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皇帝贪玩,不问国事,只要还有下面的大臣们凡事勉力维持,以帝国严谨详备的文官体系而论,其实就未必真能出得了多大的乱子。只是刘瑾志向,却远非奉迎天子这么简单。他是要以英宗朝的大太监王振——就是那位一手酿成了土木堡事件的王公公——为人生楷模,以宠取幸的同时,更要百尺竿头努力奋进,达到肆意操纵朝政决策的地步。在他三番四次的建议和鼓动之下,朱厚照动辄变革旧制,更改成宪,把个国家弄得是乌烟瘴气,一塌糊涂,百姓由此饱受侵凌,苦不堪言。折腾大半年过后,就连中央政府的六部九卿,也有多半路来诉苦,说是因为刘瑾等人的横加干涉,各部门的日常工作都已经无法正常开展下去了。
朱厚照怎么回答呢?他的对策是不理不问,不予任何肯定的答复。他大概是觉得,奏疏你们爱写不写,那是你们的自由,我管不着,可我也没有非得批复的义务。你们写你们的,我玩我的,咱们各不相干。有时候被逼得急了,就佯装悔过地向大臣们表示说,“我听说皇帝没有不犯错的,只要改了,就还是好的嘛”,糊弄而已。等到风头过去,便又统统置诸脑后,依然故我,一副浑然不为所动的架势。
梗介的大臣们积怨日深,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出来。朱厚照登基后的次年,也就是正德元年的冬天,十月,以吏部尚书韩文为首,百官联名上奏,向皇帝发起了请愿诛杀“八虎”的行动。而在韩文背后主持大局的,则是时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刘健,以及他的两位阁僚,李东阳和谢迁。
要说起这三位阁辅,号称当世贤相,早在孝宗年间便有俗谚,说的是“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李东阳善于筹谋,刘健能断大事,谢迁于时政总能有着精辟独到的见解。有了他们的从旁辅佐,孝宗朱佑樘生前某除旧弊,整顿朝纲,自然事半功倍,成效蔚然。为了表示对功臣的嘉奖,朱佑樘又特别赐予他们蟒衣朝服——蟒比龙少一爪,形神相似,人臣得此殊荣,实可谓尊崇至极——这也就开了日后大明朝的阁臣们因功而获赐蟒的先例了。
而这其中,又以刘健学识渊博、品性刚直,最得朱佑樘信赖,将他尊称作先生,从不直呼其名。临终的时候,朱佑樘还曾经在病床上挣扎着坐起身子,拖过刘健的双手,百般叮咛,把整个儿大明江山和太子朱厚照一起托付给了这位阁老。托孤重臣嘛,刘健自觉重任在肩,如今眼看着朱厚照成天胡作非为,朝政日渐颓靡,就连朱佑樘生前钦定的诸多大政方针,也因为刘瑾等人恃宠乱政,到头来落得了个停滞不前,不了了之,他这心里如何能不着急?
要知道,皇帝毕竟年轻,涉世未深,纵有不对,也都是因为受了小人的蛊惑。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为了答谢朱佑樘的知遇之恩,为了大明朝的江山社稷,今天便是舍弃了这身荣华富贵,也要和这班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们一争到底了。
“刘瑾必须死。他们这些阉人,恶贯满盈,得罪的是大明朝的列祖列宗,即使当今天子,也不能徇私纵容,法外施恩宽赦了他们。”
内阁来势汹汹,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然而说到底,他们所依仗的,其实不过“皇帝应该这样,皇帝不应该那样”如此空泛的道德说辞。皇帝要是不依,非要由着性子胡来,这些职权不过“拟票听旨”而已的“高级秘书”们,又能有多少办法来与皇权相抗呢?
朱厚照被群臣围攻,骑虎难下,于是想着同内阁打个商量,把死罪改判发派南京,如此大家眼不见、心不烦,皆大欢喜嘛。可没想派去谈判的人刚一进门,就给刘健铁青着脸顶了回去。内阁动了真格的啦。朱厚照虽然成天不务正业,可说到底脑瓜子还是好使的,大臣们列举出“八虎”种种恶行,他其实心知肚明,只是一来逆反心理作祟,不喜欢有谁仗着资格老学问高对自己耳提面命,二来刘瑾他们几个跟随自己多年,主仆情深,忽然说杀就杀,那也实在下不了这个手——就算阿猫阿狗什么的,养得久了不也都有些感情不是,凡事都可以商量,哪能这么不近人情呢?一次不行,他就再派人过去,非得把刘瑾说得回心转意了不可。
只是他这次却托非人了。这天晚上,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东厂提督王岳奉着圣谕,跑来内阁替刘瑾向刘健讨条活路。进得大堂,正听见阁臣们阁臣们议论纷纷,说得大多是如何铲除奸党云云。众人越说声音越大,越说越是激动,忽然,就只见刘健奋然挺身而起,一把掀翻了桌子,仰天失声痛哭起来:“先帝啊!您的陵土都还没干呢,国家就已经被他们败坏成了这个样子,老臣就算是死,也是没有脸到九泉之下来见您的呀!”
这哭得真可谓慷慨悲怆,“声色俱厉”,王岳一下子就被感动了。因为素来瞧不惯刘瑾为人,也因为嫉妒这家伙比自己跟皇帝来得亲近,他王公公和“八虎”本来就搞不到一块儿去。这时候眼见得刘健如此这般,不觉心意陡转,上前详加商定之后,径直回到宫里向朱厚照汇报说“阁议是”,内阁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您还是接纳他们的谏言,下旨杀了刘瑾吧!
于是,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八虎”难逃一死,似乎已成定局。
可刘瑾他们也没闲着。有人要杀,这被杀的人总不能坐以待毙吧!鱼死尚且网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八虎“在内阁有眼线,王岳前脚刚走,有个叫焦芳的大臣后脚就跑去向刘瑾通报了司礼监和内阁意图里应外合的情形。赶紧着,刘瑾带领大伙儿跑去找到朱厚照,众星捧月似地围成一圈跪倒在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陷害奴才们的,正是王岳。他和内阁暗中勾结,想要阻止您自由出宫,把奴才们视作了障碍,这才要痛下毒手。其实,不过就是放鹰遛狗,花费不过国库万分之一,犯得着这样纠缠不清吗?”
关键是最后一句:“要是司礼监的人选合适,左班官(朝臣)怎么敢这样猖狂!”
朱厚照一听,脑子里咯嘣一声脆响,顷刻间恍然大悟——他是担心刘瑾不在了,自己难再找到如此贴心的奴才,玩起来不够痛快,还是隐约觉察到了所谓阁权对于皇权的威胁,抑或两者兼有之,这些心理的细微变化,旁人实在难以琢磨。只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刘瑾找准了事情的关键,三言两语触动了皇帝某条敏感的神经,群臣交劾虽然声势浩大,可到了这会儿,却都不如他的几个响头来得更加奏效。
“这次就要他们仔细瞧瞧,这大明江山,到底是内阁说了算,还是我做皇帝的说了算!”
朱厚照当下心意已决。刘瑾他们八个,这次我是保定了。至于那个王岳,实在可恨,只是他管着东厂,宫里人不好拿他,也怕走漏风声给内阁知道了,传旨,叫锦衣卫,把这个背主弃信的奴才给我扔到镇抚司诏狱里面去。
拘押东厂提督太监,正德朝锦衣卫执行的第一件公务,一登场就弄得非同凡响。
说归说,锦衣卫办事,那就是可靠。王岳都已经倒了台,内阁却还依旧蒙在鼓里。第二天,照样韩文牵头,三阁辅坐镇,百官“伏阙固争”,恳请法办刘瑾等以谢天下。朱厚照这次不跟他们玩太极了,少年天子彻底撕破了脸皮,对首辅都敛起平日多少还算谦恭礼敬的表情,劈头盖脸就是一声暴喝,“刘瑾是朕的忠臣,也是大明的功臣“,公忠体国,实心用事,你们这些朝臣非得杀了人家,简直不知道安的是什么祸心。难道真以为我年少无知,可以由着你们随便使唤的吗?那好,我今天非但不杀了,我还要重重地提拔他们!
旨意剥去王岳司礼监及东厂提督的职务,改由刘瑾掌管司礼监,丘聚、谷大用分别提督东、西厂,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各据要地”,替朕把北京城看严了,再有谁啰嗦,和王岳一样,自个儿去镇抚司答话!
真是晴天霹雳,百官愕然,情知大势去矣,国事不可为了。李东阳的态度尚算缓和,以为来日方长,可以慢慢计议。刘健和谢迁真是心灰意冷,就此乞求致仕,退休还乡。朱厚照也不拦他们,甚至连循例再三挽留的客套都免了。你们要走,那就赶紧走人,朕也不亏待你们,沿途都让官驿接送,退休金什么的,也一个子不少全发给你们,总之别在这儿跟我添堵就成。
“焦芳检举有功,入阁预政,顶替刘健走后首辅的空缺吧!”
接下来,便轮到了刘瑾掀起一股反攻倒算的高潮。
首当其冲,落进诏狱的王岳给他们判了个充军南京,走到半道,便被刘瑾派去的刺客击杀身亡。刘瑾又清点出所有在刘、谢辞职的时候上疏挽留的大臣名单,连同北京和南京在内,共计一十五人,全都交付锦衣卫廷杖以示惩戒——甚至于只是传阅了相关文件的官员,也全都被他连根刨起,照样廷杖痛打一番,然后轻则罚掉半年的俸禄,重则勒令辞职,让他们两袖清风地追随阁老去了。
即使如此仍不解恨。次年春三月,刘瑾假传圣旨,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桥头,当众宣布说,经过有关部门的详加盘查,现在已经彻底查明,朝廷里出了奸党,为首的奸臣就是刘健和谢迁。这两位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必然追加处罚,剥夺赐予他们的诰命以及一切特殊待遇。至于其它从犯,凡是榜上有名者,有官的罢官,够不上罢官的罪行,一律流放!
这两次廷杖打得,午门外血肉横飞。要知道,在此之前,大臣们就算被施以廷杖,也可以穿着衣服,裹上一层厚实的棉布垫底,皮肉之苦固然难免,然而主要的作用是羞辱一下受刑者的脸面而已。到了刘瑾这儿就不同了。因为对大臣们深恶痛绝,刘瑾更改了廷杖的规程,一律要脱下裤子挨揍。也正是从此以后,大明朝才开始出现了大臣们因廷杖致死的案例。
刘瑾如此处置朝局善后,对于朱厚照而言,自然相当满意。他是比刘健他们在的时候更加自在了,现在是谁也不敢管,谁也管不着,喧哗得意,更甚于前。刘瑾也是个聪明人,趁势专挑皇帝玩得兴起的时候跑去找他请示公务。朱厚照把眼睛一瞪,说我拿你们这些人干什么用的?别有事没事跑来烦我。该怎么处理,你自个儿拿主意去!
于是从此“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见着刘瑾,倒头就跪,连名字也是不敢称呼的。都察院曾经在文件里误将“刘太监”直写作了“刘瑾”,最后弄得要都御史屠滽领着部下向刘瑾磕头认错才算了事——刘瑾的权力大到了什么地步呢?举个例子来讲,兵部,凡是都指挥以下的官职任免,刘瑾只要给主事官员递过去一张“某授某官”的纸条,自然即刻奉行,连到皇帝那边走个过场的步骤都可以省略。甚至包括兵部、吏部本身文武官员的职衔进退,一律“先于刘瑾处详议”,得刘公公拍了板,你们才能再到皇帝那儿汇报,皇帝又是懒得搭理这些闲事的,原封不动批复下来,都按刘瑾的意思办理即可。
至于任用亲党、贪贿敛财这些就不必多说了。时局如此,锦衣卫也自然颇为自觉地倒向了刘瑾一边。这时候锦衣卫的主事,姓石,叫石文义,地道的小人一个,成天跟屁虫似地在刘瑾身边绕来绕去,原本应该由他亲自过问的公务,全都扔给了麾下的高得林和杨玉处置。这两位也不是什么善茬,在任上徇私舞弊,排除异己。但凡刘瑾有何差遣,立刻侦骑四出,说拿谁就拿谁,绝不含糊——因为锦衣卫的职权特殊,以至后世评价,认为刘瑾之所以能作恶多端,很大程度上,是多亏了锦衣卫和他携手共进所赐。
比如当时官员,无论是遭到贬斥,还是奉命出任地方,无论走到哪儿,身后总会有锦衣卫跟踪盯梢,就算无关痛痒,只要给逮着了丁点儿把柄,立刻就是诏狱伺候,插翅难逃。有位名叫王伯安的官员,胆子算大了,上疏去告了刘瑾一状,回头就给发配到贵州去做了个驿丞。他心说走就走呗,走得远了也就无所谓了。还没来得及动身,正在杭州胜果寺盘桓,大白天的,忽然就看见两个锦衣卫过来了,说皇上有旨,赐你把自己淹死。王伯安不干,说这是皇帝要我死呢,还是刘瑾要我死?你们把话讲清楚再说。锦衣卫可不是吃素的,你自己不肯死,我们就送你一程得了,径直把王伯安五花大绑捆成肉粽,拖到江边给扔进了水里。
反过头来,刘瑾对于锦衣卫工作的发展建设,那也是大有帮助的。大明律载有明文,用来拘押囚犯的木枷,重不得超过三十四斤。刘瑾不管这个,创设了重达一百五十斤的巨枷,官员犯在他的手里,一律枷上三天示众再说。这三天可真是要了人命了,朝堂内外顷刻枷死一片,不可胜计。高得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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