说道，大庆石油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毛泽东听后有些惊异地问：“是哪‘两论’啊？”余答：“就是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笑了：“我那两本小书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作用大着呢！”余秋里说。
将军部长的感慨绝不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他是从那场史无前例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建设战役中涅槃后的有感而发。
难道不是？
有一个会议对那么多参加过大庆会战的人记忆特别深刻。这就是余秋里亲自主持的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油田技术开发座谈会。所谓五级三结合是参加的人员由小队、中队、大队、指挥部和会战指挥部这五级的干部、技术员和工人参加的会议。这是余秋里抓油田开发或者说抓经济工作的一大发明——他总喜欢发动群众——这个群众是多层面的、多层次的各类人员参加的“诸葛亮会”。“五级三结合会”后来在大庆油田建设乃至全国的石油开发工作中成为一种制度而被固定下来，直至今天仍被教科书般地沿用下来。
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三天时间，于4月9日至11日在安达火车站附近的那栋俄罗斯建筑的铁路俱乐部里举行。开始180多人，后来扩大到500来人。
那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诸葛亮会”。按照余秋里的要求，会场不设主席台，中间只放几张桌子，桌子不是为了领导而摆，而是为了摆放图纸所用和发言者能以图说事。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围着桌子而坐，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能说废话，但寻寻开心、活跃活跃气氛可以。这是余秋里的作风。
会场很不规范，这与参加的人员有关，大到部长，小到以前连局长都没见过的普通工人代表。但进了会场，人们发现所有的人都一样：会抽烟的可以随便抽，想喝水的随便倒。可以跟部长握握手，聊上几句闲话也没关系。胆大的偷偷从余秋里那儿要支“大中华”叼在自己嘴上。胆小的开三天会却没敢让部长们在自己的小本本上签个名。
“好了，现在开会。”主持人余秋里宣布。
既然是技术座谈会，专家们讲得自然更多一些。
先是摆问题。问题多啊！可最后大家认识达到了统一：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社会主义建设等油用是最大的矛盾。
接下去是由专家讲述如何开发油田问题。那专家就是有水平，一讲话又是图又是表的，在那儿比比划划，他们不少人戴着眼镜，上去一讲就像课堂的老师，这“构造”那地层，这浅层那深波，“学生们”竖着耳朵听着，耳朵不够眼睛凑上……可是，“学生们”听着听着，似乎越听越有糊涂。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不行！”突然，会场中央有人大喝一声。“学生们”定神一看：是部长余秋里。
余秋里低着头，板着脸，大步流星在会场空隙的过道里走着。当走到那张标着“红点点”、“黄点点”、“蓝点点”的地质图前，他停下脚步，强压怒气地责问一位专家：“你们凭什么说这口井是日产10吨油的高产井，那儿是很少出油的低产井或是没有油只有水的枯井啊？”
“这个……”专家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
“不行！”余秋里再一次大声喝道，“这样没有充分根据的仅凭主观意识来说事太粗了！老康你说呢？”
康世恩有些坐不住了，皱着眉头捏着下巴，连连摇头叹息着：“是太粗了！太粗了！”
余秋里猛地扯下一张地质图，又在会议代表的空隙间边走边大声说着：“不把地下情况搞清楚，光在地面上戳窟窿，我们吃这样的亏还少吗？同志哥啊，你们得知道，我们千辛万苦找到的这个大油田，一旦搞坏了，比川中不知还要难收拾多少倍呀！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
方才还有人叽叽喳喳的会场上顿时一片寂静。
那些技术人员个个后背直发凉。干部和工人们这回也领略了将军部长的厉害：“你们搞钻井的、采油的，都是指挥员派出去的侦察员，是去侦察主攻的对象，是地下的油层，因此必须把油层的孔隙度、渗透率、压力等各方面的情况侦察得清清楚楚，有半点马虎也不行！”
是啊，这部长可不比两年前刚来那会儿了。现今你想再糊弄他，那就等着他“不打肥皂刮胡子”吧！
“大庆油田，一个世界级大油田。这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了。可怎么开发这样的一个大油田呢？”余秋里收住话，用目光问在场的每一个人，没有人敢回答他的问题。
还是他来回答：“我看至少要先弄清楚这么些地下情况吧……”余秋里伸出那只右手，习惯地扳起指头：“你得弄清楚测井资料吧？得弄清楚岩石资料、储油层岩性资料、储油层厚度资料、孔隙率资料、透渗率资料，还有油层温度资料、油层压力资料、井口压力资料、产量资料、储量资料和生油层资料吧？这已经是十几种了？13种了嘛！”独臂将军如熟诵军事术语一样如此娴熟地数列石油地质专业，令在场的专家和勘探队干部职工代表感叹不已：乖乖，余部长什么时候也成石油专家了？！
“还有饱和压力资料、流动压力资料、油气比资料、原油性质资料、天然气资料和地层水性资料等等。”康世恩补充道。
“对啊，而每个大项下面是不是还应该有几个小项？”
“有。像原油资料下面就应该还要掌握它的比重、粒度、原始油气比、压缩系数和体积系数等好几项资料。”康世恩又补充。
“是嘛！我们每一个参加会战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都要把这些情况时时刻刻、千方百计地去想好掌握好。这是我们搞石油的人的责任！我们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就是在地下，我们的斗争对象是油层。这一点务必要牢记！”余秋里铿锵有力的话在那栋俄罗斯建筑里阵阵回荡……
“岗位在地下，对象是油层。”余秋里又说了一句中国石油人的经典语。
“老康，你让李德生他们立即动手把需要掌握的地质资料和数据整理出来，越快越好，并且形成文件，发到每一个机台上。要大家照着它一项一项资料、一个一个数据给我落实，谁要马虎，谁就是对党和对人民犯罪！”余秋里的最后一句话说得特别重、特别严厉。
康世恩不等余秋里坐下，便站起来接上话：“余部长刚才的话非常正确。大家知道，油田的油层是在地下，看不见，也摸不着，它是一个巨大的、极为复杂的非均质体。因此发现油田之后，储油层的岩性和物性变化往往是评价油田的重要条件之一。这就更加要求参加会战的各探区对油层的每一个油砂体都要研究清楚，对比清楚……”
近500名参加“五级三结合会”的代表们一眼不眨地看着他们的部长，每一双耳朵都竖得直直的，生怕漏听了一个细节。后来有人把安达铁路俱乐部会议说成是引领新中国石油开发正确方向的“石油遵义会议”，这是因为在此次会议上根据余秋里的力主意见，后由专家组李德生起草、康世恩定稿的被日后的石油界奉为“石油开发法则”的“20项资料72种数据”的油田开发调查纲要。这一“石油开发法则”，用中科院院士、石油专家李德生的话说，它使大庆石油会战实现了“树立地质工作的科学态度”，“一切科学分析要建立在大量数据资料、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要做一个自觉的乐观主义，不做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从而掀起了一个取全取准各项地质资料的群众性活动。李德生说：“过去我们在工作中仅仅依靠很少数地质人员收集资料，资料与生产常有矛盾，工作中困难很多。有了这个会战技术规程以后，加强了党对地质工作的领导，掀起了以‘四全’、‘四准’为目标的群众性搞地质资料活动。‘四全’是：1。录井资料要全；2。测井资料要全；3。取芯资料要全；4。分析化验资料要全。‘四准’是：1。测量压力要准；2。油气水计量要准；3。各种仪表要准；4。各种资料样样准。”因而这一“石油开发法则”的确定和实施，使大庆乃至后来整个中国石油开发事业有了科学规范的技术依据和行动准则。
“那时候民主气氛真好。别看余部长脾气大，说话嗓门特大，但他对油田开发技术方面的问题又细到针尖尖的事都一点也不放过，就连康世恩、翁文波这样的大专家也被他追问得一愣一愣的。他对我们一线的技术人员意见又特别重视，他觉得在像大庆油田这样谁也没有经历过的大油田开发，来自实践和第一线的意见和经验是最宝贵和重要的，因此他格外尊重和注意倾听我们下面人说的话。如果我们说的十句话中有一句话他认为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会盯着你不断追问，直到问得你水落石出方肯罢休。我们看部长这么亲切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