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人口比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更加稀少，其建筑风格也更为冷峻与瘦硬，用国内“新新人类”的一句惯用语，就叫“酷”。气温的降低、行人的稀落和建筑色彩的偏深、篇冷，使行走在赫尔辛基街头的我，有了一种“毛骨悚然”之感，不断地把脖子往衣领里缩。与斯德哥尔摩市民们脸上闪烁着的灿烂的笑容相比，赫尔辛基的市民，则常常是一副沉思的、严肃的表情。这里的女性也有一种男儿的英武之气，昂首向天，一袭黑色的长大衣，越发衬托出苗条高挑的身材。即使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也是健步如飞，不让少女，或者一身长裙，不畏寒冷。
芬兰是斯堪的纳维亚四国中唯一的共和国，也是四国中自然条件与国际地缘环境最恶劣的国家。它多年来在苏联和德国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斯大林统治时代的苏联和希特勒统治时代的纳粹德国，其铁蹄都曾经践踏这片土地。寒冷、匮乏与外敌的压力，却也锻炼出了国民超乎寻常的坚韧与刚强。赫尔辛基著名的景点盘石教堂，就是这种坚韧性格的体现之一。盘石教堂好像一只飞翔在半空中的飞碟，其实它完全是使用人工在岩壁之中开凿出来的。进入山丘下的隧道走廊，不久便到达了圆形的中央会堂。中央会堂直径达二十四米，宛如一颗被剥了一半的松花蛋。它的四壁全是不事雕琢的巨大的天然岩石，雄浑而凝重。中间的圆顶高十达米，四周的岩壁高约5米，顶上镶嵌着半透明的玻璃，并由一百根放射状的梁柱支撑着。这是我所见到过的结构最奇特的教堂，这也是人力向自然力发起的一次成功的挑战。盘石教堂是芬兰杰出的建筑师欧玛拉聂兄弟于一九六九年设计完成的，是赫尔辛基现代建筑中最卓越的作品。而我宁可把它看作一件古典主义的作品，也许最新潮的现代，其内涵也最接近古典。我们静悄悄地走进中央会堂，会堂里正在举行宗教仪式。一块块格子般的阳光，透过圆顶的玻璃射进来，站在中央讲坛上布道的牧师，全身笼罩在一片淡淡的金光之中。我想，这也许就是芬兰人接近上帝的方式，他们主动选择了一种更为艰难、更为坎坷的接近上帝的方式，却比那些偷懒的、捡便宜的人离上帝更近。
显然，赫尔辛基不是一座浪漫温馨的城市，其肃杀的气愤渗透进街道上的每一块石头缝隙里。在瑞典和丹麦，处处能够看到艺术家的雕像，而芬兰人却更多地选择严肃的政治家与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军们作为塑像的人物。最有名的民族英雄纪念雕塑，位于一大片青青的草坪之间。这组群雕中没有僵硬的方形纪念碑，也没有具体指向的人物，所谓的“纪念碑”却是一组密集的、长短不一的金属圆柱，它们凝聚在一起，伸向苍穹，像万年的坚硬的冰川，也像战场上烧红的枪管。而在它的旁边，被置放在一块岩石上的，是面部表情愤怒的金属人头，有些中国古书里所写的“怒发冲冠”的味道。
我们不能苛责芬兰人的冷峻，如果我们读读他们的历史，我们会有更多的“同情的理解”。他们的历史与我们的历史差不多，鲜血多于鲜花，饥饿多于奢华。为了捍卫自身基本的生存，芬兰的人民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难道你还要指责他们疏于文学艺术吗？在这组象征意味浓厚的纪念雕塑前，我想起昔日芬兰抗击苏联的“惊风雨、泣鬼神”的保卫战。当时芬兰的人口仅仅四百万，常备军只有三万，国力衰弱，经济落后，军备缺乏，却能够在冰天雪地之中，奋勇抗击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机器——苏联红军。第一阶段的战役在一九三九年底展开，正是北欧最寒冷的季节。芬兰的防御系统像坚冰一样牢固，每到夜间，他们的滑雪小分队便如同闪电般出动，突击在雪地上烤火露宿的苏军，让苏军防不胜防。芬军总司令曼纳海姆指挥有方，仅在索米斯萨耳米一地，芬军就歼灭敌人两万三千多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在血与火中，世界人民给予芬兰人民的，不仅是同情，更多的是敬重。然而，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拒绝给芬兰以实质性的支援。在第二阶段的战役中，苏军在卡累利阿地海峡成立了西北方面军，由名将铁木辛哥出任总司令，总兵力超过了三十万人。而此时，芬兰已经兵员枯竭，弹尽粮绝。第二年三月，苏军突破曼纳海姆防线，攻占维堡。芬兰被迫接受苏联的全部条件，签订《苏芬和平条约》，屈辱地出让了部分领土。尽管如此，芬兰人民所展现出来的保卫家园的牺牲精神，从此让全世界对这个僻居一偶的小国刮目相看。
芬兰人朴实无华，不长于文学艺术。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言，百年来，斯堪的纳维亚其他三国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都有两位以上的作家获奖，而唯独芬兰只有一位西佩伦。那是一九三九年，这个小国的前途险恶无比。纳粹德国已经吞并了奥地利、捷克和波兰，而与希特勒订有秘密条约的苏联则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独立国家，正准备以同样的方法对付芬兰。西佩伦被誉为“芬兰的左拉”，一惯以强有力的写实主义描述土地和人民的不幸。诺贝尔委员会的评委们称之为“受苦受难的兄弟”，在报告中指出授奖给他的原因是：“他以深刻的了解与精湛的技巧，描绘了两样交互影响的东西：他的祖国的本质，以及该国农民的生活。”获奖消息传出之后，西佩伦在记者会上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项奖不仅是要颁给我个人，同时也是要颁给我的祖国。”
那一年，西佩伦从赫尔辛基到斯德哥尔摩，路程可比我们复杂多了。由于严冬时节的浮冰，更由于战争的威胁，海上航线和空中航线都很危险。西佩伦不辞千里，从赫尔辛基乘坐火车，环波的尼亚湾，取道拉普苔原，花了数天的时间，才抵达目的地。
而我们从赫尔辛基返回斯德哥尔摩，跟来的时候一样，也是一个晚上的时间。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夜晚。岸上的灯火，并不繁华。大教堂黝黑的塔尖，还依稀可见。
一街一巷总关情
——绍兴散记
毡帽
一想到绍兴，就想起毡帽来。鲁迅笔下绍兴的人物，只要是生活在底层的男性，许多都戴毡帽。在我的心目中，毡帽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帽子，而是一种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的事物。每当我的眼前浮现出毡帽和戴着毡帽的人物，我就想起轻盈的乌蓬船，想起激越的社戏，想起仄仄的咸亨酒店，想起那四通八达的水网。
毡帽，是绍兴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毡帽也成了中国农民的标志。毡帽下面覆盖的，是一颗颗坚韧而愚钝、朴实而鄙俗的头颅。这些头颅让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些头颅建构成了一部最鲜活、最真实的历史。每顶毡帽上都沾着雨水、浸着汗水，每顶毡帽里都隐藏着无声的诗篇、无言的言语。
我们到绍兴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正是人们回家的时分。这是我们第一次到绍兴，心里很激动。我们先不去那些有名的地方，而选择去几条并不喧闹的小街巷。也许，在这些地方才能发现真正的绍兴。游荡在陌生的小巷子里，我却觉得好像曾经到过这里——青石板的街道、木门的铺面、光滑的石井栏、卖臭豆腐的小摊……这一切，不由让人联想到温馨而忧伤的童年。而我的童年，从来没有见过的，恰恰就是只有这里才有的毡帽。
街道上的人们，虽然要回家，但是步伐明显比其他地方的人要悠闲。例如北京和上海的人，就像是不会停蹄的马，匆匆再匆匆。而绍兴人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不是目不斜视，而是好奇地打量着本来已经很熟悉的周围的环境。他们边走边看，而四周的事物并没有日新月异。他们的穿着不光鲜，更不时髦，有些守旧，有些灰暗，却跟小城的街道、建筑的风格浑然天成，共同构成一种柔和、安稳的氛围。突然，宁萱拍拍我的手说：“看，毡帽！”
我吃了一惊，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就在这人流之中，混杂着好几个戴毡帽的男子。他们头上的毡帽，两边翘起，中间尖，侧面看像是船形。外形有点像法国贵族的礼帽，却没有一丝富贵气，而显得有些土气。我所说的“土气”，并没有一点贬斥的意思，反而带有羡慕和赞赏的意思。今天，都市里具有“土气”的东西太少了，要么就是人为制造的“伪民俗”，如同张艺谋电影里的灯笼。所以，毡帽的土气让我觉得分外亲切。我第一眼就觉得毡帽里蕴含着清新的泥土的气味，毡帽和戴着毡帽的人，与乡村、与庄稼、与雨水紧紧相连。严格说起来，绍兴不是一座“城市”——以工业为支柱的、现代化的城市。在绍兴，没有那么多钢铁和水泥，没有那么多烟囱和轿车。相反，绍兴保持着它黑顶白墙的小院子，保留着它种种古老的手工业和小铺子。河水虽然没有以前那么清澈透明了，但依然缓缓地流动着，不紧不慢，有自己随心所欲的韵律。绍兴依然属于过去，属于乡土，属于诗情画意。
我和宁萱注视着从身边走过的戴着毡帽的人们。他们的脸上有风霜的痕迹，有劳动的艰辛，也有生存搏斗的纪念和宁静造就的幸福。鲁迅路正在整修，天色渐暗，修路的工人们都三三两两地回家了。他们中，只要是稍微年长的人的头上，几乎都戴着黑色的毡帽。他们不戴工人的安全帽，而依旧戴着传统的毡帽，也许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执拗。他们的肩上扛着工具，有的人把毡帽拎在手中，在毡帽中放着东西——或者是一包油豆腐，或者是一瓶老酒。原来毡帽还有这等妙用，还可以拿来装东西！仔细观察，毡帽确实是方便实用的大口袋。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与宁萱相对而笑。我们与其中的一位老人聊天，边走边聊。老人介绍说，绍兴的毡帽直到今天全是手工制作，毡帽用羊毛来作为原料。绍兴的毡帽有隔热保暖和不易受潮的特点，既能抵御风寒，又能遮阳避雨。老人自豪地说，他们的毡帽冬天戴了热，夏天戴了凉，既可以当草帽，也可以当蓑笠，除了盛夏酷暑以外，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在路口与老人和他的同伴们告别，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我宛如回到鲁迅的小说当中。其实，他们都不算是工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正如绍兴算不上一座城市，而像是一个充满温情的集镇。
关于毡帽，在绍兴还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那是很久以前了，绍兴有几个猎人到山上打猎，打伤了一只大老虎。众人追赶到老虎洞，老虎已经失血过多死去了。当猎人们扛起老虎的尸体就要离开时，发现老虎竟然躺在一块“毡毯”上。仔细一看，由于老虎长期睡过，“毯”呈锅底形。猎人们把它带回家去，按照它原来的形状制作成帽子，戴在头上，感到异常暖和。后来，制帽匠从中受到启发，加以仿制，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成了绍兴特有的毡帽。这个故事并非附会，因为以前在绍兴的店铺中，一般都供着财神的像，唯有毡帽店悬挂着一幅老虎图。我喜欢这个故事，它体现了人对自己有限性的认识，人的智慧在穷尽的时候可以向动物讨。这个故事说明了这个地方的人谦逊的、温顺的心态。
我喜欢绍兴这个晃动着毡帽的地方。当然，即使是这里，戴毡帽的人也是以老人居多，几乎没有青年人戴它了。他们有自己不戴毡帽的理由，他们认为毡帽太土气了。他们对“土气”的理解，与我的理解截然相反。我因为土气而赞美毡帽，而他们却因为土气而抛弃毡帽。我又设身处地地想，假如我也是绍兴的青年人，我会不会再戴毡帽呢？老实说，不太可能。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叫嚷着“超英赶美”。然而，不但英美没有赶上，我们还失去了我们自己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正是这些宝贵的东西，使我们成其为“我们”。这些宝贵的东西，许多其实并不神秘，不过就是我们最司空见惯的东西，例如毡帽。它们早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鲁迅先生在《寄周刊编者信》中说过：“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给他戴的是毡帽。”那么，今天的我们，失去的难道仅仅是毡帽吗？
咸亨酒店喝绍酒
一个小小的酒店，因为一篇文字而享誉世界。人们通过一篇短短的文字而记住了小酒店的名字，特别是那个曾经在这里喝过酒的可怜的读书人。文字的力量并不完全是脆弱的，它指向人性最深刻的层面，它穿越历史的烟云，沟通处于不同时空中的一颗又一颗的心灵。
这篇文字就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穿着长衫却站着喝酒的孔乙己、知道茴香豆有四种写法的孔乙己，现在早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孔乙己是鲁迅创造的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孔乙己的原形是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