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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要旨，合乎正义的职司分配（“政治权利”）
应该考虑到每一受任的人的才德或功绩（“公民义务”）。
］寡头派和平民派两者虽都主张事物的平等，但对于人身的平等这个问题，他们就意见相歧了。发生这种纷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方才所说他们都作为自身有关案件的判官，而且做出了错误的论断；另一原因则在双方各别认识的正义观念，实际上都是局限的偏见，却各自认为是绝对而完全的道理。寡头（财阀）派的偏见在“资财”
，他们认为优于（不等）资财者就一切都应优先（不等）
；平民派的偏见在“自由身分”
，他们认为一事相等则万事也都相等。
可是，两方都疏忽了真正的要点［即城邦所由存在的目的］。
如果财产确为人类所由合群并组成团体的目的，则人们分配地邦的职司和荣誉时就应该以他们所贡献的财产为比
①见《尼伦》卷五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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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１政 治 学
例；按照这个论据，寡头（财阀）派的理由是充足的——要是投资一米那的人，和那个投资其它九十九米那的人，平等享用一百米那的本利，这才真正是不合正义（不平等）
了。
但是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①；假如②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生存）
，那么，奴隶也可能组成奴隶的城邦，野兽或者也可以有野兽的城邦，然而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世界中，实际上并没有这类城邦，奴隶和野兽既不具备自由意志，也就不会组织那种旨在真正幸福的团体。
相似地，城邦的目的也不仅为寻取互助以防御一切侵害，也不仅为便利物品交换以促进经济的往来。假如城祁的目的仅仅是这些，那么替里尼人和迦太基人就可并为一邦，其它缔结商务条约的各邦也可作相应的合并。这是确实的，这些邦国订有输入输出的合同，并缔结商务条约，规定［在商业上］互不损害两国人民的利益，保证各自正当的行为；这些邦国之间还有成文的军事互助同盟条约③。但，另一方面，两
①参看卷一章二；本卷章六。
②３１行起，直至３６行止，原句尽属“假如……”绪句，中国夹入若干括弧子句。结句实际见于……所以句。兹参照各家译文，改变了语句联系词，区分了这一长句。
③希腊古典时代地中海各城市从事矿业和手工业者以铜铁器和陶器交换非洲、意大利、小亚细亚、黑海地区的农产品。粮食的输出入，很多城邦由政府经营，相互间便订立“贸易合同”。
关于两邦间商务人员的一切行为，如发生纠葛，则凭商务条约各款处理。
参看希克斯：《希腊碑志手册》（Ｈｉｃｋｓ，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Ｇｒ。
Ｈｉｓｔ。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第７４号碑文。
替里尼人指意大利半岛上拉丁地区北部埃特罗里亚（Ｅｔｒｕｒｉａ）的居民。迦太基和意大利沿海城市贸易定有规约，其详不得而知。
布佐耳特：《希腊史》（Ｂｕｓｏｌｔ，Ｇｒ。
Ｇｅｓｃｈ。）
，卷二７５３—７５５页说，公元前５３５年，曾有迦太基人和埃特罗里亚人的联合舰队驱逐替里尼海中科西嘉（Ｃｏｒｓｉｃａ）岛上的腓尼基殖民，足证两邦曾经订有“军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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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１５１
邦并没有共同设立的商务官员，总理两邦的贸易；反之，两邦仍旧各设自己的职司，管理本邦的业务。两方的条约只限于防止并处分自己的人员［在进行贸易时］发生有害于对方人员的行为，两方对于对方人员的道德品质都不用操心，条约中也无须保证所有参加贸易业务的人们全都不发生有违正义（非法）或其它恶劣行为。可是，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恶行。
所以，要不是徒有虚名，而真正无愧为一“城邦”者，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不然的话，一个政治团体就无异于一个军事同盟，其间惟一的差别就只在空间上，一个“城邦”内的居民住在同一空间，而另一个“同盟”内的人民则住在互相隔离的两个地区。又，如果不是这样，法律也无异于一些临时的合同——或引用智者（诡辩派）吕哥茀隆的话语，法律只是“人们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临时］保证”而已——，而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①。
一个城邦的目的是在促进善德，这样的宗旨不难给它作证。这是很明显的；要是梅加拉和科林斯两邦（市）竟然围以一道垣墙，这两邦却还不是一邦。假令两邦（市）的居民更相互通婚，虽然通婚为同邦以内社会生活的征象之一，但仍然不能说它们已合为一邦。即使它们已作成下列安排，仍
①参看卷一章二和本卷章六３０。
此节阐明人类合群而组织团体的目的挨次为军事、经济、政治三级（注）
；平民（民主）派所持“自由身分”和寡头派所持“财富”仅仅各自符合于第一第二级目的，不符合人类的高级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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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能说它们已经成为一邦：——人们相离虽远而犹能相及，于是订立了在物品交换方面彼此保护、互不损害的规约，作为共同信守的典章。我们可以设想参加这种交换行为的人们，一个是木匠，另一是农民，又一是鞋匠，以及其它一些物品的生产者，人数很多；我们也尽可设想这里的人数竟然多到一万人。可是，假如这些人的结合仅以物品交换以至防卫同盟为止，那么他们的结合仍未能达到一个城邦［政治］组织的阶段①。为什么呢？这不是说，作为同一团体，其中所包含的分子尚缺少延续性②。
在上述的结合中，人们尽可集合到密切相接的一个会场；但他们要是各各保有自己的家庭，好像独治一个城邦那样管理家务，他们所由集合的作用只限于共同防卫某种临时发生的侵害而已。简单说来，即在集合完了以后又像未集合以前一样人人各自进行原来的生活；那么，任何精审的思想家就不会说这种结合是一个城邦（政治体系）。
所以，很明显，一个城邦不只是在同一地区的居留团体，也不只是便利交换并防止互相损害的群众［经济和军事］团体。这些确实是城邦所由存在的必要条件；然而所有这些条
①至此，亚氏应用“尽其可能”
的作证法，给城邦组织的道德目的作证：说明（一）
延续性——人民同在一个地区，可以互相接触；（二）
因通婚而血统混合；（三）
因经济往来而日常生活安排在同一防御体系以内；既挨次叙述了非道德目的的这三种可能的结合形式而指证它们都不得成为城邦政治组织，这就反证了原先的道德主题。
②包含在各分子间的“延续性”为事物“合一”的条件，参看《形上》卷五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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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３５１
件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城邦。城邦是若干生活良好的家庭或部族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才行结合而构成的。
可是，要不是人民共居一处并相互通婚，这样完善的结合就不可能达到。所以各城邦中共同的“社会生活”——婚姻关系、氏族祠坛、宗教仪式、社会文化活动等——是常常可以见到的现象。这些事业都可以促进人间的友谊，而友谊仅仅是社会生活情调的表征。至于一个城邦的作用及其终极目的却是“优良生活”
，而社会生活中的这些活动却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一些手段而已。
城邦为若干家庭和［若干家庭所集成的］村坊的结合，由此结合，全城邦可以得到自足而至善的生活，这些就是我们所谓人类真正的美满幸福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
［我们就应依照这个结论建立“正义”的观念。
］所以，谁对这种团体所贡献的［美善的行为］最多，［按正义即公平的精神，］他既比和他同等为自由人血统（身分）或门第更为尊贵的人们，或比饶于财富的人们，具有较为优越的政治品德，就应该在这个城邦中享受到较大的一份。由此可知，对于政体问题有纷歧意见的两方［平民派和寡头派］所持的“正义”观念都是偏见②。
①参看卷一；《尼伦》卷一。
②本章关于“正义”和“法律”两词的解释，参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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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政 治 学
章十 关于城邦的最高治权应该寄托于什么（怎样的人们）
，这也是一个疑难：寄托于“群众”
①或“富户”或“高尚人士”或“全邦最好的一人”或“僭主”。
［在这五者之中，］选取任何一项，都会发生不相宜的后果：那些后果怎么会不随之而来呢？倘使穷人占据最高治权，就会凭其多数来瓜分富户的财物——这是否有违正义（非法）？
平民派就会出来回答说：“不，神明鉴临②，这是最高统治机构依据正义（依法）而行的措施。”但，我们跟着可以反问，假如这还不算是极端的不义（非法）
，什么才是不义？全邦中任何多数，无论为小康之家，或为穷苦的人，倘使把少数人的财物共同瓜分，取为己有，这种多数显然是在破坏城邦。可是，善德总不做破坏任何善物的行为，而正义也一定不是为害于城邦的。于是，很显然，这种没收（分赃）的法令是不可能合乎正义的。
［如果说这种法令合乎正义，］僭主的行为也就必然是合乎正义的了；恰恰好像平民多数以强力（较高法权）
胁迫富户，僭
①希腊各城邦除为数甚众的奴隶外，自由公民社会一般可分为少数和多数两层。
（一）
“上层少数”主要为“富户”
（资产阶级）
，另有“贤良人士”和“著名人士”（贵要阶级）或“高尚人士”。（二）
“下层多数”（）
，“群众”
，即“平民”
；平民群众内，有些是“穷人”
（贫困阶级）
，还有些是失产失业的“群氓”。所谓“高尚之士”为持平公正的人，能弥补法律的遗漏，排解社会的纠纷，也可列在这两层公民的中间。参看《尼伦》卷五章十；《修辞》卷一章十三、章十五。
②不，神明鉴临，直译为“唉，大神”
，这个随口的誓语，用以加重原句的辞意，保证所言的确实。依鲍尼兹：《索引》，这个口语，全集中仅见于本书此节及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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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５５１
主们也遵循同样行径胁迫他人。那么，要是由少数富人来执政是否就能合乎正义？如果他们也像别人那样掠夺并没收平民的财物，他们的行为是否可算是合乎正义（合法）？
倘使认为合法，则平民所施于富户的行为也应当同样认为合乎正义了。这是无疑的，所有这些恃强逞暴的行为都是卑鄙而不义的。
［于是，试问］这就应该由［少数］高尚人士（贤良）执政而掌握最高治权么？
但［高尚人士虽不会没收他人的财物，可是］依照这种制度，其它的人们［虽可常常保有产业，却］都不得任职。城邦的职司本来是名位（荣誉）
，少数的一部分人常常占据这些名位，全邦其它的人们便永远被摈于名位之外了。倘若以最好的一人来治理，是否可以胜过其它各种办法呢？
这种制度的性质［比富户和贤良为政，］实际上就更是寡头；邦内不得名位的人自然也就更多了。
有些人看到，把治权寄托于任何“个人”
［或任何一组的人］，而个人既难免情感的影响，这就怎么也不能成为良好的政制，于是他建议：这不如寄托于“法律”
①。然而法律本身可以或倾向寡头，
①“人治不于法治”之说，毕达库斯早已主张过（狄奥多洛：《史丛》卷九２７。
４，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卷一７７）。柏拉图：《法律篇“７１３Ｅ说，大神不再像在克罗诺（Ｃｒｏｎｕｓ�