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控制，但崛起的知识分子对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213年，巴黎的大学总监被迫放弃了颁发执照即授课许可证的特权。这一权力转移到大学教师手中。从1301年起，大学总监甚至不再是学校行政上的领导。而在波伦亚，由副主教担任大学主席一职。但事实上大学主席的权威在大学围墙之外，副主教满足于主持学位授予仪式。教学内容与方式都由教授自主。
其次，大学与世俗政权的矛盾同样突出。统治者试图取得对大学的控制，大学将为王国带来财富和名声，同时也可以成为对大小官吏进行教育的场所。王公大臣们希望像对自己领地上的居民一样，对自己王国里的大学切实地行使自己的权威。大学的师生们用生命来捍卫学术的自由，直到获得胜利。在巴黎，为了争夺大学的自主权，1229年学生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学生被国王的卫队杀死，巴黎大学大部分人参加罢课，并撤往奥尔良。有两年之久的时间，巴黎大学几乎没有开过任何课程。直到1231年，路易九世郑重承认大学的独立地位。在英国牛津大学，1232、1238年、1240年发生了三次大学与国王的剧烈冲突，最后以亨利三世的退位而告终。世俗政权大体上从大学里退出。
对比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学生运动与本世纪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欧洲大学的学生运动是内倾型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身的独立；而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是外向型的，主要的目的是想解决整个国家的政治问题。欧洲大学从一开始起就确立了自己发言的前提，即：先获得自身的学术独立性，才谈得上对国家的其他方面指手划脚。让大学摆脱外部的诸多力量的牵扯，大学不代表谁发言，大学只代表自己发言，这样的发言才可能是金玉良言。而北大则始终想充当某种更强大的势力的代言人，或者是政府，或者是大众，或者是虚幻的“天下”。中国传统士子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这一理想贯穿于2000年的“太学”历史之中。北大虽然是新式学校，但受太学传统的侵染很利害，北大连做梦都在“为天下先”，偏偏心目中没有自己，这样的一种“无私”有没有问题呢？假如自己没有一个稳当的立足点，又如何能够撬起地球来呢？
欧洲的大学通过对自身利益的捍卫，使自己成为一种独立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而以北大为典型的中国现代大学则被纳入政府机构中，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西方大学从13世纪以来就具有的独立性，对20世纪末的中国大学来说依然是一个美好的梦境。13世纪末，爱尔兰学者托马斯写道：“巴黎城就像雅典，分成三部分：第一，商人、手工业者和普通老百姓，名为大城；第二，宫廷周围的贵族和大教堂，名为旧城；第三，大学生和教员们，名为大学。”欧洲的许多大学都建立在郊外，大学本身就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小城市。即使是那些处在大城市的大学，在城市的结构中，它们的身份也是独立的。这跟建立在皇宫旁边的北京大学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中国现代大学的依附性是与生俱来的，更在窘迫的现实环境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雅克？勒戈夫注意到了欧洲大学先天具有的叛逆色彩，“大学组织看来注定要从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向另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转化。它看来必将一个接一个地背离所有其他的人。对教会、对国家、对城邦来说，它都可能会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
与之相比，很不幸的是，北京大学从一建立起，就被各种势力进行严格的归类，最后它自身也不得不认同那种最强大的力量对它的归类。欧洲大学无法“归类”的、强硬的、异端的性格，使自身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且让教会和世俗政权不得不让步。一个极端尊重自己的社会组织，本身就具备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事实就是这样的：你不依附政治，政治反倒来讨好你；你向政治抛媚眼，政治反而把你当作妓女来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所充当的角色，并不比妓女好多少。在文革中，北大以叛逆的姿态来充当了可耻的打手，它不仅清洗了内部最优秀的分子，而且向全国所有的大学和教育机构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它与其说是被领袖所利用了，不如说是主动地迎合了领袖的意图。
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明确了自身的立场，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站稳了自己的脚跟。正如雅克？勒戈夫所描述的：“大学与大学成员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清楚的揭示。在法国，当统治权从伐罗亚王室转到卡佩王室后人手里时，和百年战争分裂时期；在英格兰，在贵族反对国王的13世纪和王朝更替的14世纪与15世纪；在捷克、波兰或苏格兰的国家建立过程中，在教会大分裂期间和在康斯坦茨与巴塞尔的重大宗教会议上，大学都作为行动者，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巍然屹立。”这一现象说明，先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才有发言的价值。自己得成为一棵大树，才有可能拥有一片蔚蓝的天空。自己是一株爬山虎，人家自然就随便地处置你。
北大的精英意识，也与它的官学传统纠结在一起。北大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中最优秀的，所以便有权利决定中国的命运，有权利做中国的主人。追溯传统，它来源于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在西方，自柏拉图以来，也有类似的思路。
大思想家卡尔？波普最反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他终其一生阐明这一思路的危害性。他举了一个例子，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过教育的人不断问道：“我的投票与丝毫未受过教育的任何清洁工人的投票一样份量，这难道是正确的吗？难道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比未受过精英的群众更有远见，因此应当对重要政治决定具有更大的影响吗？”
波普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摒弃由聪明人和善人统治的柏拉图式的观念。毕竟谁在聪明与愚昧之间做出选择呢？他强调说：“西方国家所尊敬的无名战士纪念碑是西方信仰的象征——无名对普通无名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并不询问他们属于群众还是精英：他是一个人，要整体地看待他。”
记得我刚刚到北大的时候，就有老学长反复对我说，我们北大人是最优秀的，我们才有资格管理国家，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很奇怪地问：“他们是谁？”他指了指围墙外面的世界说：“他们在墙外面。”我很不喜欢这种姿态，我想，我就是从“他们”中间来的，我还要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属于“他们”。许多人把进入北大看作一次加冕，一次黄袍加身——一进北大门，立即就跟原来不同了。我没有意料到这种观念会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北大里几乎所有的人，只是有的人对此有警惕和反思，而绝大部分人光荣地把这一切继承了下来，并且心安理得地传给新人。
还有一则很有趣的真事，在一次学生运动中，北大的队伍浩浩荡荡，但是人民大学早已经出发了。不行，不能让别人当老大，北大的学生干部冲上前去交涉，说只有北大才是老大，北大必须走在前面。两个大学的干部们争吵起来，过了很久，人民大学才不得不让步，北大的队伍终于走在的前面。“面子”已经比什么都重要的，这就是“官学”达到背景在背后作怪。这使我想到封建时代，两个官员各自坐着八抬大轿迎面走来，因为官阶相同，两人各不相让，在路上争执起来。最后导致了交通堵塞，他们还是争执不下。于是，闹到皇帝的面前，他们各自拿出若干理由，说明是自己对帝国的贡献大，所以自己应当先走。这时，英明的皇帝也为难了。
五四运动中，是北大最先打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而民主至今依然没有在北大扎下根来。在北大，有多少人理解民主的真正内涵呢，包括那些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大教授？民主不是聪明人治国，而是所有人一起治国。正如波普所说：“是对外面同胞的这种信仰和对他们的尊重，使我们的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最好的时代。这种信仰的诚挚被乐于为它做出牺牲所证明。我们信仰自由，因为我们信仰我们的同胞。这就是我们废除农奴制的原因。我们的社会秩序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因为它是最乐于不断改进的秩序。”这段话值得每一个傲慢地对待自己同胞的北大人每天读上三遍。
一直缺乏自身立场的北京大学也是现实政治的热切参与者，但它的参与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失败的参与。北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很能说明问题。北大自己认为自己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谁知不过是领袖手上的一颗过河卒子罢了。1966年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播出后，北大全校震惊。至此，北大学生被煽动起来，风风火火地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去，成为造反的先锋。但是，当造反造到统治者头上时，所谓“红卫兵”便被他们保卫的对象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68年7月28日凌晨3时至8时半，毛泽东接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聂元梓、蒯大富等5人。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的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搞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是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方法都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毛泽东还说：“现在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此时此刻，领袖算是报了当年在北大受冷遇的一箭之仇。这所丧失了独立品格的大学，仿佛是一团稀泥，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学生造反派们这才恍然大悟。这叫做“玩火者终自焚”。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京大学，作为文化、教育和学术机构的北京大学不复存在。
北京大学的官学传统是它身上的一颗毒瘤。欧洲大学中的学者和学生把“学”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来看待，在学术研究和对学术研究行为本身的坚持中获得了完全的自足。这一点，在现代西方的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华裔校长田长霖就公开宣称，一所大学，放在第一的应当是研究，科研水平是一个大学的生命线。学生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本科生要成为第一流的本科生、硕士生要成为第一流的硕士生、博士生也要成为第一流的博士生。
而对晚清以来的北大学生而言，“学生”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从京师大学堂一诞生起，“职业学生”就成为这所最高学府的一大特色。这群学生把呆在大学里当作升官发财的一个终南捷径，至于读不读书反倒在其次了。北大从晚清以来一直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心，这与北大学生“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立场有关，更与北大有这么一大批“职业学生”有关。在辉煌的历史大叙事背后，有许多不那么光彩的因素在内。即使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也有为数不少的谋取私利的“职业学生”混迹其间，捞到不少好处。1949年以后，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北大像一列开往深渊的火车，再也刹不住车了。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职业学生在北大简直就是如鱼得水，翻云覆雨，为所欲为。北大人玩校园政治玩得得心应手，在历次学生运动中，谋取私利的人数并不比真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数少。而长期以来，前者躲到了历史的幕布之后，不为后人所知。“学生领袖”当中固然不乏雄姿英发的才人俊杰，也有不少卑鄙无耻的小人。把考入北大当作吃政治饭的第一步的人大有人在。
美国第一流的大学被称为“常春藤联盟”，这里的“常春藤”仅仅是指古老的楼房上面的那些绿色植物而已。而北大根深蒂固的官学传统，则使北大的灵魂里掺入了“爬山虎”的因素，在北大漫长的一百年里，这个慢性病一直在折磨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多灾多难的大学。
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
——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
摩 罗 尹振球 余 杰 任不寐
信仰的危机正在折磨着我们，
一切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就是信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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