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我吧。”马特说。
“看来我真的要疯了。你胡说的，对不对？”
“我是认真的，但我可能会要求你允许我继续跟那样的女孩约会。”马特说。
“哪样的女孩？”我问。
马特指着某位穿着紧身露肩上衣的女人说。对方把马特从头到脚扫了一眼，很酷地转过身去。那美背毫无瑕疵、瘦不见骨，问题是人家不理他。
“她真像日本庙宇的守护神，”马特对我说，“右手掌心向外举在这里，表示拒绝。但是放在下面的左手，正卖弄风情地要我进去。”
“有吗？”
“有。但我今晚没有时间高攀，我要摘挂在比较低的树枝上的水果。”马特说。
奥利维娅手拿装了一堆食物的小小塑胶盘走过来，我对马特扬起眉毛。
“没有那么低。”马特说。
“你们在说什么？”奥利维娅问。
“没什么。”我说。
“我不想害你紧张，”奥利维娅对我说，指着会场后方的台子，锡德？赫希跟玛丽？艾伦正在鸡尾酒桌旁，交头接耳专注地谈话。
“我该提防哪一个？”我问奥利维娅。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到很晚才看到亨利。他站在沿着鱼摊设立的临时吧台旁边，正跟一笑就把头向后仰的女人说话。她的脖子好长，让我忍不住盯着欣赏。那正是亨利的视线与我接触时，我正在做的事：看着一位女士的脖子。我看见他碰碰她的手臂，随即向我走来。
《爱情芥末酱》12（4）new
“嗨。”我说。
“嗨。”亨利说。
“你的女伴脖子好长。”我说。
“她？”亨利扭头看看那个女人，“她不是我的女伴。”
“你如果喜欢她，不要看着她的脖子，”我说，“那好像有催眠的力量，会让人一直想看。”
亨利看着她，而她似乎收到讯号，又仰起脖子。
“艾莉森。”亨利说。
“什么事？”
他的微笑只用到半个嘴，可是什么也没说。
“什么事？”我问。
他吸一口气。“我无法应付你。”
我只站在那里。
“我想了一下，决定我应付不了你。”亨利说。
“噢。”我说。
“我希望一切很单纯。”他说。
他希望单纯。
“没问题。”我也微笑，露出我也可以很单纯的样子。
“那就好。”
他伸手捏捏我的右肩，转身回到吧台那个女人身边。
那晚回家，我写了一篇专栏，题目是“约会市场的价值”。几年前我就想写这个题目，未写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不是我的原创。我不知从哪里看到一些想法，修改后又加入自己的想法，这在生活中没什么关系，但印成文字会让我紧张。第二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会惹人生气。我交出专栏的第二天早上，奥利维娅就冲到我的桌子前面说：“你在胡说什么？如果我‘纤瘦一点’或‘漂亮一点’，男人会更喜欢我？”
事情当然更复杂，但，事实的确如此。那正是我要说的。“约会市场的价值”正是这样：人与人交往时的价值。就是这价值，让你认为两人正在交往，而且两人速配，其中一个不会离开另一个去找更好的，因为他们多少等值，因为他们拥有大致相同的“约会市场价值”。客观来说，长脖子女孩因为美丽，所以她的约会市场价值高于我，所以亨利选择她。
就“美丽”这方面，我并不合每个人的口味（必须适合某人口味，已经够让我倒胃口），但我大致可以接受，我的市场价值因此而比较低；即使，这有时很令我生气。
这篇专栏很容易写，我只需要把这些年令我的朋友很生气的几件事穿插在不同的段落里。我相信你已经猜到让我们生气的原因，就是男性与女性的市场价值基础不一样；女性用年龄与美丑，男性则用财富与权势。女性年纪越小、外貌越美，市场价值越高；男性越有钱有势，市场价值越高。这对两性都是侮辱，对女性尤其严重。但，好像还没听见年轻俊美的男性站出来抱怨过。
能把心爱的理论印成文字，感觉真是过瘾，可是后来我躺在床上重读最后一次的时候，被某种奇怪的感觉当头打下。好像得到天启，顿时发现我真的相信这些。当我应该相信爱的时候，我却相信这些。我一直渴望当个活在当下的人，不再搞那些布局、计划、阴谋和控制，但我的脑袋好像不听话。我整天在想什么？我老是绕着男女关系打转。我的脑袋真的是这样，每当我看到一对快乐的情人，我立刻想知道所有的事实：他们怎么认识的？他们的关系如何维系？谁爱谁比较多？谁掌握了权力？
归根结底，一切都回到我所说的“权力”。谁掌握了权力？而我之所以喜欢“约会市场价值”这套理论，是因为它把我最着迷的东西加以量化，用数字呈现出来。我喜欢这一套数学逻辑，以及“男女关系到了某个阶段总会失去平衡，如果失衡的状态过分严重，就必须把天平的两端重新平衡”这种非常简单的事实。
然而，权力这回事远比这简单的事实更难以捉摸。让我告诉你，权力在谁的手上：权力在爱得比较少的那人手上，权力在有办法远走高飞的人手上。我还可以告诉你，外遇就是权力。不管关系出了什么差错，出去胡搞的人，等于把所有的权力都拿走，可以对另一方予取予求。
我一直以为我的问题在汤姆离开我，但是，我现在发现，问题或许在更基础的地方。或许，爱情与权力无关。或许，把爱情与权力混淆在一起，替我惹来一切的麻烦。
《爱情芥末酱》结局（1）new
第二天早上我搬进考狄利娅的家，计划找个新工作和新的住所。
“为你的新生活干杯。”考狄利娅跟我碰杯。
“为我的新生活干杯。”我说。
第二天，考狄利娅从健身房回来的时候，我蜷起身体缩在她的床上。
“我还以为你想通了。”考狄利娅说。
“我的确想通了。”我说。
她在我身边坐下。
“观念上想通而已。”我说。
她点点头。
“我的身体应该很快会赶上来。”我说。
星期一，我放下所有的窗帘，把电视机从另一个房间搬进来，放在床脚的箱子上，靠着叠在床头的一堆枕头，拿着遥控器胡乱转台。
“我真不懂有些人为什么说电视没什么好看。”考狄利娅下班回来时我跟她说。
考狄利娅走过去把窗户开一条缝。
“我的理论是，说电视没东西看的人，是电视看得不够多。”我说。
考狄利娅弯身拿起散在床上的杂志放回床头桌。
“全世界都在电视里面。”我说。
我又靠回考狄利娅的床。说真的，考狄利娅处理这件事的方式真让人佩服。她母亲七十多岁时曾把自己关在她家二楼的一个房间好多年，所以她对我的行为并没有很大惊小怪。她弄东西给我吃，买我爱吃的饼干和蓝莓酱回来，即使我把一滴蓝莓酱滴在鸭绒垫子上，她的眉头也没有皱一下。我们谈些什么，我大都忘记了，只记得有天傍晚她用薄荷乳液按摩我的脚时，心想难怪她母亲一躲在床上就是几个月。只有她才有耐心，换成是我根本受不了。
我常一躺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翻来覆去地回想汤姆和我之间的一切，在脑海中来回播放。我想起坐在计程车上看着桌历猜测自己怀着谁的孩子时，我一直想到婴儿有着亨利的耳朵。然后否定这个想法，应该是汤姆的，汤姆的耳朵很精巧。可是，当我躺在考狄利娅的床上，我一直想到这件事，而且以某种奇怪的方式，让我心情变好一点。我下半辈子都不会在这些耳朵的旁边醒来，事实上，我不想浪费我的生命在这些耳朵上面。我的心底知道，虽然身体的其他部分花了点时间才赶上来。
“我觉得我得了忧郁症。”我终于对考狄利娅说。
“你只是在蜕皮。”考狄利娅好心地说。
“我想死。”我说。
“你只是在你的茧里面。”考狄利娅说。
“我的四肢都动不了。”我说。
“困在茧里面当然会这样，四肢无法动弹。”她说。
然后，有天早上我张开眼睛，看见的是浮在阳光中的灰尘微粒，我当下知道，我出来了。从茧里面出来了。我下床冲澡，穿上运动鞋出门慢跑。然后打电话给一家临时工作介绍所，这位女士以前看我的专栏，后来我们就认识了，她很快替我找到了在临时工世界里称得上肥缺的工作。我要去广告公司担任审稿，那位员工产假到期了仍然无法回来工作。（“四十岁，生了三胞胎。”介绍所女士跟我说。“又是排卵药闯的祸，对吧？”）我剪去蓬松的长发（一大失策），可是因为我刚好瘦了几磅，所以看起来还算平衡。
我找的第一处公寓，跟考狄利娅在同一条街上。房租便宜且小得不得了，我却觉得非常完美，大片窗户让下午的阳光灿烂地照进来，而且位置很高，可以像那位飞天保姆玛丽？波品斯一样，看到很多屋顶和烟囱，还有很多大树的树顶。
那天是尼娜陪我找房子，我为那扇大窗心醉神迷时，她皱起鼻子闻着铺墨绿色
瓷砖的浴室和两个小柜子，对我说：“艾莉森，视野再美，你也不能只住在那里面啊。”这个嘛，我想了一下，我认为我可以。所以，现在我就住在美美的视野里面了。而且，我开始有世界重新在眼前展开的美妙感觉，你会注意到路灯灯柱上贴了
意大利文课招生的传单，你会撕下附在下面的电话号码放入皮夹里，下星期就冲动地打了电话，然后你就每个星期三跟六个陌生人聚在咖啡店，被名叫亚历山德罗的人盯着练习外国会话两个小时，这位亚历山德罗总是穿着皮长裤，下课后跟你说话时，都用好听的意大利文称呼你公主。
我相信你知道我在说的那种感觉。原本缩小成柴米油盐、而且小到可以测量的生活，突然间因为充满“生命力”而爆炸开来。我为自己买了蕾丝胸罩和登山靴。我把济慈放在马桶后面的架子上，也决定动手拥抱普鲁斯特。现在我看《纽约时报》星期天的旅游版，总以随时可能出发的心态熟读并钻研。我去听歌剧、上瑜伽，甚至看着食谱学会做巧克力。
我有男友时，从来没有这种特殊的感觉，从来无法达到这种境界。我的意思是，我有男友时当然也购物、烹饪、旅行和读书，但引发我做这些开拓性事情的精神，从来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可以随时变得跟预期很不一样。这是个问题，而且是我生命中的大问题。我相信这里面应该有些道理，用以解释生命为什么会绕着某人打转，也随着某人结束……我正要发展出一个理论的时候，突然制止自己。我必须反抗，不要再把世界缩小在这种理论上面。管他的，就让世界自行在我的眼前展开来吧。
我搬进新家的几个月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记得当时曾猜想，这究竟是这故事的结束，或者另一个故事的开始。那是星期天的傍晚，我在栗树街的旅游书店找书，有个人在我身后叫我。
“艾莉森？”
我转过身，发现那是亨利。
“嗨！”我说。
他向前倾有点尴尬地亲吻我的脸颊。
“你好吗？”他说。
“很好，你呢？”
“还过得去。”亨利说。
“听说你也辞去报社的工作了。”
“事情弄到双方甚至跑到走廊大骂粗话的时候，辞职或开除，相差无几。”亨利说。
“你对锡德开骂？”我问。
“是啊。”
“真希望我当初也骂得出来。”
“我们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抗议你的专栏不再继续。”
我看着他。“请你定义‘一些’是多少，好不好？”
“好，六封。可见你至少有六位忠心耿耿的读者。”亨利说。
“说说那一位的事，那个偷走我的工作的女孩。”我说。
“玛丽？艾伦？”亨利说。“你想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只要是坏话就行。”我说。
“这个嘛，首先，她不会写文章。”亨利说。
“对，就是这种话。”
“还有，她会咬掉小猫的头。”
“再说一个！”
“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是既不快乐又没有安全感的人。”亨利说，“这真是非常的可悲。”
“你知道吗？我最讨厌这种事了。”
“什么事？”
“用不快乐和没有安全感当借口。”我说，“我是说，我也不快乐，我也没有安全感啊，但我总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