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主席台上通过麦克风传来一个声音：“下面由地质部代表何长工发言。”
怎么回事？正在思忖的何长工茫然地抬起头，发觉四周的人都众目睽睽地看着他。他再往主席台上一看，原来是主持人周总理正在向他示意：“何长工同志，请上主席台来！”噢，轮到我了！何长工赶忙站起来，他那双本来就有点跛的腿此刻比平时更跛了。
场上发出了轻轻的窃笑——那是友善的笑。
“长工，你有什么‘卫星’可放？”
老将军刚刚走到麦克风前还没来得及镇静一下情绪，主席台正中央那个湖南人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响了起来。是“老毛”喔！老将军不用像李人俊那样回头看，他何长工对这个声音太熟悉了：从1918年在长辛店的第一次算起，他跟“老毛”也认识有40多年了吧！私下里和一般场合下，他何长工是叫毛泽东“老毛”的，但这种会议上他必须跟大家一样叫法，于是他说——
“报告主席：‘卫星’我不敢放，但我代表地质部几十万职工可以在这里向主席和全体代表报告一个喜讯……”何长工毕竟是快60岁的老将军了，他不能像前面发言的几个年轻部长冲动，但力量仍然不小。
“好嘛，说说你的喜讯。”毛泽东今天特别高兴。
“是这样。”何长工把秘书准备的稿子搁在一边，顺着“老毛”和整个会场的气氛，这样说道：“经过我们地质工作者几年艰苦奋斗努力，我们已经对全国的‘地下敌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抓到了‘敌人’的一批‘团长’、‘师长’，而且还抓到了好几个‘军长’、‘司令’！”
这样的比喻，很对台上台下大多数老战士的口味，于是何长工在获得一阵热烈掌声后继续说：“……对了，我们没有石油，国家就强大不起来。找不到石油是我们的耻辱！找不到石油我们得通通滚蛋！”何长工说完此话，回头朝主席台看看。他看到毛泽东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有炯炯的目光盯着他何长工。
“是的，过去洋人都说我们中国‘贫油’。”何长工继续说，“到底贫不贫呢？我们的科学家不相信，我们的广大职工不相信。毛主席也不相信！”老将军突然把嗓门一提高，“在我国的东南西北邻境都有石油，难道唯独我们伟大的中国就没有石油？这岂不怪哉？我们不信这一点！绝对不信！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向大家透露：我们中国不仅能够有油田，而且能找到大油田！找到中国的巴库！”
“巴库？”毛泽东听到这里，侧身向旁边的周恩来轻轻一句耳语。“是苏联的大油田。”周恩来说。毛泽东立即点点头：“噢，听康世恩以前说过。”
“好，为长工他们能找到中国的‘巴库’鼓掌！”毛泽东这一声“好”说得很响，而且带头鼓掌。于是整个全场再次响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老将军，想啥子事啦？快看看这个‘总体设计’行不行嘛？”余秋里用胳膊轻轻捅捅依然沉浸在一年前的那个往事中的何长工。
“噢噢，还是开我们的‘国家会议’吧！”老将军自感有些失态，赶紧收回自己的思绪。他对余秋里认真地说：“你我的牛都吹出去了，现在只有一条路：拼出老命也要把‘敌人’的大家伙找到！”
“是嘛，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松辽平原底下的那个大‘敌人’嘛！”余秋里说。
何长工一听松辽底下的“大敌人”便情绪高涨，忙招呼“三国”代表：“好好，大家都来先说说那边的情况。”
余秋里谦虚地请地质部的旷伏兆副部长先说。旷伏兆也是老红军，中将军衔，余的江西同乡。
旷伏兆的双眉一挑，说：“那边的形势应该说是喜人啊！我们的地质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收获也不小。自从五五年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普委’的同志圈定松辽地区为重点地质普查的方向后，当年8月，东北地质局在接到‘任务书’后就开始向松辽平原行动了，特别是韩景行带的6人小组，几个月后就在吉林北部和松花江沿线找到了含油页岩样品。经李四光部长和黄汲清、谢家荣等专家的研究，判定了整个松辽平原是个巨厚沉积且具有含油大构造的盆地。去年4月中旬，我们地质部的松辽石油普查大队501钻机第一个打出了油砂，之后普查大队又在几口浅井中见到了油砂，其中最著名的是南14孔，昆井位于吉林怀德境内的五家窝棚，从井深300米处开始见油砂，井深1000多米的变质岩裂缝中还可见稠油，全井共见含油砂岩20余层达60米之厚！”
何长工笑呵呵地对余秋里说：“我就是听说这个情况后才敢在中南海向‘老毛’报告说中国有‘巴库’的。”
余秋里佩服地朝老将军笑笑，又向中科院的物理专家顾功叙询问：“老顾，你说说，物探对松辽地下油层储量前景是什么看法？”此刻的余秋里已经知道：石油勘探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可以概括为：普查先行，物探定论，钻井出油。地质部已对松辽的普查工作做得非常好了，物探能够确定所普查的地质情况进行定论，那么他的石油勘探队伍就可以早日让松辽地底下的石油冒出来！
顾功叙说得非常干脆和肯定：“根据已经进行的物探工作，我又和黄汲清等专家研究认为，松辽盆地是个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的新生代沉积盆地。其盆地的最深部位在中西部，可深达5000多米以上，所划范围之内均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而且根据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所进行的工作可以初步这样结论：松辽平原上有几个构造中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它，只是眼下我们定下的两口基准井形势有点不妙。这石油部你们是知道的。”
余秋里与康世恩交换了一下眼神，说：“老康，你说说两口基准井的情况吧。”
康世恩揉揉猩红的眼睛强打起精神。
何长工发现了，说：“康世恩你是不是昨晚又开夜车啦？”
余秋里解释：“他这过年三天，一天也没休息，天天跟几个技术人员在商量基准井的事。”
何长工忙向里屋叫道：“老伴，快把人家给的那盒蛋糕给端上来！”
老伴尹清平大姐一边应着一边举着一个大蛋糕进客厅。
何长工把第一块切好的蛋糕放到康世恩的手中：“快吃，不吃好睡好怎么能找出油呢！”
康世恩：“谢谢老将军的关心。”吃完蛋糕，康世恩顿觉精神了许多。他本想补充一下石油部在松辽一带做的先期地质工作，后来还是省去了，因为从分工而言，地质部对松辽的先期地质普查工作确实要比石油部多做不少，而且就技术力量相比，他们上有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这些大地质学家，下也有朱大绶、吕华、朱夏、关士聪、王懋基这些中坚力量，不用说像韩景行这样最先勇闯松辽平原，在荒蛮的北大荒上能找到油砂本身就是功勋卓著的表现。松辽有没有油，不仅仅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全中国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关注的大事。过去美国人和日本人也都在松辽一带做过地质普查工作，但结论是“松辽无油”。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首先指出了“松辽有油”的理论方向，特别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产生对松辽盆地找油产生的理论影响功不可没。
关于松辽油田——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的发现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旷世的争议，这个争议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到底谁的功劳大，恐怕没人真正能说得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大庆油田发现，并非靠的力学构造理论，而是大地陆相生油理论。
康世恩是学地质出身的，他心里清楚，至少他清楚两件事：一是松辽即后来的大庆油田发现的理论依据是陆相生油理论，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潘钟祥教授和黄汲清先生。潘钟祥教授死得早，又没能参与大庆油田发现的具体工作，所以黄汲清和谢家荣及翁文波先生成为主要的陆相理论找油的实践者和论著者。特别是他们在1955年1月20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商定的《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中，就已经点明了松辽地区作为重点石油地质普查的对象，及一年后由黄汲清领导、翁文波等人参加的新中国第一份《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更加清楚无误地划定了松辽地区是中国未来找油的主要方向，这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现在只有一份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十年前在黄汲清临终几十天前我采访过他，他给我讲起此事，也明白无误地证实：“我国东部几个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做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40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这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引自黄汲清于1978年1月11日写给邓小平的信）。其实关于黄汲清运用大地构造理论，最早肯定我国包括松辽等平原有石油的历史记载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石油》一书的第162页有这么一段话：“从瑞士留学回来的黄汲清是我国最早涉及石油领域的地质学家之一，他在1935年就指出：‘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科学理论的先导作用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也会明白，因而历史和后来的实践都证明了松辽（即大庆）油田的发现，毫无疑问是与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老一批地质学家的陆相生油理论有着直接关系。在采访黄汲清的同年，我又有幸采访了石油部的翁文波先生，在提及发现大庆油田的理论贡献时，翁文波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陆相生油理论确实决定和指导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工作。
黄汲清和翁文波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他们俩人关系之好，除了共同的事业追求外，还有一层非常深的特殊关系：黄汲清的恩师之一是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灏，而翁文波在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在面临下一步学什么做什么时，得到过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的黄汲清的建议，黄说你既然学了物理专业，就应该使自己具有世界水平的知识，到国外去学物探专业，中国地质事业前景很大，可物探的人才很少。翁文波后来真的考上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祖国的物探事业。黄汲清和这位“老弟”在解放前的玉门油田发现中就并肩战斗过。新中国成立后，黄汲清最早身兼两个职务：既是地质部石油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又是康世恩领导的国家石油勘探管理局主要技术负责人。翁文波呢，是石油部勘探司的总工程师。黄汲清亲口告诉我：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自己是右派倾向分子，政治命运捏在别人手里，又因中国地质科学院硬拉他去任职，他或许就是余秋里和康世恩手下的人了！
说到黄汲清和翁文波对松辽地质理论的贡献，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还有两个人必须着重提一下，因为他们对中国石油的贡献和最后的命运反差极大。第一个是石油部第一任总地质师陈贲，这位为发现和开发玉门油田作过特殊贡献、在新中国多处油田洒过热血的杰出地质学家，正当他雄心勃勃为松辽油田准备大干一番时，却被打成了右派，随后下放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监督劳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再度受冲击的陈贲不堪耻辱，含怨于当年6月12日自尽于一间破落的小屋里。另一位大地质学家谢家荣几乎与陈贲的命运如出一辙，他是地质部的总工程师，也是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也是在“文革”开始时便不堪折磨而以最古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谢大师的妻子在丈夫离世不几天也以同样的方式告别了人世……那一幕令我们不堪回首。
康世恩另外还想讲清楚的一件事则是我以前并不清楚的，那就是在地质部普查工作的同时，他所领导的原石油总局和后来的石油部地质工作者也一直在松辽一带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1953年，根据群众报告，康世恩派出石油总局的宗丕声、邱振馨等人到黑龙江尚志县进行过四次油苗调查。1954年，石油总局的张传淦、陈良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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